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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广东九章 编者: 黄树森-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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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往来贸易而迁徙,与科学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
  (选自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林语堂对“北方”和“南方”人各有褒贬,但对广东却全是赞美之辞。
  《中国人》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之作,原书用英文写成,原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被译为《吾国吾民》。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不小的轰动,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在西方广为流传。
第三章 文化的基因谱
  人文以化成。人与历史俱逝,而文章长存,故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文章之中,我们找寻岭南文化的基因谱;从岭南文化的基因谱中,我们找寻岭南文明的演进轨迹。从岭南文明的演进轨迹中,使我们知道,岭南何以有今日,使我们预知,岭南明天更辉煌。
  “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赵佗的《报文帝书》,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岭南最早文献,反映了岭南早期的文明和文化水平。文章代盛,文宗代出。西汉杨孚为了反对朝廷向岭南等地索取珍异之物,撰写《南裔异物志赞》,成为最早的岭南著述。唐张九龄,岭南第一进士,开创岭南诗派,被张说誉为“后出词人之冠”,李白、杜甫、王维极为推重。广东文章,自此独步中原,法传千古。元末明初,孙等人结南园诗社,互相唱和,成为当时中国五大地域诗歌流派之一,并以群体的力量和影响,极大地推动粤诗和岭南文化的发展,改变了此前粤人虽有大诗人,而一地文化风气终难兴盛的状况;粤人文化心理,也因此改变,敢说“南园五先生”,“轶视吴中四杰远甚”。明陈献章,创白沙心学,为王阳明(守仁)前驱,是完成理学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岭南学术,第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明末清初,又有“岭南三大家”并起,足可与“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孽)相抗。清人洪亮吉说:“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岭南文化以其僻处一隅,虽时有不逮风气之嫌,也有静处自守自得的好处,即是说它不会太追逐潮流,而坚守某种优良的文化品格,或有自出机杼的创造。陈白沙、湛若水是创造的代表。岭南三子是坚守的代表。自此而后,经过阮元与张之洞先后十数载的督粤,兼之风云际会,广东文化,就渐渐走到全国前列了。
  在岭南文化的基因谱中,校庠、谱牒、师道,皆为薪火相传之链接。链接之间,师道存焉,文化兴焉。岭南师风传承,足堪千古者,先有张九龄与张说,后有区册韩及阳山人赵德及潮人韩愈,南园五子与后五子,陈白沙与湛若水,岭南三忠与岭南三大家,康与梁,陈寅恪与刘节……其中最感人者,莫如湛若水之于陈献章。湛氏宦游各地,每到一处,必建书院以祠先师,而在学术上,却并不拘泥于先师。这种师道风范,足堪独步千古。岭南文化就在这些师道风范的典型之间承传、发扬、繁荣。
  岭南文化,渐臻于盛,既有赖于自身积累的沉淀,亦有赖于他山之玉的攻错。韩愈先贬阳山县令,再贬潮州刺史,诗人不幸粤人幸,屈大均说:“自韩昌黎入粤,粤之人士与之游,而因以知名于世者……至今粤人以为荣。”有意思的是,韩愈本人言辞之中是瞧不起岭南的。他为岭南人做了些好事,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官员而已。但岭南人只记下他的好处,并将之无限发扬光大。这就是岭南人的优点,这就是岭南文化最优良的基因之一。对此,后来的苏东坡非常羡慕,自认所作《潮州韩文公碑》将不朽,大约看到了粤人对韩愈持久的崇拜。幸运的是,岭南人也这样对待他。“自从坡公谪岭南,天下谁敢轻惠州。”坡公的声名与岭南人的持久崇拜是相得益彰的。这种基因的优良,更表现为雷州人对一些文化过客的念念不忘,并为之建十贤祠以尊礼。文天祥说:“诸贤何以得此于南海,南海何以得此于诸贤乎哉!”如此,可以说广东人是从善如攀,近乎伟大了。广东地处僻远,而能有今日的文化成就,良有以也。
  雷州十贤堂记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端,又字履善,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年二十,举进士第一(状元),累迁湖南提刑、赣州知州。元兵入侵,勤王拜相,声震中外。往使元营,被强留。逃出后继续抗元,后被俘不屈而死。在狱中写下的《正气歌》,为千古绝唱,激励着一代代中华民族有志之士。
  国朝自天禧、乾兴迄建炎、绍兴百五十年间,君子、小人消长之故,凡三大节目,于雷州无不与焉。按《雷志》:丞相寇公准以司户至,丁谓以崖州司户至;绍圣后,端明翰林学士苏公轼、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门下侍郎苏公辙,以散官至;苏门下正字秦公观至;枢密王公岩叟,虽未尝至,而追授别驾犹至也。未几,章惇亦至。其后丞相李公纲、丞相赵公鼎、参政李公光、枢密院编修官胡公铨,皆由是之琼、之万、之儋、之崖。正邪一胜一负,世道与之为轩轾。雷视中州,为远且小而世道之会,乃于是观焉。
  我度皇之九年,诏大府寺簿虞侯应龙知雷州。侯,雍公曾孙,有文学,凡登朝,必与史事,诸所衮钺,得《春秋》大旨。植之风声,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图谍,访耆老,顾瞻山川,惄如有怀,乃黜丁氏、章氏,自莱公{1}以至澹庵{2},凡十贤,为祠于西湖之上,使海邦兴起前闻,一朝皂白知所以劝,敬贤如师,疾恶如仇。侯所为,岂刀笔细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诸贤冠冕于此,俨然而威?自太守诸生以下,敬共登降,制币荐奠,如先圣先师。人有常言,“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诸贤何以得此于南海,南海何以得此于诸贤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礼,稽诸司,败岭海则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汉唐所及。虽施之奸回,容有伤惠。而贤者失路,靡不获全。祈天永命,万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经始于十年九月,十月吉日落成。侯谓予同馆,走书数千里至赣,属予记。予不敏,叙其凡。复为《迎送神辞》,使祀则歌之。辞曰:
  飙风起兮云黄,万里兮故乡。桃茢兮祓不祥。何怀乎斯宇兮,惟独有此众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岳为质兮,三辰为光。保我有国兮,万年其昌。
  (选自乾隆《广东通志·艺文》)
  文化是要靠建设的。文化有时如雪泥鸿爪,稍有轻忽,则失之交臂,人民因此或受蒙昧之苦。雷州十贤祠,今日尚存。而这十贤之中,多数只是途经或短暂停留。但主政的官员和雷州人民,敏感地抓住了这相对于雷州来说稀有的资源,并把它无限放大(立祠的举措及其效果)。就像一个流行歌星,比如说“超女”过境,会激起无数的狂热,文化的魅力可不止于此,它能越千年而弥醇。湛江能成为广东一方重镇,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现代意义上的大港口或者其他,文化的传统,当是其灵魂吧。
  2005年10月,顺德发现文天祥后裔墓群。据考证,为避免灭族命运,文天祥长子景贵在新会崖山附近不知所终后,次子景宗举家迁往与世疏离的顺德马岗岛隐居。又新会崖山附近,新近也发现了文天祥的战友、曾任南雄知州的温文宁家族墓群。
第四章 潮流的风向标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渊源独具的人文传统,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广东在近代中国成为时代潮流的“风向标”,第一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中国传统文化,在心理积淀和思维惯性上,患着一种顽症:僵化而不鲜活,封闭而不开放,复古而不创新,沉浸在天朝盛世的迷梦和幻想中而欠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些顽症又如同重重迷雾,笼罩了整个中国。当西方正在一日千里地大步前进时,东方巨龙却在沉沉入睡。
  在广东,由于“其民习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又加之“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因此,“广东言西学最早”(梁启超)。潮涌南海,风起广东,一场热带风暴从广东登陆,吹向中国内陆,它带来的狂风暴雨,驱散了重重迷雾。它带来的惊雷闪电,震醒了沉睡神州。
  《时务报》、《知新报》、《岭学报》的创办,打开了国人的眼界。万木草堂、广雅书院、岭东学堂的讲授,传播了新的知识。
  广东人容闳,以“从娃娃抓起”的远见卓识,传导“中国要正视世界”,要用西土文化“浇灌中土”并“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的理念,组织学童留美,但“北人应者极少”,“来者皆粤人”。而正是这一批学童,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
  当中国人还沉浸在中兴盛世的幻梦中时,广东人郑观应最先喊出了“盛世危言”,提出了富国安民的自强之道。郑观应的大声疾呼,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一代伟人———毛泽东。
  当中国人还顽固地保守着“祖宗之法”时,广东人康有为却感受到了新的风气,他在家乡的“思想骚动”奠定了一生的志业。维新变法的潮流也在广东酝酿。
  文学的新潮流也在广东形成。广东人黄小配敢于为“发逆”洪秀全写演义,歌颂太平天国的崭新气象。广东人黄遵宪倡导“我手写我口”,以西学新名词冲击着古老的诗歌语法。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拉开了现代文学革命的序幕。
  风云际会,广东成了时代潮流的“风向标”。文化启蒙的狂飙从广东刮向内陆,东方巨龙擦亮了眼睛。一部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中国现代历史由此展开了。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
  (1912年5月7日)
  ·孙中山
  孙中山 
(1866—1925),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广东香山人,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之后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4年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担任总理。1921年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就任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
  仆今日得贵校诸君开会欢迎,不胜欣谢!
  诸君在此,莘莘济济,有缘同学,今我见之,顿触少年时事。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又数年即回祖国,就学于本城之博济医院,与贵校廖得山同学。仅一年,又转香港推'雅'利士医院,凡五年,以医亦救人苦难术。然继思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惜当时附和者少,前后数年,得同心同行者不过十人,得此十人,即日日筹划,日日进行。甲午中东之役后,政学各界人人愤恚,弟等趁此潮流,遂谋举事于广州,失败后居外经营,屡蹶屡起,直至去年八月在武汉起事,不半载而大功告成。此固天之不欲绝吾中国也。然则,功既成矣,吾从前之志愿,岂遂达乎?非也,千未得一也。今日所成,只推倒一恶劣政府之障碍物而已。以后建设,万端待理。〈负责〉何人,则学生是也。
  凡国强弱,以学生程度为差。仆从前以致力革命,无暇向学读书。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事革命者实七八时,而学业遂荒。沿至于今,岁不我与。今见学生,令人健羡,益见非学问无以建设也。譬诸除道,仆则披荆斩棘也,诸君则驾梁砌石者也。是诸君责任,尤重于仆也。肩责之道若何,无他,勉术学问,琢磨道德,以引进人群,愚者明之,弱者强之,苦者乐之而已。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倘诸君如有志而力行之,则仆之初志赖诸君而达,共和新国亦赖诸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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