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4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夫人》,超过了丁是娥,她受到了观众的爱戴。
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呢?丁是娥向顾月珍的哭诉,没有激起任何反响,也就识趣地悄然收兵,退避三舍。两人也就各走各的路了。
第四部分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1)
三年自然灾害在1960年显露出狰狞面孔。直辖市之一的上海,猪肉定量从每月每人十二两(老秤十六两制)降至六两,再降到三两,又降到二两,淡水鱼等副食品都要凭票,蔬菜也很短缺,在菜场里凭票还要排长队。小阿婆把这点票证捏在手心里,恨不能焐出油花来好炒菜,每天摸黑去菜场排队,拎回来的只是几把没精打采的毛毛菜。
这一年,我是第十一女中的高三学生,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我还是化学课代表,化学老师希望我去读理科;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董冰壶钟爱我,推荐我参加朗诵比赛,把我的作文贴在墙上作为同学们的范文,她自然希望我报考文科,而且希望我挺进北京大学。她说:“北大是全国最著名、历史最光辉的高等学府。考上了不仅是你个人,也是全班、全校的光荣。”
青春是梦想的年龄。老师说的这个“光荣”一下子把我打动了。我怎么会不希望给班级给全校带来光荣呢?虽然我自己觉得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比较适合我,但我还是斗胆填报了北京大学。也许觉得希望不大吧,填这个志愿连母亲都没有告诉她。
考完就放假了。每天早醒的骄阳喷射着橙色的光羽穿窗入户,撩逗梦中人。一十八岁的我消化力特强,肠胃早就空空如也了,但是一想到起来只有一碗稀稀的泡饭粥可吃,便宁可赖在床上做白日梦,想那个五彩梦,也想今天小阿婆会给我吃什么。小阿婆太重男轻女,特别喜欢星儿。两天前她把父亲带来的鲜肉烧成一碗红烧肉,盛饭的时候,我看见她把两块肉狠狠地埋入了弟弟的饭底。啊,红烧肉!
我母亲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咳嗽频仍,嗓音也失去了原有的甜美和圆润。长宁区委的领导劝她辍演,劝她休养,她总是不肯歇下来。这一年6月,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自菲律宾赴台湾,大陆掀起反美、解放台湾的热浪。为配合形势,母亲搞了一个《龙女跨海》的戏,得到领导的支持和观众的欢迎,票房收入直线上升。这时,大跃进的神话已经破灭,经济走向衰败,观众不可能空着肚子去看戏,所以全市的演出业都不景气。努力沪剧团差不多七八天就要换一个剧目。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龙》剧从7月31日演到8月31日,维持了整整一个月,顾月珍依然是台柱子。只要主演换人,票房收入就往下跌,母亲每天强打精神上台,一化妆看上去英姿勃发,但一下台就歪歪斜斜,一脸病容。我跟着小阿婆去看过戏,母亲的嗓音远不如前,拔向高处时会出现嘶裂生涩。只是沪剧观众依然热爱她,从不喝倒彩,出嘘声,只会听见低低的叹息和私语:“她从前嗓子不是这样的,她太苦了太吃力了。”……
小阿婆从来是以母亲为重,自从父亲离开这个家,她对母亲更加体贴了,这种非同寻常的维护,某种时候甚至超过了她与父亲的关系。母亲在演龙女,为了使她得到充足的休息,家里要保证绝对安静。我和弟弟上下楼都蹑手蹑足的,只要稍稍有一丁点响声发出,小阿婆就会凶我。也许母亲病体所承受的压力只有小阿婆才真正知情。母亲是剧团的台柱子,也是家的中流砥柱。病病歪歪的母亲不能倒!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家庭破碎,绝不能再有第二次。这种忧虑像一处亮晶晶的壁垒,小阿婆与母亲心知肚明却从不去触及,她们在现实生活里结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便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亲情,一起为这个家付出呕心沥血的努力。
50年代末努力沪剧团划归长宁区委,团址离我家很远;加上底楼客厅住进了一户人家,人多嘈杂,影响了母亲的休息。区委考虑母亲的身体和工作方便,建议我们搬家。她选中了延安西路949弄15号,弄堂深处新盖的一幢独立小楼,共三层,我们占中间一层。小楼带一个绿草如茵的花园和曲曲弯弯的小径。那时候全上海完成了私房改造运动,我们交出星村十号,迁入新居。
门铃声扯断了我的思绪,绿衣人送来我朝思暮想的入学通知书。我等不及上楼,倚在门边,撕开信封,北京大学!四个字赫然入目,我疑疑惑惑揉揉眼睛再看,一字一顿地念:北京大学。始料不及的喜悦像湖水从脚踵涌向头顶,我顾不得多想,挥舞着通知书,连蹦带跳直冲上楼,向母亲去报告。
楼梯拐弯处正是二楼厨房,房门口闪出小阿婆瘦小的身影,她拦住我的去路,横眉立目地斥责:“侬是走楼梯还是敲铜锣,你娘还在睡觉。”
她总是这样对我,我懒得理她,也不情愿让她第一个知道喜讯。我就侧转身紧贴扶栏,像条泥鳅一滑而过,小阿婆碎步急追,一不小心,滑倒在光溜溜的打蜡地板上,顺手拽住我的裙子角,拧疼了我的小腿。小阿婆大约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我也跌坐在地板上,一老一少对坐于昏暗的甬道,互视出起伏的波涛。我俯看小腿,腿上一团青紫淤结成块。这两年,小阿婆大约觉得我已是大姑娘、好学生,不再动辄打骂,但这一次下手这么重,这么狠,勾起我积郁的气恼。我抬起头射出怨愤,却遭遇上两道火焰一样的目光。终究是小阿婆厉害,那目光威严地舔红了我双颊上的愧疚。我一骨碌起身去搀扶小阿婆,小阿婆倚老卖老,靠在我的臂弯里,压低嗓音说:“讲话轻点,扶我回厨房。”
当小阿婆问清原由,核桃皮似的脸绽开了,宛如一朵盛开的墨菊。她要我把“北京大学”四个字指给她看,用干枯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抚摸,仿佛这四个字有温度有生命,口里喃喃:“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解门里出了状元,出了个女状元。”
莫名其妙!是我辛辛苦苦考大学,与菩萨有啥关系?小阿婆真是迷信。但小阿婆不知我的腹诽,又像鸡啄米似的乱啄。先啄北京天气冷,会冻掉鼻子冻掉耳朵,后啄女孩远行,家人提心吊胆,归结为若是星儿考上就阿弥陀佛了。听得我心里直起毛,这时,我听见了楼上房门开启的声音,响起了母亲拖鞋的趿拉声。
啊哈,母亲起床了!我腾地直起身,裙子又被拽住了,小阿婆问:“事先跟你娘商量过?”
见我摇头,就示意我坐下,我好不耐烦,倔倔地说:“姆妈在台上扮龙女,是要跨海去解放台湾,北京大学在北京,比台湾近多了。有啥好商量?”
小阿婆语塞,手掌松弛无力地垂下,脸上的表情像五色迷雾,只有一句话黏上了我的后背:“跟你娘不要直拨拨地讲。”
我冲上楼,撞开盥洗室,见母亲正在刷牙,我急不可待地报喜:“姆妈,我考上了,考上了北京大学。”
母亲猛回首,唇边的牙膏泡沫垂挂成一串长长的惊愕。
我以为她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
啪,母亲手中的漱口杯猝然落地。清水四溅,溅湿了她的睡裤。她弯腰去拾了半天,抓不起牙杯的弯把。
轮到我变成泥塑木雕了。考上北大,是喜?是忧?忽觉得后背有轻轻的蠕动,看见小阿婆又努嘴又挥手,示意我前去帮忙。我急急上前帮母亲捡起杯子,抬头时遇上了母亲一双含泪的眼睛。泪光点点,织成一张网,罩住我的心。我依稀觉出自己的粗疏和鲁莽。
母亲身世飘零,亲朋稀落,痼疾缠身,女儿初初长成,稍可相依相伴却偏偏要远走高飞,她怎么舍得?母亲匆匆抹了一把脸,接过通知书走回卧室,在小圆桌边坐下,一遍又一遍地看,一串热泪滴落于纸,洇湿一片。她赶忙起身,去找一条小丝帕轻轻地吸去水,复又步出阳台,展开通知书,等待阳光和微风把纸晒干吹干,那神情极专注极虔诚。我在母亲的身后跟进跟出,忐忑不安,一遍遍说:“姆妈,对不起。”
母亲叠好通知书,交还给我,牵拉着我的手,泪眼婆娑中展开一朵凄美的微笑,说:“党挑了侬,姆妈不怪侬。”
在母亲的心里,党是最沉最重的分量。在那个年代,人们就是真心诚意地“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因为党是力量,党是意志,党代表神圣,党代表方向。
这代表理性的思考,党员不可能与党去讲条件。我只能希望母亲在不远的将来能实现她的第三大愿望,来北京,演戏给毛主席看,同时也来看女儿。
要去北京了。母亲带着我去买卡其布毛绒长大衣,小阿婆抖擞精神地亲手赶制簇簇新的棉被,父亲带着我把喜讯送到了大阿婆的床边,把点心和赡养费送到大阿婆的手里。大阿婆喜极而泣一迭声地叹息:“阿波囡考中了状元,我穷得没东西送给侬,哪能好呢?”
从大阿婆家里出来,我和父亲走上了南京路。我故意落后几步,习惯地将视线绕在父亲的藤拎包上。藤条编成的提手早已破裂断损,由许多布条缠绕连接,里面会有一只小热水瓶、一副象棋和一只饭盒。以往他拎着旧藤包,游走于公园和朋友处,找人下棋。渴了,他喝一口水;饥了,摊头上吃碗面,余下的倒入饭盒,下顿再吃。父亲就是这样地节俭。在这只包里,有时也会有牛肉干、话梅和糖果,那是为我和弟弟买的,有时还会有半只熏鸡或一碟盐水鸡,几块熏鱼,那是为我母亲和小阿婆买的。此时,藤包轻轻地晃着,想来里面缺少沉甸甸的食物。忽然我的目光被父亲的人造棉裤子吸引,靠近藤包的臀部沾了一点白色的杂物,我伸手去摘。父亲捉住了我的手,悄声道:“不要摘。那是一块橡皮膏。裤子上有洞,我贴在上面的。”
第四部分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2)
我心里猛地酸酸的。在我记忆里,父亲哪是这个样子的?白西装,打领带;要么就是一身网球运动装。全身勃发出活力。但现在实行薪金制,钱自然是比从前少多了。每月要付我们生活费,还要赡养大阿婆,丁是娥也不是个省钱的主。一个人的工资要供这么多人花,唯一可以对不起的大约就只有他自己了。看起来,丁阿姨也不怎么关心他,用橡皮膏补破洞只有那些没有女人的单身汉才会做。父亲啊父亲,多么无可奈何的人生! 父亲把我带入上海市床上用品公司,挑选了一条最贵的白底绿花纯羊毛毯,没二话就付了五十元钱。那个年代,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也只有四十多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条毛毯虽然有蛀洞,有破损,但依然敦厚,温暖。每当长夜无眠时抚摸着这条压在棉被上的旧毛毯,我的眼前就会出现父亲穿着粘橡皮膏的裤子、拎着旧藤包的身影。 我是上海第十一女中唯一考上北大的学生,学校的老师分享了我的快乐和喜悦。长宁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也登门祝贺,他送我一枝钢笔,并教我如何把被褥打成方方正正的行军背包。只可惜,小阿婆亲手缝制的被褥实在太厚了,怎么使劲都打不成解放军的行军背包。 等我到了燕园,还没来得及欣赏湖光塔影,就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北京郊外群山皱褶中的分水岭秋收。继之又去十三陵的北大工地修铁路,手磨破了,肩压肿了,吃的却是棒粥,玉米窝窝头也硌痛了我病根未净的肠胃。渐渐的校园里的伙食露出粮食短缺的狰狞,要求学生自动减少粮食定量,每天只能从池水中捞起绿色深深的小球藻作粮食的添加物,粥越来越看不见米粒。个个食不果腹。但只要我稍稍有一点流露江南的情愫,“上海小姐”的雅号就当空落下。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好称号,它与“资产阶级小姐”的意思等同。这样就让我更怀念家中的温馨。 好不容易盼来了寒假,年级党支部却号召同学不要回家,以免增加春运的困难。我心中一急,热泪夺眶而出。支部书记看见我的窘态,体念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网开一面准许我探家。我坐上火车,心里一个劲地盼: 家,我亲爱的家! “阿姐回来了!”院门口弟弟大声地吼着,上来抢我的背包。 才半年不见,小阿婆站立在灶间门口,显得更小更瘦了,我大声地喊:“小阿婆!” “阿波囡瘦啦,黑了!”小阿婆说着就滚落了一串热泪,不知为啥,泪从小阿婆脸上落下,却在我的心河里激起了浪花,那浪花是酸酸的,有点隐隐的刺痛。 母亲细细地打量我,心疼的表情赤裸裸地写在脸上。 第一次从北京回来,记忆最深刻的是“吃”。没有人帮小阿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