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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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为教育家
不过孔子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儒。在《论语》里他被描写成只是一个教育家。从某
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
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
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
而》)。就是这个原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
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与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
解释“三年之丧”这个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
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
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
孔子给与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经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
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
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正是这样,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而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正因为这
个学派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专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正名
孔子除了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以外,还有他自己的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
关于社会,他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
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
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
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换句话说,每个
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
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
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
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
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义。
仁、义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
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
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
不是义的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人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在
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在这里已经有了后来儒家的人所说的“义利之辨”,他们认为义利之
辨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
义的观念是形式的观念,仁的观念就具体多了。人在社会中的义务,其形式的本质
就是它们的“应该”,因为这些义务都是他应该做的事。但是这些义务的具体的本质则
是“爱人”,就是“仁”。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有个学生问什么是仁,
孔子说:“爱人”(《论话·颜渊》)。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所以
在《论语》中可以看出,有时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
切德性的总和。所以“仁人”一词与全德之人同义。在这种情况下。“仁”可以译为pe
rfectvirtue(全德)。
忠、恕
《论语》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
(《论语·雍也》)
由此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
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
“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您,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
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系(此字无:ocr)矩之道”。就是说,这种
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公元前三、二世纪儒家有一部论文集名叫
《礼记》,其中有一篇《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
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
交于右。此之谓系矩之道。”《礼记》另有一篇《中庸》,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
其中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
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大学》
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中庸》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肯定方
面。不论在哪个方面,决定行为的“系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
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论语》
有一章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
‘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系矩”,随时可以用它。实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简
单,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知命
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
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论语》记
载,孔子被某个隐者嘲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论语》还记载,孔子
有个弟子告诉另一个隐者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
子》)
后面我们将看到,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
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
“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这种学说的好例。他生活在社会、政治大动乱的年代,他竭尽
全力改革世界。他周游各地,还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必谈。虽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
费,可是他从不气馁。他明知道他不会成功,仍然继续努力。
孔子说他自己:“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
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就是命运。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
换句话说,它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作整个宇宙的一
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
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
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
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
子也。”(《论语·尧曰》)
由此看来,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
所萦怀。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
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
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
语·述而》)
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
在道家的著作《庄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说他把自己局限于仁
义道德之中,只知道道德价值,不知道超道德价值。表面上看,他们是对的,实际上他
们错了。请看孔子谈到自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所说的话吧,他说:“吾十有五,而志
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
(《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
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却是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还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
·尧曰》)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时候已经成为知者。因为如前面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只是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
识到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这方
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
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天之将丧斯文
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个与
孔子同时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所以
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到的
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不过,我们将会看出,孔子所体验到的超道德价值,和道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
样。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浑沌的整体达到神秘
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上面说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
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孔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方对于孔子的了解,可能超过了对于其他任何中国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国内部、
孔子虽然一直出名,他的历史地位在各个时代却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按历史顺序说,他
本来是普通教师,不过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
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公元前二世纪,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
子曾经真地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极,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
国的王。这显然是个矛盾、可是有什么根据呢?这些儒家的人说,根据可以在《春秋》
的微言大义中找到。他们把《春秋》说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现其伦理、政治观点的一部最
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乡鲁国的编年史。再到公元前一世纪、孔子的地位提高
到比王还高。据当时的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
汉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竟能完备得足
够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
确可以叫做宗教。
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一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
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于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先师”
的地位仍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