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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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架名叫“伊尔14”的小专机，有十个座位，前边有一张床，床对面还有两个小座位，是首长在飞机上休息的地方。造反派在机舱后边睡得好香好甜的时候，王任重醒来了。他趴在床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曹志勤把信交给了姨父，让他想办法转交给毛主席。只有一页纸，没有折叠，也没有信封。姨父匆匆看了，大意是，他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姨父把信折叠起来，揣起来了。后来，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他始终想不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斗争动力和斗争对象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领袖，双方都在向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表示他们的忠诚。
飞机在天上飞，姨父还在想着地上的事情。到了长沙上空时，地面塔台通知说，武汉气候好转，可以在武汉降落。武汉有武昌南湖的民用机场和汉口王家墩的军用机场，要选择哪个机场降落呢？按规矩，民航飞机应该降落到武昌南湖机场。但他想，造反派内部肯定通报了王任重就要飞回武汉的消息，造反派势必拥进南湖机场，降落到那里要出大麻烦。过了长沙，他就让机长给汉口王家墩军用机场塔台联系，塔台说可以降落。他又临时决定，飞机降落到王家墩机场。事实证明，改变机场的决定是必要的、正确的。武汉造反派果然知道王任重被揪回来了，武昌城区满街的高音喇叭；遍地都是红卫兵。南湖机场早已挤满了人。如果在那里降落，王任重就会落到造反派手里，失去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的保护，就会发生像北京斗彭真、斗罗瑞卿那样失去控制的惨痛后果。
下午一点钟左右，飞机在王家墩机场悄然降落。机场上一片冷寂，除了调度室以外，什么人也没有。飞机上的造反派还在熟睡。
在机场等了好久，才来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和湖北省军区的首长。他们原要到南湖机场接人，感到凶多吉少，又得知专机改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才感到这是一个打过仗的人在指挥飞机，立即改变路线，避开人群，从小道上绕到王家墩来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打过仗的人就是他们熟识的朱汉雄。姨父像完成了一次作战任务那样，向张体学报告：“体学同志，中南局要我送任重同志回湖北，我的任务到此完成了。”
在机舱里呼呼大睡的造反派一觉醒来的时候，张体学和韩东山早已把王任重接走了。姨父看了看表，这时是下午三点钟。从造反派在广州抢走王任重，到他把王任重送回武汉交给张体学，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明来家里看望当年临危受命的朱汉雄同志。姨父忽然产生了写作冲动，对金明说，你让我护送王任重的经历，可以写十万字的报告文学呀！金明说，哦，《人民日报》应该给你一个版。
3。邂逅绿林好汉
姨父从武汉回到广州不久，五六个大喇叭突然从天上冲着他的耳膜吼叫：“把罗瑞卿、王任重的死党，大特务、大土匪朱汉雄揪出来批倒斗臭！”大喇叭音量很大，在不会少于一公里的辐射半径里进行了一日数次的狂轰滥炸之后，他就跟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常委们一起，被造反派关押到三寓路的一个“牛棚”里了。
姨父对造反派实行的“群众专政”嗤之以鼻。他坐在“牛棚”里冷眼审视着从天上飞下来的每一顶帽子，感到它们的尺寸跟自己的脑袋都对不上号码。比如说被打翻在地的罗瑞卿大将，虽然是他十分尊敬的老首长，但他并不知道高层政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他是罗瑞卿的“死党”，他就说，哎呀，我是高攀不上的！至于“大特务”这顶帽子，如果仅仅按照它所包含的“特别任务”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只要去掉“大”字，似乎是可以接受的。需要费一些唇舌的是最后一个“大土匪”，这肯定涉及他投奔延安之前的一次偶然性经历。
那是他跟同学们作出结伴到延安去的决定以后，正为凑不起路费，也为不敢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而焦虑时，一个名叫伍明耻的同学也在为筹集路费而发愁。那天下午，他俩来到一条小河旁边。小河在这里扭了几道弯，这个地方就叫“太极图”。他俩觉得属于自己的命运好像也陷进了这个“太极图”里，就仰脸躺在“太极图”中的草滩上胡思乱想。伍明耻忽然爬起来说，别发愁了，走，咱到山上玩去。姨父爬起来说，好，到山上玩去。
黄昏时候，他俩走到山下一个破庙里，忽地从山上下来了一群土匪。土匪头目就是永兴场的人，名叫傅聋子。傅聋子认识伍明耻，并不戒备这两个小孩子，照旧带着土匪向山下跑。他俩也稀里糊涂地跟着土匪跑，又晕晕乎乎地回到了永兴场。刚刚过了“太极图”，土匪就乒乒乓乓地乱打枪，一直打到关帝庙——国民党联保处的所在地。那是姨父第一次看到打枪和打仗，枪一响，他就怦然心动，热血沸腾，对土匪说，把枪给我，叫我也放一枪。土匪顾不上搭理他。他又说，你们打枪，为啥不叫我打枪？土匪们照旧不理，却径直冲进关帝庙，把联保处的枪支全部劫走了。
乌黑发亮的枪支和“乒乓”的打枪声，对十六岁的姨父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土匪劫来枪支就往山上跑，他和伍明耻也跟着土匪跑，一口气跑到山顶上。土匪做饭犒劳弟兄，姨父也跟着吃了腊肉。姨父觉得好刺激、好热闹、好新鲜呀，说不定好戏还在后头，说不定还能捞到一杆枪，又跟着土匪钻进大山，拱到一个草窝里睡了一夜，又跑到一个荒村里落脚，夜间却受到围剿部队的突袭，枪打得乒乓直响，子弹贴着头皮“啾儿啾儿”直叫，跑了一夜才突出包围。天亮时，傅聋子向他俩走过来，给他俩一人塞了一小块大烟土，说，你们走吧，不要跟着我们跑了。说罢，就率领众土匪遁入山林。
姨父玩得刺激、玩得痛快，但他为时三天的失踪早已急坏了母亲。在他失踪的第二天，区公所的人就带着保丁来抓人了，说在土匪攻打关帝庙时看到他跟在土匪后面跑，一副不怕死的样子。他刚到家，母亲就赶紧叫他躲到四姑家里去了。后来，母亲看到伍明耻出现在永兴场的大街上，以为没事了，才把他叫回来，却不知道伍明耻的哥哥是帮会里的袍哥，区公所不敢惹他。姨父头天晚上回来，第二天一早就闯进来几个拿枪带棒的，把他抓到了刘备庙。
刘备庙里是区公所。在一个像是木头笼子的卡房里，姨父被囚了一个星期，多次被拉到大殿里，在“刘备”的目光注视下接受审讯。姨父具有遇险不惊的优秀品质，几乎是饶有兴味地供述了跟着土匪看热闹的经过，包括他有幸吃到的腊肉。是的，那是一种腌得通明透亮的腊肉，却隐瞒了大烟土，那将成为他去延安的一段路程上的路费。最大的难题是审问者向他要枪。这使他也埋怨起自己来了，你怎么忘了向傅聋子要枪呢？最好是一支短枪，那么，他就会怀揣着短枪投奔延安了。而眼下，不管区公所怎样逼他、吓唬他，他只能继续供述腊肉的味道。姨父在学校有个外号叫“朱哈儿”，他在大堂上的表现，使区公所认定，他的确是个稀里糊涂、缺了个心眼儿的“朱哈儿”，就向他的母亲勒索了三十块钢洋，把他放了。
姨父感到庆幸的是，正是这次与土匪的邂逅和区公所的抓捕，才使母亲横下一条心说，走吧，孩子，家里实在呆不住了，远走高飞吧，娘不留你，娘再给你凑路费。
现在，大喇叭的叫喊没有使姨父感到可怕，而姨父的母亲——年过古稀的朱奶奶却受到惊吓，神经失常了。
夜深人静时，她时常跑出去寻找儿子，在小巷里喊叫儿子小时候的名字：“增子，增子！……”
4。震惊全国的“窃听案”（1）
更加严重的事情发生了。1968年4月的一天，广州警备司令部执法处处长带着两名军人闯进“牛棚”，只对姨父说了一句话：“跟我走！”就把他塞进一辆黑色小汽车里，拉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关押在一个窗户上钉了木板、糊了厚厚一层报纸的小房子里。多年以后，姨父才得知他被逮捕时曾经被他忽略了的一个细节：警司执法处处长是带着一副手铐来抓他的，但把手铐拿出来时，却发现他只有一只手。执法处处长回去对警备处处长说：“妈的，手铐没给他铐上，倒是给他当了一回通信员，还得替他提水桶。”
那是一个用来“冲凉”的水桶。广州天气燠热，每个犯人也要有一个水桶“冲凉”。水桶就成了犯人想像自己能够像普通人那样活着的一个精神寄托。当六姨不知道姨父被关在哪里因而无法送来一个水桶的时候，看管人员曾让姨父使用过别人的水桶。他看到水桶上写着“晓菲”两个字，心中便怦然一动，感到是熟人的名字，却想不起晓菲是谁。后来，他偶然看到了跟他关在一个地方的中南局常委、原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才认定那是李尔重带来的他妻子宋晓菲的水桶。李尔重的妻子就在这个水桶上无言地伴着李尔重失去自由的岁月。
姨父认出，警备司令部关押他的地方原是广东省委副书记尹林平的住房。尹林平已经被造反派的“铁扫帚”扫出家门了。看管人员在关押姨父的屋门上钻了几个洞眼，洞眼上方贴着纸条。看管人员可以随时把纸条掀起来向室内窥视，监督他的行动，然后把纸条拉下来封住洞眼，使他无法从洞眼里得到光明。姨父知道这是监狱对重犯人采取的监视方法，而且想像得出，他的问题升级了。这是由他生长其中、他十分热爱的人民军队对他实行的专政。
即使面对着“同志们的带枪的专政”，姨父的词典里仍然找不到“恐惧”、“迷茫”这样的字眼和“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这样的成语。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姨父发表如下之“声明”：
我这一辈子呀，蒋介石的米一粒没吃过，日本人的水一口没喝过，旧社会的事情一天没干过，从投奔延安一直到全国解放，一天也没离开过部队，我怕么事呀？你去我的老家考古都可以，挖开我祖宗三代的祖坟，用考古的办法去考察吧，放大镜、显微镜都用上，你要找得到哪一块骨头上有政治问题，我给你发奖章。这是第一。第二，全国解放后，我曾多次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只要毛主席健在，我就一万个放心。不管你们给我扣上多大多重多骇人的帽子，最后也会像“抢救”运动那样，给我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我怕个鬼呀！
但是，姨父的常规性思维已经不能解释他面临的危难了。专案组对他的审查跟蒋介石的米、日本人的水以及祖宗三代的祖坟都毫无关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十二分努力地“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而招致的祸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揭发出来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大搞特务活动”的惊天大案。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成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的“元凶”。姨父朱汉雄同志正是以参与“窃听案”的“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的。他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跟杨尚昆一起，牵连到这个惊天大案里，照旧表现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姿态，十分天真地接受了专案组的审讯。
你在武汉市公安局的时候，局里有没有录音机？
有哇，是瑞典或是瑞士造的，是一部很高级的录音机。
你用没用过这个录音机？
我没得用它的权力。那是侦察部门专用的侦察器材，侦察部门使用这个东西也要报经市委政法书记兼公安局局长谢滋群批准。我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兼警卫处长是调不动那个东西的。
毛主席到武汉去的时候，你用没用过这个录音机？
用过， 不止一次地用过。
你是怎么用的？
毛主席的随员要给毛主席播放相声、京剧录音，他们只带来了录音带，要用我们的录音机播放录音。这也要经过谢滋群的批准，才能从侦察部门把录音机调出来。
有个录音员叫小刘的，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是工作关系。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的部下，我们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就是了。
那么，你好好说说，你是怎样积极配合的？
他是录音员，自然是配合录音的事情，比如说，他录音的时候需要连接电线，我就叫电工给他连线，保证录音的需要。我们一切听使唤。他需要我们干什么事情，我们就全力干好什么事情。
好了，这下子就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