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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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
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形上学的方法论
　　　　在《新知言》一书中，我认为形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
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这样做，负的方法
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和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
　　　　前面第二章我表示赞同诺思罗普教授说的：西方哲学以他所谓“假设的概念”为出
发点，中国哲学以他所谓“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其结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
哲学中占统治地位，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道家尤其是如此，它
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混沌的全体。在《老子》、《庄子》里，并没有说“道”实际上是什
么，却只说了它不是什么。但是若知道了它不是什么，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佛家又加强了道家的负的方法。道家与佛家结合，产生了禅宗，禅
宗的哲学我宁愿叫做静默的哲学。谁若了解和认识了静默的意义，推就对于形上学的对
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可说是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
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即本体。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
就不能对于它说什么，所以最好是完全放弃形上学，只讲知识论。但是在习惯于负的方
法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应该对于它说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
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
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总算对于它有所知。关于这一点，
康德做了许多工作。
　　　　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把自己
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负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但是甚至在柏拉图、
亚力士多德、斯宾诺莎那里，正的方法是用得极好了，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
秘性质。哲学家或在《理想国》里看出“善”的“理念”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形
上学》里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伦理学》里看出自己
“从永恒的观点看万物”并且享受“上帝理智的爱”，在这些时候，除了静默，他们还
能做什么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这样的词形容他们的状
态，岂不更好吗？
　　　　由此看来，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完全的形上
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
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
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毋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它
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因此，中
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清晰
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素朴的。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但是它的素朴性必须通
过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
可缺少的训练。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
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禅宗有个故事说：“俱胝和尚，凡有诘问，惟举一指。后有童子，因外人问：‘和
尚说何法要？’童子亦竖起一指。胝闻，遂以刃断其指，童子号哭而去。胝复召子，童
子回首，胝却竖其指，童子忽然领悟。”（《曹山语录》）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它暗示这样的真理：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
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