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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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月至1978年11月，原以丛书形式出版的《革命故事会》改为双月刊，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从第34期办到第39期便宣告结束。　　　　
　　　　　　1979年1月从第40期开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故事会》双月刊，正式取消了加在前面的“革命”二字。　　　　
　　　　　　这是为1979年座谈会所作的准备，或者说这次座谈会是还《故事会》以本来面目的继续。　　　　
　　　　　　在这次座谈会上，来自浙江的“故事大王”吴文昶在讲了前面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后，深有感受地说：“两则故事都是我自己编自己讲的，为什么群众会有截然不同的反映呢？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和争论，使我明白了，因为前者说出了农村广大妇女心中的不平，为她们说了公道话。后者违背了群众的心意，大家不爱听，拍拍屁股就跑了，那是对‘四人帮’搞的那一套的抗议。由此我懂得了：故事一定要写出群众关心的事，讲出群众的心里话。”　　　　
　　　　　　还故事于民，成了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共同的呼声。　　　　
　　　　　　记得那是1963年的春天，李中法、管鑫万两位编辑来到上海郊外的金山，找到故事作者胡林森，让他叫上几个爱讲故事的朋友一同去张堰镇茶馆喝茶。　　　　
　　　　　　这是一家百年老店，里面早已坐了不少茶客。几个人进去坐定之后，泡上一壶茶，又买来了大饼油条当早点，边吃边谈故事。这茶馆是个“百口衙门”，什么小道消息，新鲜故事都汇聚在这里。连张家媳妇、李家婆婆之间难解的家务事和各种社会新闻，一个又一个的传说，都在这里毫无掩饰地传开。　　　　
　　　　　　几个人边饮茶边闲聊，一会儿，旁边桌子上两个茶客正在谈论金卫乡种试验田的消息将他们吸引了。仔细一听，还真让人感动。这金卫乡与张堰镇是毗邻，是一个穷得出了名的海滩。而一群有文化的年轻人却不甘贫穷，在海滩上种起了试验田，这些青年男女们一个又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就在这试验田里发生了。那两位茶客一边讲着，一边开心地哈哈大笑。　　　　
　　　　　　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走出茶馆，两位编辑都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让胡林森回去写下来。胡林森回去后连夜写成了《海滨新一代》的故事，在当年上海市举办的故事会讲上一炮打响，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引起了各种传媒的重视，故事不胫而走。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以此为书名，专门为胡林森出版了个人短篇故事集。　　　　
　　　　　　这件事说明凡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表达了人民群众心声的故事，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从人民群众中来，又能够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故事一定是好故事。　　　　
　　　　　　在这次决定《故事会》未来命运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发言最热烈的就是故事的人民性问题，这同时也是任何一本刊物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大家认为，民间故事历来以它鲜明、强烈的人民性为特征，新故事也不例外。人民性，就是要求新故事能及时地、如实地反映和表达一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盼望解决的问题。你反映了，人民就欢迎，反之就厌弃。人民群众是最公正的，他们既欢迎故事无情地鞭挞假、恶、丑，同时也称赞故事颂扬真、善、美。　　　　
　　　　　　让故事回到人民中去，就有无限的生命力。　　　　
　　　　　　还《故事会》于民，她才能有生长的土壤，才会有鲜活的生命。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8）

　　　　　4．《故事会》要姓“故”　　　　
　　　　　　何承伟急匆匆地朝安福路52号走去。　　　　
　　　　　　他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找到正在写电影剧本的故事作者胡林森和吴仲川。　　　　
　　　　　　两人见何承伟来了，忙将已写出初稿的电影剧本交给他。　　　　
　　　　　　何承伟接过剧本，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又细细地琢磨了剧本的故事结构和剧中精彩故事的各个细节，提了不少的修改意见。并建议他们是否能先写一个中篇故事，到家乡去讲一讲，听听群众的反映，再回过头来改剧本。　　　　
　　　　　　两人根据何承伟的建议，将电影剧本改成了一个8万字左右的中篇故事，回到乡下去一讲，台下便响起阵阵笑声和掌声。　　　　
　　　　　　故事在群众中的良好效果显而易见。　　　　
　　　　　　回到电影制片厂后，胡林森和吴仲川根据群众对故事的反映，结合何承伟提出的意见，对电影剧本进行了修改。由于有了故事的基础，修改起来得心应手，剧本很快通过。　　　　
　　　　　　电影在全国放映后很受观众欢迎。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儿子孙子和种子》。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部受到观众好评的电影，竟是从《故事会》编辑的眼中“淘”出来的呢！　　　　
　　　　　　那是一个淫雨霏霏的早晨。　　　　
　　　　　　顾伦同何承伟从上海市区来到郊区的金山松隐镇一家简陋的小旅馆，立刻约几位当地的故事作者来讲生活中自己遇见和听到的小故事，这实际上就是故事创作前的一个选题材、搭架子过程。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编辑和作者吃住都在一起，大家无拘无束地讲着各自认为感兴趣的故事，而大家讲得最多的是正在开展的计划生育方面的故事，小小的旅馆里不时地传出阵阵笑声。　　　　
　　　　　　两位编辑听了之后，认为农村的计划生育是一个很好的现实题材，便建议胡林森等回去后将这些大家讲的素材写成小故事，肯定会得到读者喜欢。　　　　
　　　　　　几天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胡华来到金山，听了这些故事同样很感兴趣，就建议将这些小故事改写成一个电影剧本。　　　　
　　　　　　电影放映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同名的中篇故事集。　　　　
　　　　　　这能说明什么呢？　　　　
　　　　　　一则好的故事，完全会超过其自身的影响。而作为故事载体的《故事会》则必须登载好的故事，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1979年9月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故事会》虽然复刊了，但在“革命”二字的“指引”下，那些所谓的故事，大都是一些干巴巴的政策图解。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必须在故事的创作上拨乱反正。　　　　
　　　　　　故事要姓“故”，对于这一点，大家是“英雄所见略同”。　　　　
　　　　　　“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曾打着“彻底革命”的旗号，妄图割断《故事会》这种以刊登现实故事为主的刊物与民间文学的血肉关系，去为他们的政治野心服务，这无异于将这本期刊引向死亡。　　　　
　　　　　　故事要姓“故”，《故事会》更应该姓“故”。　　　　
　　　　　　这样一个鲜明观点的提出，使在座编辑们的心里一下子暖融融的，真有一种被无情地扔在山野上的孩子，在风雨中毫无方向的辗转哭喊之后，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种感觉真好。作为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何承伟认为既然《故事会》要姓“故”，那她所发作品的艺术风格上，就必须继承民间故事的长处，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人物，结构明快简洁，故事完整连贯，情节单线发展，写作要尽量采用短句，切忌用欧化句子。要多用比喻，节奏感要强，要朴实上口，易记易传——这便成了《故事会》以后选稿的一条艺术标准。　　　　
　　　　　　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故事会》创刊前后所发表的一些受到老百姓欢迎的好故事，它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至今还为群众所喜爱，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大都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朴实健康，思想则像一眼江南的古井，清澈而有深度。另一方面，它们也都保持了民间故事的传统艺术特色，适应了中国民间的审美情趣和要求。　　　　
　　　　　　但是，《故事会》上所刊登的故事，毕竟有别于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是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不可能单纯沿着民间故事的方向去发展，也不会像民间故事那样单纯，它要受到时代的影响，受到随着时代发展的各种艺术门类的影响，这就要求《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必须具有时代的特色，而不是那种在故事之前就来上一句“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样的套话。因为那样的故事与老百姓有一种隔膜感，而缺少亲近感。　　　　
　　　　　　这些从事故事创作的作者和从事故事研究的专家们从事实和理论上的阐述，使整天埋头在稿子堆里的编辑们茅塞顿开，一股从未有过的清新的空气吹进了编辑部。　　　　
　　　　　　那么，怎样才能让《故事会》姓“故”呢？　　　　
　　　　　　其实，《故事会》的编辑们从创刊的那一天起，就在做这项工作了。他们将一个个故事从作者邮来的稿件中筛选出来，然后让它们长上翅膀，飞出编辑部，飞到田间地头，飞到工厂矿山，飞到军营哨所，飞进一个个读者的心里，然后又从他们的心里飞出口中，飞向更多人的心灵深处。　　　　
　　　　　　难道这就是姓“故”了吗？　　　　
　　　　　　是的，只有这样才能叫姓“故”！　　　　
　　　　　　《故事会》作为一种以刊登现实题材故事为主的刊物，无论如何都应该有她自己相对独立的艺术特色，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各种艺术门类其中也包括民间文学的营养时，绝对不能将其“嫁接”成别的“品种”，刊物绝不能丢掉自己所独有的口头文学的本色。如果我们在学习中不是吸取有用的营养，而是被别的刊物或思想所同化，脱离了自己刊物的故有特色，就会成为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试问，如果《故事会》没有了自己独特的办刊特色，刊物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所以《故事会》要姓“故”，这个“故”就是保持其口头文学的特色，让中国的广大老百姓看了上面的故事后能够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并由此获得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　　　　
　　　　　　这，成了以后历届编辑所遵守的办刊原则。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9）

　　　　5．憧憬中翻开新的一页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全国第一次故事创作和理论座谈会后的1981年，美国进行了一次全年畅销书的调查，结果令许多作家感到吃惊。当年畅销书之一的竟然有一本名叫《意大利童话》。　　　　
　　　　　　这是一本曾被无数作家认为是“小儿科”的图书，是一本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集。　　　　
　　　　　　这件事说明，作为姓“故”的口头文学作品，不但在中国受到广大老百姓的欢迎，就是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同样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故事这种口头文学并不因为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娱乐生活的丰富而消失，它将与书面文学以及其他各种艺术样式长期共存。　　　　
　　　　　　排除了“左”的干扰，实事求是地从创作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探讨，编辑部带到会上来的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解决，编辑们的心里也豁然开朗。　　　　
　　　　　　那是一个风雪的黎明，在新疆一片荒凉的山野上，几排木屋里都挤满了人，人们的眼睛都直直地盯着台上的那个人，人群中不时地响起一阵笑声和掌声。　　　　
　　　　　　这些发出笑声和掌声的人可不一般，他们中有杀人的恶魔、投毒的凶犯、敲门砸锁的高手……这是一群人间的罪人，是一些令人汗毛倒竖的魔鬼。　　　　
　　　　　　台上的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魔力能征服这些人？　　　　
　　　　　　台上那个人名叫林嘉伟，是上海的一名故事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故事演讲者，这次他是应上海市劳改局之邀，专程从上海来到这大西北一座劳改农场给犯人们讲故事的。他讲的故事，将这些高墙里的犯人们都吸引了，讲到动情之处，有几个犯人还禁不住低头抽泣了几声。　　　　
　　　　　　林嘉伟的故事在这里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来听故事的犯人达数千人之多。听完故事后，许多犯人还主动写了听故事的心得，有的找到管教干部，表示在这里要进一步认罪服法，在劳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林嘉伟讲的故事，篇篇都是《故事会》上发表的。　　　　
　　　　　　在林嘉伟把故事带进高墙之前，吴文昶已将他的故事带到了市人大会场。　　　　
　　　　　　吴文昶曾写过一篇作品，名叫《狗尾巴的故事》。故事是说有个刁乡长做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被人们称为刀乡长。这次他新官上任来到宏桥乡第一刀就是消灭本乡的狗，他规定每家每户杀一条狗，就得交一只狗尾巴。没多长时间，全乡的狗都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