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两大阴阳学派及其合理性探讨-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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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又《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以“急缓、大小、滑涩”论脉象，及其论治则曰“是故刺急者，深内而久留之。刺缓者……。诸小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可互相发明。）［①少阴病之三“急下”证当从“阳明病（太阴病）”之病机省，唯其以
“虚”忌泻，故三令五申以“急”泻，防其既虚之阴破阳以出而反自失也：小损以杜其大溃。315条“少阴病，……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可助于理解。②少阴病之两“微发汗”证当从“阳明病”
中寒之病因省：（180）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胃家实”当从《千金翼方·卷第九、第十》及《太平圣惠方·卷第八》之《伤寒论》条文作“胃中寒”）；（181）问曰：何缘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也（185）本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转属阳明也。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转属阳明也。故知“微发汗”即所以防其“汗多亡阳”以至于阴亦失（283条：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亦防于大胜后之大复（《至真要大论》“胜有微甚，复有少多”）而为“川壅”之“必溃”，所以鉴鲧之失而效禹之治，“微发汗”以疏导其“反发热”者即是顾护其阳（小疏以防于大溃：《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此皆少阴病之“变法”，而③其“常法”当以密固为是（“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四逆汤之君“甘草”者以此，故中寓甘草干姜汤以回阳（29条“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救治“反与桂枝，欲攻其表”之误），复参以附子之“温中”（从《神农本草经》）而不破阳者以救其里（观《本经》乌头“主治中风恶风洗洗出汗”而天雄“主治大风”则知附子不破阳，又核于“（20）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之意以及仲景少阴病多不忌附子之例，则知附子绝非发汗（攻表）之物。30条“增桂令汗出”之语与此相左，疑衍。存疑。观其文为释29条之证治，而其证与20条无异，彼加附子而谓此反忌之，于理不通。若去此五字而作“病形象桂枝；因加附子参其间；（增桂令汗出；）附子温中（经），亡阳故也”则可解：谓“脉浮自汗出小便数”者；乃“有阴无阳”之秋冬；似是而非“阳盛”之夏；故曰“证象阳旦”；不可攻表；
“因加附子“；所宜温中；亡阳故也。观“（283）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284）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285）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286）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阳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346）伤寒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言有出无入）”；此可见“亡（无）阳”之意以及“亡阳”“不可发汗（攻阳、攻其表）”之理。至于大青龙汤之“汗多亡阳”者则以动态过程为言，无违于此“无阳”状态之几（机）。故疑“增桂令汗出”五字为后人加注，非仲景本意，或并“附子温经”四字亦为注文之误入正文者，亦未可知，然若为仲景本文，当从《本经》作“附子温中”。以上皆出于臆测，苦无书证，故但存疑，以俟来者，以无踵“擅改经文”之失，而取“后生无知”之讥。）
上言“阴阳外变”之四象；而合于仲景六经病之以“四时”愈者（“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
。
下面再看阴阳之合天地五行（“天”四行而“地”独行）：
《尚书·周书·洪范》＇2＇言五行：“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合于四时阴阳大法。若“曰”若“爰”，其式不同。四时周天（四时足以周天，不言五），各以其序，而居中之地常王，爰引四时之气以成稼穑之功，是谓“土爰稼穑”。《说文解字》［3］“，引也。从从亐”（段玉裁注：“”者，相引之意，“亐”亦引词，与“”双声）。又《说文》“，物落也，上下相付也。从爪、手（、）（段注：以覆手与之，以手受之，象上下相付）。凡之属皆从”。可知，“土爰稼穑”为地爰引四时气之在天者为用，以成其稼穑之功。在《洪范》作者的“盖天说”观念中，天地尚有尊卑之序、上下之义，认为四时轮流上临，各以其序，地居下常受之，如男女之“授受”，则知五行观念原本于阴阳。然五行之中，土为“孤家寡人”，也正是《洪范》强调的。四时周天，如环无端，土无与伦比（二人相并曰“比（）”），适足与为伍（“五”，土之数。按《说文》解“五”［4］：“”从“二”（上“一”象天，下“一”象地），“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老子所谓“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以及“侯王自称孤、寡、不榖”者，谓土欤？故又曰“贵以贱为本”（希者为贵；多则价贱。《说文》“贱；价少也；从贝戋声”；“贵”亦从“贝”＇5＇）。当一个人失却自我时，便没有资本与他人交流了。可以想象；一旦土与其它四者齐同并比，则天地之义不存；而阴阳之机尽失。当以四时之轮流在天者为阳；而以土卑为地常王者为阴；唯此乃可以演四时阴阳出入之机（《尚书》如是说。而《黄帝内经》亦言各王90日之四时脉而非各王72日之五时脉；以见四时阴阳“逆从之变异”；脾脉则“善者不可得见”；论详于下）。
《素问·玉机真脏论》中，在岐伯答以四时之脉后，“帝曰：善
。帝曰：四时之序，逆从之变异也，然脾脉独何主？岐伯曰：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帝曰：然则脾善恶，可得见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迮以微；著之玉版，藏之于府，每旦读之，名曰《玉机》。”
据此可知，“脉之大要”，在于脾脉不主时，“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
善者不可得见”。是谓“土爰稼穑”。因四时以成稼穑之功。“稼”于春而“穑”在秋，以其不主时故无失时！《内经》曰“天为阳，地为阴”，然则“外为阳，内为阴”：此不以天地高下立论，故无以上下阴阳苛求（《素问·天元纪大论》鬼臾区所谓“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即以上下立论）。《素问·五运行大论》对以上下分阴阳之法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以内外为经法的阴阳理论：
“帝曰：余闻鬼臾区曰：应地者静。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谓也。愿闻何以生之乎？岐伯曰：天地动静；五运迁复；虽鬼臾区其上候而已；犹不能遍明。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耀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视其象；虽远可知也。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冯（凴）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
世有《上下经》及《八十一难》（前者首见《史记·仓公列传》，又《素问》有《上经》《下经》及《上下经》之名；后者首见张仲景“撰用”书中），以上下为“经”（内外为“纬”）
论
天地之阴阳以及于人身之阴阳，故所论时误，或得或失，盖原于“盖天说”诸论而或不能明《尚书·洪范》之意者；更有《黄帝内、外经》（首为《汉书·艺文志》著录，曰《黄帝内经》《黄帝外经》。其分言者，约同于《素问》所谓的《上经》《下经》之于《上下经》，名虽则分，其实仍合，故《素问》多以《上经》《下经》相提并论。若皇甫谧之说，以《黄帝内经》一十八卷而赅《素问》、《灵枢》各九卷182篇之多，且得与《黄帝外经》别离以独行于世者，恐未可尽信。当以今《素问》、《灵枢》中收载有“黄帝内经一十八卷”之内容为得，而曾与《素问》表里别行而后又并入其中的《七篇大论》似可视为《黄帝外经》部分，其内容亦言于“气之通天者”而与《上经》略同，不过以更先进的“浑天说”立论而已。），其书以内外论阴阳：以四末为外属阳环入，心（囟）肺居中为阴主出，比马王堆汉墓帛书《脉法》（抄写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世纪）［6］之以“气也者，利下而害上，从暖而去清焉，故圣人寒头而暖足”者有了质的飞跃（按：孟子云“心之官则思”。《说文》解“思”［7］：“，睿也。从心从囟”而“，头会匘盖也，象形，凡囟之属皆从囟”。现代医学已证明，当由于外伤大失血等原因导致人体血容量相对不足时，机体会牺牲外周循环以确保中心循环——心脑供血，此时虽四逆、脉微细，人迎脉当盛大。据此理可知“心囟（脑）”并在内而为阴之意）。而《难经》反以头为阳，其《四十七难》曰：“人面独能耐寒者，何也？
然：人头者，诸阳之会也，诸阴脉皆至颈、胸中而还，独诸阳脉皆上至头耳，故令面耐寒也。”在《内经》并不作如此解（《灵枢·邪气藏府病形》：“黄帝问于岐伯曰：首面与身形也，属骨连筋，同血合于气耳。天寒则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情，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答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明，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其气之津液皆上熏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天气甚寒，不能胜之也”）
。以此而论，则与其说“《难经》所解似非《内经》”，倒不如说《难经》所“难”直是《内经》了。两者间先后关系不外两种：或《难经》早于《内经》；或《难经》虽晚出而欲售其“经以上下、纬以中外”的阴阳学说，特标其新而立其异（其实已误解了《上下经》之意）。似以后者可能性更大。故《难经》又必须另设“命门”于下焦，因“肾有二”而强立“右者为命门”，以合于“火曰炎上”的上下阴阳论，而建立其用以婉转解释其所谓悖论（居上之心“主火”在其看来是悖论）的悖论！在黄帝学派这里，一切本可不必“庸人自扰”：心居中为阴主出！心肺虽居隔上亦必不为阳，君火正宜居中而非位下（“心部于表”“营出中焦”，既可部上亦可营下——相对于中，下亦为表），何琐琐于“偷梁换柱”之能事，反以下焦之右肾“命门”为“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而谓“肾间动气”为“生气之原、十二经之根本、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守邪之神”，以乖尊卑之序、君臣之位，反强曰“藏亦有六”、“府亦有五”？窃以为智者不为，而实有损
“扁鹊”
神医声名，则其托古之迹亦莫可以掩。又其于“奇经八脉”言之甚详，更有一源三歧诸脉，无非欲道其“上下”阴阳循环理论而已。“近取诸身”，吾未见其所谓（世有督升任降之说，或脱胎于此，而确为难于实稽之谈）；而“远取诸物”，大至于天地出入，小及于“蜎飞蠕动”，似皆以“中根”为得，以有异于“气立”之得以“升降”为言者（“气立”（植物）之升降，大言之仍为天地出入之机）。且人独为哺乳动物之直立者，至若牛羊之匍匐行者，其阴阳上下之理反异于人欤？则圣哲必不以之为“牺牲”以祭祖而取咎！故知其非。七篇《大论》为“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以后的作品”［8］已成共识，其中黄帝以鬼臾区之论设问而岐伯以“虽鬼臾区其上候而已”作答，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