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 编者: 黄树森-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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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天打卦”靠不住，靠得住的便只有自己。
所以，广州人极其看重一个“搏”字。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就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正是“广州精神”的一种体现。广州方言中有不少表现这种拼搏精神的话，比如“照杀”、“擒青”、“搞掂”，甚至“搏晒老命”。“搏晒老命”当然是“拼了老命”，而“照杀”则是“下定决心”。比方说：“呢件事几大都照杀”，就是“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的意思。“下定决心”要用“照杀”这样“杀气腾腾”的词来表达，无非表示了一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心。有此决心，当然也就能把事情样样“搞掂”。为了“搞掂”，哪怕鲁莽（擒青）一点，或被人视为“擒青”，也在所不惜。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是拼搏精神。
有此精神，故广州人不怕“食头箸”，也就是“敢为天下先”。事实上，广州和整个广东地区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敢于“食头箸”的精神。许多内地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广州人和广东人连想也不去想就做，等到内地人醒悟过来，也照着广东经验来做时，其差距已不可以道理计。这，便正是“市”优于“城”和“镇”的地方。因为“市”是以经济活动为命脉的，而任何一个所谓“经济人”都明白，商战有如艺术，最忌讳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胜利的桂冠永远只属于敢于“食头箸”的人。
广州人敢于“食头箸”，也敢“炒鱿鱼”。
炒鱿鱼，是粤港两地的流行语，现在已为国人所熟知。它的意思，就是“丢饭碗”。因为广州人炒鱿鱼多为炒鱿鱼卷而非炒鱿鱼丝。精巧的刀功加热油武火，鱿鱼片就会卷曲起来，颇似丢了饭碗卷铺盖走人之状。不过我们说广州人敢于“炒鱿鱼”，却不是指老板敢“解雇”，而是指员工敢“跳槽”———“炒”老板或单位的“鱿鱼”。正如“个体户”最早出现在广州，“炒鱿鱼”也最早是在广州成为风气。当许多内地人还恋恋不舍于“大锅饭”、“铁饭碗”，不愿告别“单位”，担心可能“下岗”时，广州人早就在“跳来跳去”。
在今日之广州，至少有两件事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一是“炒更”，即业余兼职；二是“跳槽”，即另谋高就。也许，除深圳这个经济特区外，广州“炒更”和“跳槽”的人是最多的，空间也是最大的。在广州，换了职业换了单位，比换了老婆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人会在乎你跳来跳去，也没有人会指责你心无定性。对于生活在一个最大市场中的人来说，这和货物的出出进进、商品的花样翻新没什么两样，也和公司商店的关门开张一样正常。
于是，我们在广州看到的，便不仅是“怪异”，更是“活力”。
活，正是“市”的特征。因为所谓“市”，就是以商品的流通为存在依据的地方，讲究的就是一个“活”字。所谓“无商不活”，即此之谓。事实上，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造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也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成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请回想一下，在改革开放以前，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以前，有谁感受到广州的“生猛鲜活”，也就是感到怪异吧！
问题是，这种活力究竟能维持多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为广州和广东感到担忧。
已经有人指出，广州这个城市“总是起模范带头作用，而且每次都来势凶猛，但往往都是虎头蛇尾”（萧森林《最说不清的城市：广州》）。比如康梁维新和国民革命都是。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浩浩荡荡一路乘胜前进，然而一打到上海，就没广州什么事。这当然与广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有关———远在南海一隅的“化外之地”岂能号令全国？但与广州的城市性格也未尝无关。广州的风格是“生猛鲜活”，而“生猛鲜活”者往往不能“深入持久”，就像短跑运动员并不适合跑马拉松一样。那么，这一回，再一次走在中国革命前列，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贡献了个体户、乡镇企业、“三来一补”和“先富起来”经验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全面铺开、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迅速崛起的今天，还能保持“生猛鲜活”的势头吗？我们不免有杞人之忧。
有人认为，在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广州和广东作为“探险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作为“先行官”的特殊角色也即将结束。广东将归于平静和平常，广州也将重新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并不错。自古以来，就有“风水轮流转”的说法，何况是在这个“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时代？没有哪个城市应该总是成为瞩目的中心，广州也一样。但，每次都冲锋陷阵在前的广州，敢于“食头箸”、敢为天下先的广州，以自己上千年商业传统为其他兄弟姐妹们“摸了石头”的广州，难道就该这样悄然退场？她难道就不该在这个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时代，创造出一种更辉煌的新文化？
因此，我们还想多说几句。
五、多说几句
广州文化要想走向大气磅礴、灿烂辉煌，并不容易。
广州广东的崛起，无疑是一得天时（改革开放），二得地利（毗邻香港），三得人和（广东人原本就是“经济人”），但自身的文化准备却明显不足。不得不承认，广州文化也好，广东文化也好，基本上是一种褊狭的地域文化，而且受香港的影响太大（有所谓“香港打个喷嚏，广州就会感冒”的说法）。香港虽非“文化沙漠”，但香港高品位学术文化之微弱，也是不争之事实。同样，广州文化不如北京、上海之大气，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随便举个例，一件名牌西装，穿在广州人身上，也许只能穿出阔气；穿在上海人身上，便可能穿出教养。穿衣尚且如此，更遑论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文化的建设毕竟是一件需要长期积累的事情，不可能“生猛鲜活”地一蹴而就。历来只有经济上的“暴发户”，却从来没有文化上的“暴发户”。但如果没有文化的建设作后盾，则经济上的“生猛鲜活”又能维持多久，也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看来，广州是必须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城市文化建设问题了。
城市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城市的文化性格和市民的文化心态。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未能很好解决。但它又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海的经验就值得借鉴。上海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她的历史虽然很短，却能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大成就。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所指出：“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白鲁河，《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可见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并不矛盾，而唯其两者并行，上海才成了众所公认的“大上海”。
在某种意义上讲，上海和广州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它们都不是“城”，而是“市”。也就是说，都是靠经济建设“起家”的。而且，老实说，广州的文化条件比上海要好得多。上海毕竟是新兴城市。偌大一个上海，什么都不缺，却难得找到历史悠久意味深厚的文化景观。在这方面，广州比上海可就强得多。七星岗、五仙观、越王墓、石门泉、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先贤墓、南海神庙、镇海楼，广州人说起来如数家珍。比起它们来，上海的城隍庙就太可怜。但是没什么家底的上海人却比广州人干得出色，而广州人的得意之笔则是把文化也变成了商业，其代表作就是“花市”和“饮茶”。赏花和饮茶原本是广东人的一种文化生活，但一进广州，也就“入乡随俗”，变成了商业行为。这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它们还可以看作文化与商业相结合的成功范例。问题在于既然有本事把文化变成商业，那么，也就应该有能力把商业也变成文化。苟且如此，则广州的文化岂非也就不让于上海？可惜并非如此。
也许秘密就在于上海是“滩”，是一个移民城市。因此，它就没有广州那种根深蒂固的狭隘的地域文化偏见，也就能够不但以政治上的宽松氛围而且也以文化上的宽松氛围吸引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从而创造出独具一格又蔚为大观的“海派文化”。所以上海人没有什么“乡土观念”，而只有“社区观念”。“乡土观念”是对封闭保守的“土著文化”的认同，“社区观念”却是对开放兼容的“城市文化”的认同，这便正是上海人比广州人棋高一着的地方。
确实，广州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就是广州人那种过分地以“纯种广东土著”为自豪的呆气。我们不否认广东人确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他们毕竟在历代王朝不那么关心过问的情况下，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确实在经济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如果竟把这些成功归功于自己乡土的“风水”或“方言”，并自我陶醉到执迷的程度，就未免荒唐可笑和小气呆气。可惜广东人似乎确有些这种呆气。据说他们当中某些老派的人物，在美国居留三代，还只会说一种被美国人讥为“破碎英语”的憋脚英语，不会说甚至听不懂国语，更不足为奇。这就与同为古代“百越文化区域”的福建厦门一带以说普通话为有文化、有教养的标志，实大相径庭；也与广州广东地区将要争取的历史地位大相矛盾。因为如前所述，一个城市的真正城市化水平，是与它的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成正比的，其中，就包括语言的开放兼容程度。广州要成为“大广州”，就必须创造一个与这一历史地位和光荣称号相适应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这是广州走向全国的前提条件，也是广州容纳全国尤其是容纳全国精英人才的前提条件。更何况，不首先打破自己心理上狭隘的地域文化偏见，又怎么谈得上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因此我以为，广州的文化建设，也许当从推行普通话开始。
“点睇”（你以为如何）？
（节选自易中天著：《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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