安娜·卡列宁娜-第1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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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察里津车站，火车受到一队唱着悦耳的《斯拉夫西亚》①的青年合唱队的欢迎。志愿兵们又行礼，探出头来，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再注意他们；他和志愿兵们打过那么多交道，对于他们这一类型已经看惯了，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但是卡塔瓦索夫，由于忙着从事科学工作一直没有机会观察志愿兵们，却对他们非常感兴趣，直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探听他们的事。　
　　　
　　①这是一支爱国的歌曲。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他到二等车里去，亲自同他们谈一谈。到了下一站卡塔瓦索夫就照着这话去做了。　
　　车一停他就走到二等车厢里，同志愿兵们结识了。他们正坐在车厢的角落里高谈阔论，而且显然知道旅客们和走进来的卡塔瓦索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那个高个子、塌胸脯的年轻人讲话的声音比任何人都响亮。他分明喝醉了，正在讲他在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件事。他对面坐着一位已经不算年轻的军官，穿着奥地利近卫军的军用外套。他带着微笑听着那个年轻人讲，而且想要拦住他。第三个，穿着炮兵军服，坐在他们旁边的一只箱子上面。第四个沉入睡乡。　
　　同那个年轻人攀谈起来，卡塔瓦索夫探听出来他本来是莫斯科的一个富商，不满二十二岁就将巨大的家产挥霍净尽。卡塔瓦索夫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毫无丈夫气概，娇养坏了，而且身体虚弱；他显然确信，特别是现在他喝得醉意醺醺的时候，他是在完成一种英雄事业，而且他以一种令人最不愉快的姿态自吹自擂起来。　
　　第二个，那个退伍军官，也给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显然是一个样样事都干过的人。他曾经在铁路上供过职，做过管家，自己开办过工厂，完全没有必要地谈论着这一切，不恰当地使用着一些术语。　
　　第三个，那个炮兵，反而获得了卡塔瓦索夫很大的欢心。他是一个谦逊而沉静的人，显而易见很崇拜那位退伍近卫军官的知识和那位商人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一点也没有谈到他自己。当卡塔瓦索夫问他是什么促使他去塞尔维亚的时候，他谦虚地回答说：　
　　“哦，人人都去呢。而且塞尔维亚人也需要帮助。我替他们难过。”　
　　“是的，那里特别缺少炮兵，”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也许他们会把我派到步兵或者骑兵队里去。”　
　　“在最需要炮兵的时候，为什么要派到步兵队里去？”卡塔瓦索夫说，按照炮兵的年龄推断，他一定已经升到相当高的官阶了。　
　　“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我是一个退伍的军校学生，”他说，于是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他军官考试没有及格。　
　　这一切凑拢起来给予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当志愿兵们到一个车站上去饮酒的时候，他想同旁的人谈谈来证实一下自己的不良印象。有一个穿军用大衣的老年旅客，一直倾听着卡塔瓦索夫和志愿兵们谈话。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卡塔瓦索夫就跟他攀谈起来。　
　　“去那边的所有这些人的情况有多么不同啊！”卡塔瓦索夫含混其词地说，想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也要探听一下那位老人的见解。　
　　这老人是一位军官，参加过两次战役。他知道一个军人应当是怎样的，从这些人的外表和谈吐，从他们一路上酒瓶不离口那股劲头看来，他认为他们是不好的兵士。除此以外，他住在一个县城里，他很想讲讲那个县城里有一个参军的退伍军人，那是一个谁也不肯雇用的醉汉和窃贼。但是根据经验他知道在目前社会上这种情绪之下，发表任何违反公论的意见都是危险的，特别危险的是指责志愿兵们，因此他也只望了望卡塔瓦索夫。　
　　“哦，那边需要人，”他说，眼里含着笑意。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最近的战事消息，互相掩饰着不知明天会和谁交战的疑惑心情，因为根据最近的情报，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打败了。因此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分手了。　
　　卡塔瓦索夫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告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对志愿兵的看法的时候，不由地说出违心之论，好像他们都是最杰出的人一样。　
　　在一个大城市的车站上，志愿兵们又受到歌声和欢呼声的欢迎；拿着募捐箱的男男女女又出现了，省城的妇女们向志愿兵们献花，陪着他们进入餐室；但是这一切已经比莫斯科差得多了。
四

　　当火车停在省城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到餐室去，却在月台上踱来踱去。　
　　他第一次经过弗龙斯基的车厢的时候，他注意到窗幔是拉下来的。但是他第二次经过的时候，他看见老伯爵夫人正坐在窗口。她招手把科兹内舍夫叫到跟前。　
　　“您看，我把他一直送到库尔斯克，”她说。　
　　“是的，我听说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停留在她的窗前，往里望了一眼。“就他这方面说，这是多么高尚的举动啊！”他补充说，注意到弗龙斯基没有在车厢里。　
　　“是的，遭到那场不幸以后，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多么可怕的事件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唉，我受了多大罪啊！请进来吧……唉，我受了多大罪啊！’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来，在她旁边的软席上坐下的时候，她重复了一遍说。“您简直想像不出啊！六个星期他对谁也不讲话，只有我恳求他的时候，他才吃一点。简直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他。我们把一切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都拿开了；我们住在楼下，但是万事都难预料。您要知道，他为了她的缘故自杀过一次，”她说，回想起这事，老妇人的眉头又皱起来。“是的，她的下场，正是那种女人应有的下场。连她挑选的死法都是卑鄙下贱的。”　
　　“判断这事的不是我们，伯爵夫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说。“但是我了解，这对于您有多么痛苦。”　
　　“唉，别提了！那时我正住在自己的田庄上，他同我在一道。有人送来一封信。他写了封回信，就送走了。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她就在车站上。傍晚，我刚到我的寝室去，我的使女玛丽就对我说车站上有位夫人卧轨自杀了。我好像受了意外的打击一样！我知道这就是她。我头一句话就说：不要告诉他。但是他们已经对他讲了。他的车夫在场，一切都看到了。当我跑到他的房里去的时候，他已经精神失常了，看见他真怕人啊！他一句话也不说，骑着马一直奔到那里去了。我不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把他像死尸一样抬回来。我真要认不出他来了。医生说。Prostrationplète，①紧接着就差不多疯狂了一样。”　
　　　
　　①法语：完全虑脱了。　
　　“唉！提这个做什么呢！”伯爵夫人挥了挥手说。“可怕的时候啊！不，不论怎么说，她都是个坏女人。这种不顾一切的热情有什么意思啊！只不过是证明她有些特别罢了。嗯，她真的就这样证明了。她毁了她自己和两个好人——她丈夫和我的不幸的儿子。”　
　　“她丈夫怎么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　
　　“他带走了她的女儿，阿列克谢最初什么都满口答应。但是他现在非常痛惜把自己的女儿给了生人。但是话已出口，不能反悔了。卡列宁来参加了葬礼。但是我们设法安排得使他和阿列克谢见不着面。这样，对他，对做丈夫的，都要好一些。她使他自由了。但是我的可怜的儿子却完全献身于她了。他抛弃了一切——他的前程和我，就是这样她都没有可怜他一下，却存心把他完全毁了。不，不论怎么说，连她的死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可恶女人的死法。上帝饶恕我，但是我一看见我儿子毁了，一想起她来我就不可能不痛恨！”　
　　“不过他现在怎么样了？”　
　　“这场塞尔维亚战争，真是天赐我们的拯救啊！我是个老太婆了，我不懂其中的好歹，但是对他说这是天赐的福份。自然，我，作为他的母亲，替他担心害怕；尤其是，据说Cen’estpaspastrèsbienvuàPetersbourg①。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能够使他振作起来的事情。他的朋友亚什温，把一切都输光了，也到塞尔维亚去。他来看望他，劝他去。现在这件事引起了他的兴趣。请您去同他谈一谈吧。我愿意使他散散心。他是那么悲伤。不幸的是他的牙齿又痛起来。但是他看见您一定会很高兴。请您去跟他谈谈吧；他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呢。”　
　　　
　　①法语：在彼得堡人们不赞成这件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很乐意，就走到月台那边去了。
五

　　在堆积在月台上的大麻袋投下的夕照的斜影里，弗龙斯基穿着长外套，帽子戴得低低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像笼中的野兽似的在踱来踱去，走二十步就猛地转个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上去的时候，觉得弗戈斯基看见了他，却战意装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毫不在意。　
　　他已经把他和弗龙斯基之间的个人恩怨置之度外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里，弗龙斯基这时是一个从事于一种伟大事业的重要人物，而科兹内舍夫认为鼓舞他和向他表示赞许是他的责任。他走到他面前。　
　　弗龙斯基站住了，望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出他来，就迎着他往前走了几步，和他紧紧地握了握手。　
　　“也许您不愿意见我，”谢尔盖·伊万内奇说。“但是我能不能为您效点劳？”　
　　“对我来说，无论同谁也不如同您见面那样比较愉快的了，”弗龙斯基说。“对不起，对于我，人生已没有什么乐趣了。”　
　　“我明白，而且愿意为您效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凝视着弗龙斯基那张流露着明显的痛苦神情的面孔。“要不要为您向李斯提奇①和米兰②写封信？”　
　　　
　　①李斯提奇（1831—1899），塞尔维亚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一八七六年塞尔维亚与土耳其战争时他任外交部长，采取亲俄政策。　
　　②米兰·奥布廉诺维奇（1854—1901），于一八七二年统治塞尔维亚。一八七六年，社会舆论迫使他对土耳其宣战，以支持波斯尼亚人民的起义。经过长期战争，塞尔维亚获得独立，米兰于一八八二年自己宣布为国王。　
　　“噢，不！”弗龙斯基说，好像费了很大劲才明白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就散散步吧。车厢里那么气闷。一封信吗？不，谢谢您；去赴死是用不着介绍信的！除非是写给土耳其人……”他说，仅仅嘴角上挂着一丝笑意。他的眼睛里仍然保留着那种气忿的痛苦神情。　
　　“是的，不过同有了准备的人建立关系（这总归还是需要的），对您总要好一些。不过，随您的便。我高兴听听您的决定呢。志愿兵们受到那么多的攻击，像您这样一个人，会在舆论里提高他们的声望哩。”　
　　“我，作为一个人，”弗龙斯基说。“好处就在于，我丝毫也不看重我的生命。而且我有足够的体力去冲锋陷阵，或是击溃敌人，或是战死——这一点我倒是知道的。我很高兴居然有适于我献出生命的事业，这生命我不但不需要，而且还觉得很憎恶哩！它对别的人也许是有用的，”由于牙齿不断的剧痛，他的下颚忍受不了地抽搐着，痛得他连心里想的也说不出来。　
　　“我敢预言，您会复元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觉得很受感动。“把自己的弟兄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一种值得人去出生入死的目的。愿上帝赐给您外在的成功和内心的宁静，”他补充说，伸出手来。　
　　弗龙斯基紧紧地握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伸出的手。　
　　“是的，作为一种工具我还有些用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一个废物了！”他停顿了一下才说完。　
　　他的坚固的牙齿的剧痛，使他的嘴里充满了唾液，使他说不出话来。他沉默了，凝视着开过来的煤水车的车轮，它沿着铁轨慢慢地平稳地滚来。　
　　突然间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不是痛楚，而是使他异常痛苦的内心的难受，使他一时间忘记了牙痛。他看到煤水车和铁轨，而且受到和一个自从发生了那不幸事件以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谈话的影响，他突然想起了她；那就是，回想起她遗留下的一切，当他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一样跑到火车站站房，在一张桌子上，毫不羞愧地展露在陌生人眼前，停放着她那不久以前还充满生命的、血迹斑斑的遗体；那个完整无恙的、长着浓厚的头发、鬓角上有着发卷的头，朝后仰着；在那红唇半张的妩媚动人的脸上凝结着一种异样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