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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

孟子他说--用历史擦亮思想-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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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中国人,其实话的意思也就这样,做大事用不着和大家伙商量,独断专行才好,别人怎么说,那都是蚊子叮犀牛。我们以前常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人民群众的眼睛并不一直都是雪亮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袁崇焕被剐的时候,北京老百姓那是什么表现?袁崇焕非得难过死啊!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看人也好,论事也罢,要弄清楚真相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看历史,当出现“圣主临朝”的时候,往往就会“乾纲独断”,因为他聪明,眼光远,大家都别说什么,跟着人家走就是了。老鹰做事犯不着跟鸡商量,鸡也犯不着给老鹰出主意,所以在这种时候,社会蓬勃发展,做什么都雷厉风行。专制传统的包袱使有些人很乐于做老鹰翅膀底下的鸡(别往歪了想),如果你足够懒,那么,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有件事既值得欣慰同时又值得忧虑,那就是,在任何政治形式之中,优秀的独裁是最有效率的,但它并不在意公平。在一个优秀的独裁者看来,我想用谁,我想杀谁,我想做什么,都是我自己说了算,谁也别跟我废话!比如,选中一块地方准备盖宫殿,一个命令下去,这片所有居民都要在一天之内搬迁完毕,第二天工程就开工了——在我们后世看来,这样的时代真是伟大,但是,我们这时用的可是宏观的眼光,很多很多细节都很容易地就被我们忽略掉了。
  我前面还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缺乏制度设计的思路,所以不管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好主张,真要落实起来往往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过大。就说这个用人和杀人需要君主实际调查吧,明朝锦衣卫,这调查水平可够高的吧,可效果呢,比没这种调查更坏。
  要不我说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是对的,但也没必要把它抬得过高。就拿孟老师说吧,他有很多光辉的思想,但那到底是两千多年前啊。他老人家看过的书没我们多,能参考的历史经验也没我们多,他所处的社会也远没有我们复杂,所以呢,他的很多思想在现在看来到底还是略嫌单纯的。我们应该学习,应该了解,但膜拜还是免了吧。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商汤王把夏桀王流放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么?”
  孟子说:“书上倒是这么说的。”
  齐宣王接着问:“这可是做臣子的弑君啊,有点儿白蜡杆结桂花——根子不正。”
  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破坏义的叫做‘残’,又贼又残的叫做‘一夫’。我只听说过有个叫纣的一夫被人杀了,没听说什么弑君。”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份,孔子就说过,把名份搞正了,说话才理直气壮,然后才能把事情办好,然后等等等等,还有一大套。前边讲梁惠王,一开始说过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始的,司马光学人家司马迁,把事情讲完了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他评论“三家分晋”的时候就说:这三家干坏事,周天子不但不治他们的罪,还居然认可了他们的诸侯地位,所以是周天子先把“名”这个环节给搞坏了,所以后来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我们看现在孟子的话也是着重在这个“名”上面的,明明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造反,可弑君不说弑君,偏要绕一大通来说这不是弑君,不过是杀了一个“一夫”,杀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大坏蛋。
  这就是当时的语境,弑君到底是个大罪名,谁担了也不好受。但是,孟子认为像周武王这样的弑君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像桀纣那样的也活该被人杀,所以才绕了这么个大弯子说话。当然,孟子这么说,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引申理解为:不仁不义的人没资格做领导,无论他多么根正苗红;或者是点拨齐宣王:你小子别看现在是大王,你要是不仁不义了,也一样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杀你。
  在这个问题上,做领导的会很尴尬。比如,你的政权是推翻了前一个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么,用武王伐纣这个例子就能够证明自己武装夺权的合法性,可问题是,如果过于强调这点的话,就等于在暗示别人:等我做得不好了你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来夺我的权。
  对商汤放桀和武王伐纣这两件事,孟子后面还会不断提起,又生出了一些新的很有趣的话题,这就等后面再说了。
  科举好,八股更好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又来见齐宣王了,准备好了一番说辞:“要盖大楼,就得派工程师去找大木料。等工程师找到大木料了,您就很高兴,觉得工程师很称职。这个大木料被派到木匠手里了,木匠又砍又锯的,有天被您看见了,‘嗯?木头怎么变小了?!’这下您可不干了,觉得木匠不会办事,把这么大的一个大木料弄小了好多。大王,您这可是说外行话呀。人家木匠把木头收拾好了,这木头才能用于盖楼,这是人家从小就学到的专业知识。很多本领都是这个道理,如果您说:‘别管你们以前是怎么学的,现在我说了算,照我的法子去做!’您觉得这对吗?”
  孟子接着说:“假如这里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虽然是个好东西,可总得让工匠来雕琢吧?您的国家不比一块玉石更值钱?可是,在治国的问题上您却说什么‘别管你以前是怎么学的,照着我的话去做就OK了。’您如果让工匠照您的外行话去雕琢玉石,那会是什么结果?”
  孟子这回唱的是独角戏,齐宣王说过什么没有,他并没有记录下来。我有时候会想,按现在的话说,孟子是掌握了话语权的,谁怎么说,完全凭他一支笔。说不定他当时并不一定说得有多精彩,只是在后来记录的时候有充裕的时间来深思熟虑,所以就把自己的话给完善了;说不定齐宣王也说过什么漂亮话,甚至还把孟子的话狠狠地撅过,呵呵,这也难说。尤其遇到长篇大论的时候我就总是怀疑,现实生活中谁说话能既滔滔不绝又有条不紊、严丝合缝?看《左传》啊,看《战国策》啊什么的,这种怀疑就更强烈,一个人对领导说了一番话,长篇大论,像一篇严整的议论文。当然,其中有些人真是深思熟虑过的,这还能理解,可有些人就是纯粹的临场发挥,居然就能达到这种水平?而且,当时也没有录音机,这么长的发言难道就真能被如实记录吗?
  再者,现代科学证明,人的记忆是一种很不可靠的东西。所以呢,《孟子》这书,到底现场实录的内容占多少,后来补充发挥的内容占多少?这恐怕还真不好说。反正,我们知道书里说的都是他想表达的,是代表了他的思想的,这就够了。
  从这段话来看,齐宣王一直听不进孟子的主张,孟子有点儿着急了,看来货卖识家也真不容易啊。孟子的意思是:齐王您是齐国的股东,是董事长,可具体操作国事还是要请职业经理人来做啊!放着我这么个现成的职业经理人您怎么就是不用呢?我可是从幼儿园念到MBA,学的全是治国之道,我比杰克?韦尔奇还专业呢!
  可孟子时候的MBA不大吃香,说到这点,和现代的情况还真是很像。
  MBA的一个关键优势就是:所有学校教的都一样,用的教材也差不多,所以MBA毕业的学生全有共同语言,沟通无障碍,可孟子这时候的MBA是各有一套,谁跟谁都不一样,而且是大不一样。这对学术交流、思想交流是好事,可对职业化的官僚管理还真不见得就是好事。
  其实,后代大一统时代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倒真是MBA的方式,大家念的都是一样的(或差不多的)教材,考出来以后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交流,有共同语言,和现代MBA培养职业经理人一样,那时的科举是培养职业官僚,也就是政治上的职业经理人。所以,科举制虽然现在总被批判,但你如果参照MBA的特性来看,科举制度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先不管科举制度考的内容是好是坏,单单看它这个全国统一化的职业官僚培训方式,和美国现代的MBA理念简直如出一辙(别和中国的MBA比)。呵呵,我们又可以自豪一回了。
  那么,最厉害的科举制度是什么时候的呢?是明朝。
  一提明朝科举,大家马上能想起八股文是吧?那么,我这一给科举平反,就索性平反到底吧。
  ——八股好!
  我们批判了这么多年的八股文,有点儿批大发了。
  我刚说过,科举制度基本上就等于是职业官僚培养的MBA,你说它钳制思想也好,说它禁锢人性也好,但它真的给整个中国官僚系统塑造了一个基本无障碍的沟通平台,这确实就是美国MBA的教育方式。这就是科举制度的优势所在。
  而八股的优势更好理解。八股取士有些类似于现代的标准化考试。
  大家知道,科举考试是写作文的,可作文这个东西,拿一篇给你,你说它是好是坏,是七十分还是一百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别说古代科举,就说现代高考,不是有人做过试验么,把语文考试里同一份作文卷子拿给不同的老师评分,结果差异非常之大。
  我前边说过,就豪放词来讲,我喜欢辛弃疾胜过苏轼,我不喜欢文人气太重的文章,所以呢,如果我是考官,徐志摩是考生,就他写的那散文,我肯定不会给他及格,要是张爱玲的考卷那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她早年的东西,在我眼里就是小情小调,叽叽歪歪,于是我大笔一挥——不及格!
  大家看看,就连徐志摩、张爱玲这样的名家巨匠,落到我这样一个又昏庸又自以为是的主考官手里,不是一样的不及格么!当然了,如果哪位考生事先把我的文章读得很熟,考卷上模仿我的文风,再引用两句,我看了一高兴,虽然他写的有点儿狗屁不通,我还是大笔一挥,给他个九十八分。
  所以说,考作文这种东西,判分高低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
  如果是考数理化,判分容易,可科举就是考作文(说明一下:古代有些考试还是考理科的),怎么解决判分的人为影响问题?
  ——虽然做不到绝对的标准化,也要尽可能地向标准化靠拢,这,就是八股文。
  所以,我们又有了一个自豪的理由:标准化考试我们中国人早在明朝就有了。八股文一写,按着几个步骤来,开篇写什么,接着写什么,规矩很严,到判卷的时候呢,开篇第一股写得合标准,给十分;第二股写得不好,这十分不给。这样一来,判卷不就更有标准可循了么?当然,作弊受贿什么的不在讨论之列,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至于说到八股文钳制人的思想,嗯,这怎么说呢?
  总研究这东西吧,对人的思路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大到不得了的地步,乃至我们应该把许许多多的罪名冠在八股文的头上?呵呵,我看也未必。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可是真理。不怕规矩多,就怕你水平不够。
  这就像那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理类似。好,我还就举写东西的例子来说,八股文规矩再苛刻,也苛刻不过格律诗,可大家看看唐诗、宋词,不是照样一大堆的经典么!
  八股文无非是一篇文章拆八个部分,每个部分按要求走,是破题还是收尾,仅此而已,说实在的,没什么复杂的。可你知道格律诗的规矩有多复杂么?学过格律诗的可以略过我这一段不看,没学过的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界。
  一首律诗八句话,每两句一组,一共四组——八股文不是八股么,这是四股。四股分别也有名字,叫首联、颔联、项联、尾联,还有别名,我就不讲了。这四联中,首联要“起”,就是破题,颔联要“承”,就是承接上文,项联要“转”,就是要从这里开始有转折了,尾联要“合”,就是把整首诗一收,结束。所以,别以为律诗那八句话可以随便写,那全是有规矩的,这个“起承转合”就和八股文的标准如出一辙。
  这个话题比较枯燥,我就拿一首好玩的诗来做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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