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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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的发展则是受到民族情绪的极大刺戟，人们愤怒地注视着外来的
佛教竟然胜利地侵入中国。有些人的确以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国本地的信
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又
从它的外来对手借用了大量的东西，包括制度，仪式，以至大部分经典的形式。
但是，佛教除了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还有它的哲学，即佛学。道教虽然一贯反对
佛教，但是道家却以佛学为盟友。当然，在出世方面，道家不及佛学。可是在神秘的形
式上，二者很有相似之处。道家的“道”，道家说是不可名的；佛学的“真如”，佛学
也说是不可言说的。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非一”，也不是“非多”。
这样的名词术语，正是中国话所说的“想入非非”。
在公元三、四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一般都是道家，他们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
的亲密朋友。这些学者一般都精通佛典，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经典，特别是《庄子》。
他们相聚时的谈话，当时叫做“清谈”。他们谈到了“非非”的时候，就一笑无言，正
是在无言中彼此了解了。
在这类场合，就出现了“禅”的精神。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支，它真正是佛学和道
家哲学最精妙之处的结合。它对后来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将
在第二十二章详细讨论它。
政治社会背景
现在，让我们回到汉朝独尊儒家和尔后复兴道家的政治社会背景上来。儒家的胜利
不是仅仅由于当时某些人的运气或爱好。当时存在的一定的环境，使儒家的胜利简直是
不可避免的。
秦国征服六国，靠的是以法家哲学为基础的残酷无情的精神，这在对内控制和对外
关系中都表现出来。秦朝亡了以后，人人就谴责法家的苛刻，完全不讲儒家的仁义道德。
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就宣布，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韩非以及苏秦、张仪之学的人一律不
准举为贤良做官（见《汉书·武帝纪》）。
法家如是变成秦的替罪羊。在其他各家中，与法家距离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所以
很自然地发生了有利于儒家、道家的反作用。汉朝初期，所谓“黄老之学”的道家，实
际上十分盛行。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一前157年在位）就深爱“黄老”；大历
史家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指》中对道家评价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学来说，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尽可能少管事情。所以圣
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过多造成恶果，他就要尽量消除。这恰好是汉初的人所需要
的，因为秦朝造成的苦难之一，就是管的过多。所以建立汉朝的高祖刘邦率领他的革命
军队，进入秦朝首都长安的时候，就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
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废除（见《史记·高祖本记》）。汉朝的创建人就是这样地实行
“黄老之学”，虽然实行了，无疑是完全不自觉的。
所以道家哲学正好符合汉初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政策是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使
国家在长期的耗尽一切的战争后恢复元气。到了元气恢复了，道家哲学就不再适用了，
而需要一个进一步建设的纲领。统治者们在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它。
儒家的社会、政治哲学是保守的，同时又是革命的。它保守，就在于它本质上是贵
族政治的哲学；它又革命，就在于它给予这种贵族政治以新的解释。它维护君子与小人
的区别，这一点是孔子时代的封建的中国所普遍接受的。但是它同时坚决主张，君子与
小人的区别不应当像原先那样根据血统，而应当根据才德。因此它认为，有德有才的人
应当就是在社会居于高位的人，这样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章已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以家族制度为骨干，儒家学说给予家族制度以理论
根据。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老百姓从封建主手里解放出来，但是旧有的家族制度仍然
存在。因而儒家学说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理论根据也仍然存在。
废除封建制度的主要后果，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正式分开。当然，事实上新的地
主们在当地社会上拥有很大势力，包括政治势力。可是至少在职务上他们不是当地的政
治统治者，虽然他们通过财富和声望时常能够对国家任命的官员施加影响。这总算前进
了一步。
新的贵族，如官僚和地主，有许多人远远不是儒家所要求的有德有才的人，可是他
们全都需要儒家专门提供的一些知识。这就是有关繁文缛礼的知识，要靠这些来维持社
会差别。汉朝的创建者刘邦降服了他的一切对手之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儒者叔孙通，
和他的门徒一起，制订朝仪。首次试行新的朝仪之后，刘邦满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
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叔孙通的作法，他的同行儒者有些人很不赞成，但是成功了，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
新的贵族喜欢儒家学说，即便是对于它的真正精神他们也许反对，也许不知。
可是最为重要的，是我在第三章指出的一个事实，就是西方人把儒家称为“孔子学
派”，很不确切，须知儒家就是“儒”家。这种“儒”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学者，他
们精通古代文化遗产，这种双重身份是别家所不具备的。他们教授古代文献，保存伟大
的文化传统，对它们作出他们能够作出的最好的解释。在一个农业国家，人们总是尊重
过去，所以这些儒也总是最有影响。
至于法家，虽然成了秦的替罪羊，可是也从未全部被人抛弃。在第十三章，我已经
指出，法家是些现实的政治家。他们是能够针对新的政治状况提出新的统治法术的人。
所以，随着中华帝国版图的扩展，统治者们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论和技术。这就使得汉
朝以来的正统儒家，总是责备各朝的统治者是“儒表法里”。但是在实际上，不论儒家
学说、法家学说，各有其应用的适当范围。儒家学说的专用范围是社会组织，精神的和
道德的文明，以及学术界。法家学说的专用范围则限于实际政治的理论和技术。
道家也有行时的机会。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政治、社会秩序大乱，人们对于古
代经典的研究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很自然地倾向于批评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在这
样的时代，儒家学说自然衰落，道家学说自然兴盛。这时候道家学说提供尖锐的批评，
以反对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还提供逃避现实的思想体系，以避开伤害和危险。这些
正适合生于乱世的人们的需要。
汉朝亡于公元220年，接着是长期的分裂和混乱，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才告
结束。这四个世纪，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频繁的战争和朝代的更迭，一系列的朝代
统治中国的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朝代统治中国的北部。另一个特征是几个游牧民族的
兴起，有的是用武力越过长城，定居华北；有的是和平移入的。北方的几个朝代就是他
们建立的，其势力始终未能扩展到长江。由于这些政治特征，这四个世纪通称“六朝”，
又称“南北朝”。
这是一个在政治、社会方面的黑暗世纪，悲观主义极为流行。有些方面它很像欧洲
的中世纪，时间也有一段是同时。这时候，在欧洲，基督教成为统治力量；在中国，新
的宗教佛教迅速发展。可是，若是说，这是文化低落的世纪，那就完全错了，——有些
人就是这样说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取文化一词的狭义，那就可以说，在这个世纪，
在几个方面，我们达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绘画，书法，诗歌和哲学在这个时期都
是极好的。
下面两章就来讲这个时期主要的本国哲学，这个哲学我名为“新道家”。
第十九章
新道家：主理派
“新道家”是一个新名词，指的是公元三、四世纪的“玄学”。“玄”是黑色，又
有微妙、神秘等意思。《老子》第一章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玄学”这
个名称表明它是道家的继续。
名家兴趣的复兴
在本书第八、九、十章，我们看到，名家将“超乎形象”的观念，贡献给道家。在
三、四世纪，随着道家的复兴，名家的兴趣也复兴了。新道家研究了惠施、公孙龙，将
他们的玄学与他们所谓的名理结合起来，叫做“辩名析理”（此语见郭象《庄子注》的
《天下篇注》）。我们在第八章已经看到，公孙龙也就是这样做的。
《世说新语》这部书，下一章将更多地提到，其中说：“客问乐令‘指不至’者。
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又举麈尾曰：
‘若至者，那得去？”（《文学》篇）“指不至”是《庄子》《天下》篇所载公孙龙一派
的人辩论的论点之一。“指”字的字面意义是手指，但是在第八章我把它译为“univer
saI”（“共相”）。可是在这里，乐广（乐令）显然是取其字面意义，解作手指。麈尾不能
至几，犹如手指不能至几。
以手指或别的东西触几，平常都认为是至几。可是在乐广看来，若至是真至，就不
能离去。既然麈尾柄能够离去，可见它似至而非真至。乐广就这样用辩“至”的名的方
法，析“至”的理。这是当时所谓“谈名理”的一个实例。
重新解释孔子
值得注意的是，新道家，至少有一大部分新道家，仍然认为孔子是最大的圣人。其
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孔子在中国的先师地位已经巩固了；一部分是由于有些重要的儒家
经典，新道家已经接受了，只是在接受过程中按照老子、庄子的精神对它们重新作了解
释。
例如，《论语·先进》中说：“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
颜回的学问道德差不多了吧，可是常常穷得没有办法。‘空”是缺少财货。可是《庄子
·大宗师》里有一个虚构的颜回“坐忘”的故事，太史叔明（474—546年）心里想着这个
故事，对孔子这句话作了以下解释：
“颜子……遗仁义，忘礼乐，隳支体，黜聪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义也。忘有顿
尽，非空如何？若以圣人验之，圣人忘忘，大贤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复为未尽。一
未一空，故屡名生也焉。”（皇侃《论语义疏》卷六）
顾欢（453年卒）对孔子这句话的解释是：
“夫无欲于无欲者，圣人之常也；有欲于无欲者，贤人之分也。二欲同无，故全空
以目圣；一有一无，故每虚以称贤。贤人自有观之，则无欲于有欲；自无观之，则有欲
于无欲。虚而未尽，非屡如何？”（同上）
新道家．尽管是道家，却认为孔子甚至比老子、庄子更伟大。他们认为，孔子没有
说忘，因为他已经忘了忘；孔子也没有说无欲，因为他已经无欲于无欲。《世说新语》
记载了裴徽与王弼（辅嗣）的一段这样的“清谈”。王弼是玄学的大师之一，他的《老子
注》、《周易注》，都已经成为经典。这段谈话是：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
申之无已。何耶？’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
恒训其所不足。’”（《文学》篇）这个解释，也就是《老子》第五十六章中“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的意思。
向秀和郭象
郭象（约312年卒）的《庄子注》，如果不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哲学著作，至少也是最
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这里有一个历史问题，就是这部著作是不是真是郭象的，因为与
他同时的人有人说他是剽窃向秀（约221一约300年）的。事情似乎是这样的：两人都写了
《庄子注》，思想大都相同，过了一段时间，这两部《注》可能就合成了一部书。刘孝
标在《世说新语·文学》篇的注中说，当时解释《庄子·逍遥游》的，主要有两派，一
派是支遁义，一派是向郭义。向郭义就是向秀、郭象二人的解释。现在的《庄子注》，
虽然只署郭象的名，却像是《庄子》的向郭义，可能是他二人的著作。所以《晋书·向
秀传》可能是对的，它说向秀作《庄子注》，后来郭象又“述而广之”。
据《晋书》所说，向秀、郭象的籍贯都在现在的河南省，都是玄学和清谈的大师。
这一章以这两位哲学家为新道家唯理派的代表，并且沿用《世说新语》的用语，以《庄
子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