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吗？-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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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骄傲专横的被惯坏了的潘托为这场徒劳无功的斗争耗尽了精力。在他屈膝投降以前，事情整整延续了六个月。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竟在斗争中放下了武器。在那个夏日的晚上，我丈夫在房间里独自摆纸牌的时候，我又在花园里坐了坐，突然，我感觉有一个热乎乎的东西轻轻地怯生生地偎依在我的膝头。那是潘托，自从那次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以后，他已经有一年半没迈进我家花园半步了，现在当他惘然若失的时候，他又寻求我的保护来了。前一阵子，在那几周里别人都怠慢他的时候，我顺路总喊他一声或摸摸他：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在绝望的时候想起了我，他抬起目光朝我望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急切的恳求的目光。甚至可以说，在灾难深重的时刻，一个动物的目光会变得比一个人的目光还要恳切，还要会说话，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感情和思想都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而动物则不得不把他们的语言全部挤压在瞳孔里来表达一切。除了当时在潘托的难以描述的目光里，我还从没见过一种窘困这样感人，这样绝望，他一边望着我一边用他的前爪轻轻抓我的裙边，哀求我。他在请求我，我对他的理解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你给我解释解释，我的主人为什么跟我作对，他们大家为什么跟我作对？家里发生了什么反对我的事？帮帮我吧，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面对这样感人肺腑的请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情不自禁地抚摩他，用半个嗓音喃喃地说：“我可怜的潘托，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适应这个变化，正像我们必须习惯于许多事，习惯于许多糟糕的事一样。”我说话时，潘托竖起了耳朵，痛苦地紧皱眉头，好像要猜出这些话的意思。然后他焦躁地用前爪来扒，这是一种急不可耐的催迫动作，大概意思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给我解释一下吧！帮帮我吧！”但我知道，我帮不了他。我一遍又一遍地抚摩他，为的是让他镇静下来。于是，他深深地感到我不能给他任何安慰。他不声不响地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像来时一样无声无息。
潘托消失了整整一天，又整整一夜；忧虑紧紧抓住我的心，我想，假如他是人，他会自杀的。到了第二天晚上，他又突然出现，浑身是泥，饿着肚皮，像条野狗，身上有几处咬伤；他很可能是气得发昏时在什么地方跟别人家的狗打过架，但新的屈辱在等待着他。使女干脆不准他进屋，她给他送来满满一盆饭食放在门外，就不再理他了。这样粗暴的伤害是由特定的环境决定的，未必没有正当的理由，因为恰好碰上夫人的困难时刻到来，各个屋子里都是忙忙碌碌的人，林普利木然站在一边，无计可施，因为激动而不停地颤抖，助产士跑来跑去，有医生从旁协助，夫人的母亲坐在床边安慰产妇，使女忙得两脚朝天。我自己也过来了，我坐在餐室里等着，为了能在必要时帮一把。事实上，如果让潘托进屋，那只能出现一种令人讨厌的干扰。但这些道理他那鲁钝的狗的大脑怎么理解得了呢？这只亢奋的动物只知道，人们第一次把他赶出家门——赶出他的家门——就像赶走一个陌生人，一个乞丐，一个捣乱分子，只知道人们不怀好意地让他远离的那个紧闭的门后正在发生什么重要事情。他的愤怒是难以形容的，他用尖利的牙齿咬碎抛给他的骨头，好像这骨头就是那看不见的敌人的颈项。然后，他四处嗅来嗅去；他灵敏的嗅觉闻到，有一些陌生人闯进了这所房子——他的这所房子，他在泥灰地面嗅到他早已熟悉的踪迹，就是那个穿黑衣、戴眼镜的可憎的男人的气味。但在这里还有别的人和他联成一气，他们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呢？这个异常兴奋的动物竖着耳朵倾听着。他耳朵紧贴着墙听到了细小的声音和很响的声音，听到了呻吟、喊叫和紧随在后的水的拍击声，听到了慌忙走路的脚步声，还听到一些东西被移动的声音，玻璃杯和金属相碰的声音——确实有什么事在屋里发生了，而他却一点也不明白。但他的直觉告诉他：那是他的对立面。就是这个对立面使他蒙受屈辱，使他的权利全被剥夺——这就是那个敌人，那个看不见的阴险、卑鄙、无耻的敌人啊，现在，他真的到位了。现在他是可以看得见的了，现在可以抓到他，终于可以用猎刀刺捕他了。这个强壮的动物的肌肉紧紧绷在一起，由于感情受了刺激而全身颤抖，他缩着脖子俯身躲在屋门旁边，准备等门一开就箭一般地冲进去。这一回可不能再让他从眼皮底下逃走了，这个诡计多端的敌人，这个篡夺他的权利和特权的人，这个和平的扼杀者！
总之，我们在屋子里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太激动，太繁忙了。我不得不抚慰林普利，使他解除不安——这也不很省劲呀——医生和助产士禁止他进入通向寝室的过道；他怀着巨大的同情在这两个小时的等待中所经受的痛苦，也许比产妇的还要多。终于来了好消息，过了一会儿，就允许这个摇摆在欢乐和恐惧之中的丈夫轻手轻脚地进入寝室，去看他的孩子和夫人了。根据助产士事先的报告，那是一个女孩。他呆了很长时间，我们——他岳母和我——两个过来人，单独在一起亲切友好地交谈起来，各自回忆了许多往事。最后，寝室的门开了，林普利走出来，医生跟在后面。他托着襁褓中的婴儿，骄傲地让我们看，他托着她，就像一个教士托着圣体；他那张透着诚实、略显天真的宽大的脸，由于泛着幸福的光辉，显得很好看。他不停地流着眼泪，也不去擦一擦，因为他用两手抱着那个婴儿，就像抱着一个说不出多么宝贵的东西，一个一碰就碎的东西。对他身后的医生来说，这种情景早已司空见惯，他趁机穿上他的大衣。“我的事现在已经完了。”他笑着跟大家打招呼，然后随随便便地向房门走去。
但就在医生毫无防备地打开门这短暂的一秒钟里，有个什么东西箭一般地从他腿边钻了进去，什么东西，就是那个绷紧肌肉在门边躺着坐着的东西，潘托已经站在寝室中间“汪”的狂吠了一声。他立刻看到，林普利抱着一个新的物件，脉脉含情地抱着，这个物体他一点儿也不认识，那是一个很小的，红扑扑的，活着的东西，这东西像猫一样喵喵地叫，散发着人的气味——哈！这就是那个敌人，那个找了好久的敌人，那个躲藏起来的隐蔽的敌人，那个夺走他权利的强盗，那个扼杀他的安宁的凶手！撕碎他！咬烂他！他龇牙咧嘴地蹿到林普利跟前，想夺走那个孩子。我相信，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因为这个强壮的动物跳起来往前扑，动作那么突然，那么有力，竟把那个体重不轻的胖墩墩的男人撞得打了好几个趔趄，往墙上倒去。但在这最后的一刹那，他还是下意识地把裹着婴儿的襁褓高高地举了起来，只是为了不让伤了孩子。就在林普利跌倒在地之前，我急忙伸手把孩子接到我的怀里。那条狗立刻朝我扑过来。幸亏医生听到我们的尖叫赶回来，镇定地操起一把沉重的椅子冲着那条眼睛充血、满嘴流沫的怒吼着的狗摔过去，打得他骨头格格地响。潘托疼得嗷嗷直叫。退让了一会儿，不过那只是为了在他疯狂的愤怒中马上再向我袭击。不过，这么一小会儿就足够林普利急速从地上爬起，怀着跟他的狗惊人相似的愤怒，冲向那个动物了。一场可怕的搏斗开始了。林普利，肩宽，体胖，力气大，他以他身体的全部重压扑在潘托身上，想用他强有力的手把他掐死。他们俩扭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潘托嘴一张一张地咬，林普利一个劲儿地用手掐，膝盖压在狗的胸脯上，狗一再挣脱他铁钳般的手扣；为了保护孩子，我们两个老太太逃进了侧室，这时医生和使女也冲向那只疯狂的动物。他们抓起随手碰到的东西狠打潘托，木头和玻璃器皿乒乒乓乓丁了当当响成一片，他们三个人用拳头捶，用脚踹，折腾了好长时间，直到狗吠变成气喘似的捯气；最后，那畜生只剩下微弱地耸着肩膀呼吸的份儿了，他已经筋疲力尽，医生、使女和听到喧闹急忙跑过来的我的丈夫用他自己身上的皮绳和别的绳索把他的前爪和后爪捆起来，把撕下来的一块台布塞在他嘴里。他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了，处在半昏迷状态。随后，他们把他拖出了房间，到了门口就像抛一个麻袋似的把他抛了出去。这时，医生才急忙回来救护。
林普利像喝醉了酒似的，踉踉跄跄地走进另一个房间去照看孩子。她没有受伤，她瞪着睡眼惺讼的小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对他妻子也不存在任何危险，她只是被喧闹声从疲惫后的昏昏沉睡中惊醒了；她吃力地深情地朝着抚摩她手的丈夫惨然一笑。这时，他才顾得上想他自己。他的样子很可怕，脸色煞白，眼神迷惘，衣领被撕下来，衣服皱皱巴巴、沾满尘土；我们惊讶地发现，从他被撕破的右袖口有血滴落下来，顺着泥灰地面留有血滴的痕迹。在激烈的搏斗中他根本就没觉察到，那条被掐的狗在绝望的反抗中咬了他，两次都深深地咬进了肉里。别人帮他脱去衣服，医生赶忙给他绑缠上绷带。使女送来一杯白兰地，因为这个精疲力竭的人由于激动和失血已接近昏迷了，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弄到沙发上躺下。在沙发上，他倒头就沉睡起来，他因为满怀激情的等待已经有两夜没好好休息了。
我们考虑怎样处置潘托。“用枪打死。”我丈夫高声说着就想回家取他的左轮手枪。但医生宣称，他有责任一分钟也不耽搁地把狗送到观察站去化验唾液，看他是否得了狂犬病，因为如有狂犬病，林普利的咬伤还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预防措施，他想立刻把潘托装到他的汽车里。我们大家都走出去，准备帮医生的忙。在门前——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瞥——那条狗被捆绑着，毫无反抗能力地躺着不动；他几乎没有听见我们的到来，眼睛看着前方，眼珠残暴地滴溜溜转，好像想要挣脱皮绳跳起来似的。他牙齿咬得格格响，使劲地又嚼又吞，想把塞在嘴里的布吐出来，同时他的肌肉也像绳索一样绷得紧紧的，整个弯曲的身体振颤着，抖动得很反常很不自然；坦白地说，虽然我们知道他给捆得很牢，但我们每个人对伸手抓住他仍然迟疑不决；平生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其他类似的东西怀着这样的集中一切凶恶本性的愤怒，在人世间从来没看见过像这充血的和嗜血的目光中所显露的这样多的仇恨。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样的考虑：我丈夫建议直接枪杀这只动物是否有些道理。但医生坚持立刻运走，于是这条四肢被捆的狗就被拖到汽车里运走了，尽管他想反抗，但也无能为力了。
随着这次很不光彩的退场，潘托从我们这个圈子里消失了好长时间。我的丈夫偶然得知，经过巴士特杀菌研究所多日的观察，根本不存在狂犬病传染细菌，因为不准他返回他原来犯罪的地点，人们就把潘托送给了巴斯城的一个搜寻强壮牛头犬的屠户。我们没有再去想他，林普利也把他全忘了，他两三天就得给胳膊换一次绷带；自从她妻子生了孩子满月以后，他的热情和忧虑全集中在那个小不点的可爱的女儿身上了，我几乎无须提及，他的举止像在潘托时代一样狂热，一样过火，甚至更愚蠢。这个肥胖粗壮的男人跪在放着孩子的小车前边，好像古意大利艺术大师的油画《三王来到马槽前》上画的那样。他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会在这个——自得其乐的——红润可爱的小造物身上发现与前不同的喜人之处。这个沉静朴实的女人见到这样的父爱，总是笑眯眯的，与从前见到他对那个霸道的四足动物顶礼膜拜时她的微笑相比，现在的笑要更友好千万倍。对我们来说，也有了不少美好的时刻，因为邻家有了无阴云的美满幸福，我们这座房子的周遭自然也就笼罩着友好之光了。
我说过，关于潘托，我们大家已经完全忘了，只是我有一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他的存在。我跟我丈夫在伦敦听完布鲁诺·瓦尔特的音乐会，深夜归来，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不能入睡。是因为我不自觉地努力回想那朱庇特交响曲的悠扬曲调，还是因为这白色的月朗星稀的柔和的夏夜？我起床了——大概已经是凌晨两点钟左右——然后往窗外望去。月亮以极小的威力在高空滑行，像被一股看不见的风所驱动，透过由它的银光照亮的薄云，每当它纯净、光亮地走出来，整个花园都亮得像裹在白雪中一样。一切都寂静无声。我有这样的感觉，哪怕只有一片树叶轻轻抖动，也逃不过我的耳朵。所以，当我发觉，在这样绝对的寂静中，在隔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