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 编者: 黄树森-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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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往来贸易而迁徙，与科学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
（选自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林语堂对“北方”和“南方”人各有褒贬，但对广东却全是赞美之辞。
《中国人》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之作，原书用英文写成，原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被译为《吾国吾民》。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不小的轰动，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在西方广为流传。
第三章 文化的基因谱
人文以化成。人与历史俱逝，而文章长存，故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文章之中，我们找寻岭南文化的基因谱；从岭南文化的基因谱中，我们找寻岭南文明的演进轨迹。从岭南文明的演进轨迹中，使我们知道，岭南何以有今日，使我们预知，岭南明天更辉煌。
“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赵佗的《报文帝书》，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岭南最早文献，反映了岭南早期的文明和文化水平。文章代盛，文宗代出。西汉杨孚为了反对朝廷向岭南等地索取珍异之物，撰写《南裔异物志赞》，成为最早的岭南著述。唐张九龄，岭南第一进士，开创岭南诗派，被张说誉为“后出词人之冠”，李白、杜甫、王维极为推重。广东文章，自此独步中原，法传千古。元末明初，孙等人结南园诗社，互相唱和，成为当时中国五大地域诗歌流派之一，并以群体的力量和影响，极大地推动粤诗和岭南文化的发展，改变了此前粤人虽有大诗人，而一地文化风气终难兴盛的状况；粤人文化心理，也因此改变，敢说“南园五先生”，“轶视吴中四杰远甚”。明陈献章，创白沙心学，为王阳明（守仁）前驱，是完成理学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岭南学术，第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明末清初，又有“岭南三大家”并起，足可与“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孽）相抗。清人洪亮吉说：“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岭南文化以其僻处一隅，虽时有不逮风气之嫌，也有静处自守自得的好处，即是说它不会太追逐潮流，而坚守某种优良的文化品格，或有自出机杼的创造。陈白沙、湛若水是创造的代表。岭南三子是坚守的代表。自此而后，经过阮元与张之洞先后十数载的督粤，兼之风云际会，广东文化，就渐渐走到全国前列了。
在岭南文化的基因谱中，校庠、谱牒、师道，皆为薪火相传之链接。链接之间，师道存焉，文化兴焉。岭南师风传承，足堪千古者，先有张九龄与张说，后有区册韩及阳山人赵德及潮人韩愈，南园五子与后五子，陈白沙与湛若水，岭南三忠与岭南三大家，康与梁，陈寅恪与刘节……其中最感人者，莫如湛若水之于陈献章。湛氏宦游各地，每到一处，必建书院以祠先师，而在学术上，却并不拘泥于先师。这种师道风范，足堪独步千古。岭南文化就在这些师道风范的典型之间承传、发扬、繁荣。
岭南文化，渐臻于盛，既有赖于自身积累的沉淀，亦有赖于他山之玉的攻错。韩愈先贬阳山县令，再贬潮州刺史，诗人不幸粤人幸，屈大均说：“自韩昌黎入粤，粤之人士与之游，而因以知名于世者……至今粤人以为荣。”有意思的是，韩愈本人言辞之中是瞧不起岭南的。他为岭南人做了些好事，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官员而已。但岭南人只记下他的好处，并将之无限发扬光大。这就是岭南人的优点，这就是岭南文化最优良的基因之一。对此，后来的苏东坡非常羡慕，自认所作《潮州韩文公碑》将不朽，大约看到了粤人对韩愈持久的崇拜。幸运的是，岭南人也这样对待他。“自从坡公谪岭南，天下谁敢轻惠州。”坡公的声名与岭南人的持久崇拜是相得益彰的。这种基因的优良，更表现为雷州人对一些文化过客的念念不忘，并为之建十贤祠以尊礼。文天祥说：“诸贤何以得此于南海，南海何以得此于诸贤乎哉！”如此，可以说广东人是从善如攀，近乎伟大了。广东地处僻远，而能有今日的文化成就，良有以也。
雷州十贤堂记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端，又字履善，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年二十，举进士第一（状元），累迁湖南提刑、赣州知州。元兵入侵，勤王拜相，声震中外。往使元营，被强留。逃出后继续抗元，后被俘不屈而死。在狱中写下的《正气歌》，为千古绝唱，激励着一代代中华民族有志之士。
国朝自天禧、乾兴迄建炎、绍兴百五十年间，君子、小人消长之故，凡三大节目，于雷州无不与焉。按《雷志》：丞相寇公准以司户至，丁谓以崖州司户至；绍圣后，端明翰林学士苏公轼、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门下侍郎苏公辙，以散官至；苏门下正字秦公观至；枢密王公岩叟，虽未尝至，而追授别驾犹至也。未几，章惇亦至。其后丞相李公纲、丞相赵公鼎、参政李公光、枢密院编修官胡公铨，皆由是之琼、之万、之儋、之崖。正邪一胜一负，世道与之为轩轾。雷视中州，为远且小而世道之会，乃于是观焉。
我度皇之九年，诏大府寺簿虞侯应龙知雷州。侯，雍公曾孙，有文学，凡登朝，必与史事，诸所衮钺，得《春秋》大旨。植之风声，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图谍，访耆老，顾瞻山川，惄如有怀，乃黜丁氏、章氏，自莱公｛1｝以至澹庵｛2｝，凡十贤，为祠于西湖之上，使海邦兴起前闻，一朝皂白知所以劝，敬贤如师，疾恶如仇。侯所为，岂刀笔细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诸贤冠冕于此，俨然而威？自太守诸生以下，敬共登降，制币荐奠，如先圣先师。人有常言，“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诸贤何以得此于南海，南海何以得此于诸贤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礼，稽诸司，败岭海则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汉唐所及。虽施之奸回，容有伤惠。而贤者失路，靡不获全。祈天永命，万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经始于十年九月，十月吉日落成。侯谓予同馆，走书数千里至赣，属予记。予不敏，叙其凡。复为《迎送神辞》，使祀则歌之。辞曰：
飙风起兮云黄，万里兮故乡。桃茢兮祓不祥。何怀乎斯宇兮，惟独有此众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岳为质兮，三辰为光。保我有国兮，万年其昌。
（选自乾隆《广东通志·艺文》）
文化是要靠建设的。文化有时如雪泥鸿爪，稍有轻忽，则失之交臂，人民因此或受蒙昧之苦。雷州十贤祠，今日尚存。而这十贤之中，多数只是途经或短暂停留。但主政的官员和雷州人民，敏感地抓住了这相对于雷州来说稀有的资源，并把它无限放大（立祠的举措及其效果）。就像一个流行歌星，比如说“超女”过境，会激起无数的狂热，文化的魅力可不止于此，它能越千年而弥醇。湛江能成为广东一方重镇，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现代意义上的大港口或者其他，文化的传统，当是其灵魂吧。
2005年10月，顺德发现文天祥后裔墓群。据考证，为避免灭族命运，文天祥长子景贵在新会崖山附近不知所终后，次子景宗举家迁往与世疏离的顺德马岗岛隐居。又新会崖山附近，新近也发现了文天祥的战友、曾任南雄知州的温文宁家族墓群。
第四章 潮流的风向标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渊源独具的人文传统，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广东在近代中国成为时代潮流的“风向标”，第一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中国传统文化，在心理积淀和思维惯性上，患着一种顽症：僵化而不鲜活，封闭而不开放，复古而不创新，沉浸在天朝盛世的迷梦和幻想中而欠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些顽症又如同重重迷雾，笼罩了整个中国。当西方正在一日千里地大步前进时，东方巨龙却在沉沉入睡。
在广东，由于“其民习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又加之“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因此，“广东言西学最早”（梁启超）。潮涌南海，风起广东，一场热带风暴从广东登陆，吹向中国内陆，它带来的狂风暴雨，驱散了重重迷雾。它带来的惊雷闪电，震醒了沉睡神州。
《时务报》、《知新报》、《岭学报》的创办，打开了国人的眼界。万木草堂、广雅书院、岭东学堂的讲授，传播了新的知识。
广东人容闳，以“从娃娃抓起”的远见卓识，传导“中国要正视世界”，要用西土文化“浇灌中土”并“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的理念，组织学童留美，但“北人应者极少”，“来者皆粤人”。而正是这一批学童，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
当中国人还沉浸在中兴盛世的幻梦中时，广东人郑观应最先喊出了“盛世危言”，提出了富国安民的自强之道。郑观应的大声疾呼，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一代伟人———毛泽东。
当中国人还顽固地保守着“祖宗之法”时，广东人康有为却感受到了新的风气，他在家乡的“思想骚动”奠定了一生的志业。维新变法的潮流也在广东酝酿。
文学的新潮流也在广东形成。广东人黄小配敢于为“发逆”洪秀全写演义，歌颂太平天国的崭新气象。广东人黄遵宪倡导“我手写我口”，以西学新名词冲击着古老的诗歌语法。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拉开了现代文学革命的序幕。
风云际会，广东成了时代潮流的“风向标”。文化启蒙的狂飙从广东刮向内陆，东方巨龙擦亮了眼睛。一部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中国现代历史由此展开了。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
（1912年5月7日）
·孙中山
孙中山
（1866—1925），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广东香山人，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之后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4年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担任总理。1921年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就任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
仆今日得贵校诸君开会欢迎，不胜欣谢！
诸君在此，莘莘济济，有缘同学，今我见之，顿触少年时事。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又数年即回祖国，就学于本城之博济医院，与贵校廖得山同学。仅一年，又转香港推＇雅＇利士医院，凡五年，以医亦救人苦难术。然继思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惜当时附和者少，前后数年，得同心同行者不过十人，得此十人，即日日筹划，日日进行。甲午中东之役后，政学各界人人愤恚，弟等趁此潮流，遂谋举事于广州，失败后居外经营，屡蹶屡起，直至去年八月在武汉起事，不半载而大功告成。此固天之不欲绝吾中国也。然则，功既成矣，吾从前之志愿，岂遂达乎？非也，千未得一也。今日所成，只推倒一恶劣政府之障碍物而已。以后建设，万端待理。〈负责〉何人，则学生是也。
凡国强弱，以学生程度为差。仆从前以致力革命，无暇向学读书。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事革命者实七八时，而学业遂荒。沿至于今，岁不我与。今见学生，令人健羡，益见非学问无以建设也。譬诸除道，仆则披荆斩棘也，诸君则驾梁砌石者也。是诸君责任，尤重于仆也。肩责之道若何，无他，勉术学问，琢磨道德，以引进人群，愚者明之，弱者强之，苦者乐之而已。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倘诸君如有志而力行之，则仆之初志赖诸君而达，共和新国亦赖诸君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