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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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鼓声敲醒了他的记忆。少年流浪时，他曾加入京戏草台班，拜花脸杨奎官为师。为什么不画个花脸脸谱呢？主意甫定，他扑向化妆镜，倾一盆铅粉，涂团团炭黑，晕道道胭脂，无油无彩，也点染出满脸惨白，黑红分明，一个可叹复可笑的小花脸。
他摇摇晃晃上场，捏扁嗓门说唱，观众席中，无人识破这是当红小生解洪元，错认为是文滨剧团新添小噱头，爆发出阵阵哄笑。
一出戏，生旦净丑角色俱全。文滨剧团实力雄厚，名角如云，不可能事事照拂周详，偶尔让正场小生演演丑角也不为忤。
我父亲太年轻，太气盛，咬碎苦涩，强行吞咽，寻觅新的出路。
风虎云龙，上海沪剧社的诞生易名申曲为沪剧，也光大了解派唱腔的魅力。沪上口碑盈道：解洪元的说白，字字清晰，字字坚挺，如雨打芭蕉，听之胸襟开爽；解洪元的唱腔，宽洪醇厚，跌宕有致，高亢时呈雄豪，婉转出见妩媚，甩腔余音缭绕不绝，如钟磬齐鸣，闻之飞扬出生命沛乎天地之间的淋漓。
文派与解派各有所长，各异其趣，各拥有一批戏迷。
潮涨潮落，上海沪剧社黯然落下生命之帆。我父亲茫然回顾，记忆里留有“二进二出”文滨剧团的难堪，不想再自讨没趣。
他辗转栖息于各小剧团。
文滨剧团诚意礼聘，礼聘解洪元主演新戏，新戏乃李君磐新编的时装剧《青年镜》，并在报纸广告中刊明由鼎鼎大名的筱文滨屈尊陪演乡村老父，这是莫大的殊荣。一代沪剧翘楚，一时沪上名流，沪剧“托拉斯”的掌门人，爱才若渴，礼遇优渥，融化了后起之秀的心角冰屑。阔别四载有余，我父亲三进文滨剧团。
《青年镜》剧情为：农家子闯荡上海滩，惑于奢华，溺于赌场，债台高筑，后经严父训斥和亲戚相援，得以返回田园重振祖传产业。名家新作，戏文切合现实；阵营坚挺，满台配合默契，赢得了观者如潮的盛况。筱文滨应酬繁忙，分身乏术，与邵滨孙轮流陪演。
之后，剧目不断交替，我父亲时而主演，时而陪演，和班主、同事相处融洽，似乎进入了酣畅淋漓地施展才华的宝山。
第二部分第7章 自古英雄本无主（3）
秋风凋绿叶，平地起风波。文滨剧团搬演弹词老戏《董小宛》，我父亲曾多次在戏中扮演顺治帝，《金殿赞美》成为解派名曲，再度亮相，驾轻就熟，激起台下火辣辣的喝彩和掌声。这一日，天阴得能拧出水来，他夹雨伞，抱蓝印花粗布戏包袱，安步当车，不急不缓地徐行。顺治帝的戏在后半场，他不必早到，步入后台，管事老伯伯吞吞吐吐要他先去看看水牌，他疑疑惑惑地照办，水牌上张榜的名单里，顺治帝一角的扮演者换了他人。
他思绪纷乱，乱得像无边的夜海，没有着落，没有归宿。
风乍起，谁家没关严的窗户碰来撞去，传来哗啦啦清脆的玻璃碎裂声，一颗自尊的心也碎裂成了几瓣。
他沉沉无言，拖沓脚步，拎起戏包袱，缓缓地走出后台边门。前台戏文正炽，后台冷冷清清，少数几位同事默默地目送，蠕动嘴唇欲言又止。管事老伯伯跌跌撞撞地追上，嘶哑嗓音喊：“伞，伞，侬的伞，外面要落雨了！”
天昏黑，地阴沉，黄叶漫天狂舞。他无知无感，漠然地拐向僻静小路。
临场换角，或有不可抗拒之原因，或有难以言传之误会，或纯是抄水牌者之笔误，事过琐细，无法从岁月的尘埃中挖掘其真相。
我只听说，筱文滨曾主张：一个角色被某人唱红，不妨也让别人分演，轮演，以图产生新的效应，新的韵味。
若如此，其主张颇有见地。欠周到之处是事前缺少沟通。
沟通又谈何容易？名人之间，在场面上的礼仪背后，往往有意无意地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有着种种难以言清道明的隐秘。
我父亲血气方刚，羽翼渐丰，新的打击，旧的伤疤随之迸裂和流血。
三进三出，拂袖离去，均为安排角色。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谁不想一马当先？谁不想扬眉吐气？谁不想引领潮头？年轻，更是这种雄心或者说野心的发酵剂。
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踏入戏门十余载，论实力，论历练，足以担当重任。难道说永远寄居他人屋檐下，永远听任班主摆布？他不甘心，真的不甘心。
狂饮烂醉，浇不灭心中的块垒；新月临窗，昭示着鲜亮的前程。七尺男儿，血总是热的，心也并不示弱，舔净了伤口，梳理好羽毛，勇猛地去搏击风雨，去自组剧团，自当老板，翱翔于宽阔的蓝天。
当老板，大不易。上海滩，申曲圈，盘根错节，鱼龙混杂，缺少鼓胀的钱袋和坚挺的背景，组不成戏班，租不到剧场，站不稳脚跟。众多小戏班像潮汐涨落，聚散无常，岂能望文滨剧团之项背？况且，战乱纷纭，敌伪猖獗，老戏班的票房尚阴晴不定，又遑论新树招军旗呢？
我父亲奔波数日，一事无成，今晨，杨敬文、杨美梅兄妹登门造访。当初，我父亲初遇夏福麟，加入敬兰社，班主杨敬文青睐有加；我父亲闯荡杭嘉湖，中山社的当家花旦是杨美梅，有“松江梅兰芳”之誉。杨敬文作为嫡亲兄长，要求解洪元扶一把未能在上海滩大红大紫的小妹，交换条件是他负责组建戏班，戏班剧目及角色分配归解洪元全权处理。
离班主只有一步之遥，况且朋友情面难拂，我父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权当对自己的一番磨炼。不出所料，1944年秋冬之际，新成立的黎明剧团在东方书场露演，因红花逊色，绿叶难扶，半月有余，业务日见清淡，班主杨敬文处于两难境地，既怜惜小妹，更怜惜钱袋，反复权衡，仅仅保留班主之名，默允我父亲重整旗鼓。
我父亲成了事实上的班主，他从施家剧团里拖出妻子，夫妻俩如脚踏车的双轮，前轮驮着朝阳，后轮驮着夕阳，飞翔不息，各展风采。成名作、拿手戏接连搬演，新戏也不断打造。
一条短小的社会新闻勾出我父亲编戏的灵感，“山西李姓矿主杀夫夺妻夺产，现被苦主之子杀戮”。好哇！杀人掠土者，必遭灭顶之灾。这样的戏，顺天理，合民意，能大快人心。他理清脉络，谋篇布局，一个跌宕起伏的剧情初定：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山西无赖吴志刚，慕同乡女子李惠英之美色，杀夫夺妻。李惠英为抚养儿子大康，忍辱偷生。后吴志刚又勾搭矿长之女陈丽娃，逼死惠英，逐走大康，当上了矿主。大康成人后，立志报仇，终于手刃民贼。
恰恰，大阿福叶峰后台造访，兴致勃勃地参与推敲剧名，一起搜索枯肠。独坐一侧的珊珊冒出了一句大白话：“这么坏的人，人人都想杀掉他！”我父亲眼光闪亮，笃悠悠地说出了四个字：“皆曰可杀。”“好！好！”叶峰跷起大拇指，自告奋勇承印说明书。
数日后，《戏剧日报》上爆出独家新闻：大型现代悲剧《皆曰可杀》即将隆重上演，羊角先生编导，解洪元先生破例演反派矿主，顾月珍小姐一饰两角，前扮闺门旦，后反串小生。
东方书场楼下门侧贴出了巨幅海报，“皆曰可杀”四个大字，浓重醒目。叶峰承印的说明书，在“曰”字上插入一把利刃，漾出一摊鲜血。
剧名响亮，角色安排新鲜，名小生演反派，名花旦一饰两角，对观众极富号召力，三日戏票销售一空。
开演之日，书场外早早挂起了“客满”木牌。沦陷区的天灰蒙蒙，书场内的灯暗幽幽，入场买份说明书，立时惊喜交加，“曰”字一把利刃，利刃下一摊鲜血，激亮了观众的眼。没买的转身去买，买了一份的想买两份，不少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细细品味，彼此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脸颊上燃烧起红红的兴奋和激动。说明书在书场内流动，红色的光芒在书场内闪亮，像一支支暗夜里相互点亮的红色火把。
弦音初响，台下连嗑瓜子的碎声也没有，演至大康手刃仇人时，观众席内掀起了狂涛，或拍手鼓掌，或跺踏地板，甚而振臂高喊：“痛快！该杀！”
消息风传，争观者如潮水奔涌，仇视者似泡沫喧嚣。翌日中午，戏未开锣，场外拥塞等票的观众，不少人要求买站票。
戏演过半，吴志刚坐上矿主之位，颐指气使，横行无忌。观众屏息敛神，鸦雀无声，静候剧情的峰回路转。
忽然，噼啪啪，哗啦啦，观众席后面的出入门猛地甩开，遮挡的帘幕猝然撕裂，冲进来一群荷枪实弹的伪警。小头目手里捏着一沓说明书，一路走，一路扔，犹如片片雪花，挤挤搡搡地蹿上舞台。
事出突然，看戏的，唱戏的，惊呆成庙里的泥塑木胎。
小头目冲到台口，声嘶力竭，狺狺狂吠：“这部戏对皇军大大的不好，停演，停演！”
“啊呀，要出事情了！”观众席中，不知是谁爆出一声尖叫。沦陷区内，人命如同草芥，有人慌忙离开是非之地，带动了人潮退落，夺门逃生。
我父亲僵立台中，火舌舔噬着他的心。
小头目一步步逼近，阴恻恻的声音弹跳着缠绕着威胁着：“羊角先生是啥人？侬是不是？侬想用两只羊角与大日本皇军斗？”
心似乎已经爆裂，五脏六腑在冒烟，颧骨上的肌肉在抽搐，腮帮下的牙床骨在抖动，此时此刻，只要一启口，迸发出的一定是滚滚岩浆。
一只冰凉的纤手按捺住他的怒气。
他回首，不知何时，妻子站在他的身后，周围则有珊珊及团内的其他青壮年。
我母亲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和机警，曼声应道：“羊角先生是编剧、导演，戏编好，导好，哪能会日日在后台？”
“羊角在啥地方？”小头目一挥手，伪警们团团围住了我母亲，黑黝黝的枪口在替问话助威。他们认为，女人比男人胆怯、脆弱和无力，更容易被吓倒，被摧垮。
错啦！为了丈夫和孩子，女人常常无所畏惧。
“说戏先生少，戏班多，总是跑来跑去，听说他家在杭嘉湖一带，具体地方不知道。”我母亲平时拙于言辞，今日面对强横，答得婉转、从容，合情合理。
伪警把后台翻了个底朝天，既没找出抗日的材料，也没觅见羊角先生的踪影。
“好，限三人之内，交出羊角，否则，请到76号去白相相。”小头目一声吆喝，率众扬长而去。
76号，那是杀人不见血的汪伪魔窟。
转瞬之间，人人胆寒，人人自危，欢乐、兴奋和希望一齐倾覆。
第二部分第7章 自古英雄本无主（4）
我父亲嘶哑嗓音吩咐：“戏唱勿下去了，大家先散了哇，包银我随后送到各位府上。”
唱戏的小角色，无权、无势、无钱，想帮忙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各自默默卸装，悄悄离去。临行前，有的宽慰几句：“解先生，吉人自有天相，侬勿要忒担心。”有的郑重告别：“解先生，啥辰光用得着，到日日得意楼（沪剧艺人聚会之地）来叫一声……”留下寥寥数人，或是相近之友，或是所收之徒。
我父亲派两名徒弟分头飞奔杨敬文和叶峰家，打探情况，再安排两名老成持重者照料后台的水火，以防再生变故。
夫妻俩带着珊珊黯然地走出书场后门，步步拖沓，步步沉重，步步叩问着苍天大地。平心而论，我的父母，两位读书无多的艺伶，出于流淌于血管内的惩恶扬善的祖训，抨击了恶势力的残暴掠夺和无耻。他们当然不会知道，1944年冬，随着法西斯的日暮途穷，侵略者及附逆者的神经犹如狂风中的游丝。
草木皆兵，滥施暴力并不表明强大，只表明脆弱。脆弱的敌人更疯狂，更凶残。
抗战胜利后，由我父母和丁阿姨组班的沪剧团，曾复演《皆曰可杀》。《沪剧周刊》1947年12月6日刊登叶峰所写文章，其中言及“民国三十三年的下半年，东方二楼剧场，黎明剧团的地盘……‘羊角’提供《皆》，因讽刺敌伪太甚，被伪警察局刑事股发觉，……全剧勒令停演，形势十分可怖，现胜利已两年，决定重新上演”。
说明书的复演前言中，我父亲奋笔疾书，言明这出“旨在暴露恶势力的嚣张、残暴与无耻”的戏是如何被“引为禁剧，勒令停演”的，郑重宣告“昔日无端遭禁，今日隆重复演，以示扬眉吐气”。
由此可见，当时欲加之罪的横祸，如一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