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散步 龚鹏程-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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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统一性。
事实上，图式并不仅仅产生于情节，它是小说整个叙事架构所形成的一种图式。福斯特为我们介绍了两种图式：一是钟漏型（the shape of an hourglass），一种是长链型（the shape of a grand chain）。
前者可以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泰丝》（Thais）为例。小说中描述禁欲主义者伯福鲁士要去拯救妓女泰丝，他们分居在不同的地方，逐渐地碰头了。碰头以后，泰丝果然因此而进了修道院获得救赎，但伯福鲁士却因与她见面，而掉进罪恶之中。这两个人物互相接近，交会，然后再分开，刚好形成一个钟漏的图形（X）。长链型，则可以路伯克（percy Lubbock）的《罗马假期》（Roman Pictures）为例。该小说描述一位在罗马游历的观光客，遇到一位朋友，介绍他去参观咖啡厅、画廊、梵帝冈、意大利皇宫等，最后他又遇到这位朋友，才晓得此公原来是他女主人的侄儿。两人兜了一大圈以后，又合到一起，故为长链型。
另外，康洛甫也介绍了几种图式：
第一种（图一）是史坦贝克《人鼠之间》、康拉德《吉姆》、德莱塞《美国的悲剧》等小说所采用的。B代表觉察点（point of recognition），小说开始以后，进行到B点，读者就会发现一张命运之网已经被编织起来了；到达B点以后，故事便顺着命运的终局，一降而至结尾。
第二种（图二）则恰恰相反，到达B点以后，读者就发现命运是如此美好，这条途径是向上的，代表一个灰姑娘（Cinderella）式的成功故事。
第三种（图三）则是滴漏型，如泰丝故事那样。
第四种（图四）是圆形的故事形式，弯曲的线条绕回开始的地点，凡指向“永恒的循环”（eternal recurrence）或兜回开始地点的故事，都常采用这种图式。
第五种（图五）是类似横8字的图样，小说中有两个主题，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行程，它们在E点上相遇、分开，然后再连在一起，如《雪拉斯·麦纳》（Silas Marner）就是这样。
第六种（图六）则是一种上升的锯齿型，类似《唐·吉诃德》一类插曲式的长篇小说属之。在此类小说中，每一桩奇异的事件都会跃升到一个高潮，而读者逐页翻阅时，故事全部力量及含义也逐渐增强起来，结尾才回到开头的水平上。
像这些图式，在中国小说中大体上都能找到例子，譬如《西游记》就接近锯齿型，而由悲剧转为喜剧的情况则更多。这显然与康洛甫所说不甚相同，而与我国特殊的哲学思想有关，不同于西方悲剧的传统。另外，如《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一类小说，也都在天命的架构底下，形成了一种开头放线，然后逐步收网的结构图式。小说开始时，人物逐渐出场，小说即夹叙某人某事，但这些人与事慢慢地朝一个中心点辐凑（如《水浒传》的梁山泊、《红楼梦》的大观园、《儒林外史》的泰伯祠等），聚拢之后，再逐步流失、消散、死亡，以“空”为结局，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用画的卷轴来说，画家在一方空白的长卷子上，虚空落笔，一点一画，一山一水，逐渐勾勒出一处大观园、一泊梁山寨，然后风起云涌、烟消雾灭，长轴卷舒之后，毕竟仍只是一方白绢，一壁空无无限的虚与白。故《三国演义》写如许风流英雄、如斯时代慷慨，而总归为一阕《西江月》，词云：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是超越观点下，瓦解有限时空的图式，深刻而令人惊栗，以及领悟。
1985年7月8日讲于青年写作协会，1985年9月15日写成初稿于淡江
散文并非一种文学类型
附录三 散文的后现代性
1。散文并非一种文学类型
散文，目前大家都把它视为一个“文类”。什么文学奖、什么征文比赛，大抵均有散文一类，将它和诗、小说、剧本相分别。还有的则设为专门奖项，如吴鲁芹散文奖之类。
可是，散文能被视为一种文学类型吗？
散文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学体制的指称词，可能是由于骈散之分。“散文”一词，只有相对于“骈文”一词才有意义。散文之散与骈文之骈，正好形成一个对比。
但骈文之骈，其实也是很松散的描述语。现在我们讲文学史，通常将汉魏南北朝的赋都归为骈文。然而，赋者本为诗之流亚。沈约之前，浮声切响之学又未建立，为文者要骈也不太骈得起来。故“骈文”一词，所指称者，绝不能早于齐梁，范围也不宜太大。
就是依齐梁时期的“文笔之辨”来看，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诗赋均可归入文的领域，文笔之分也绝不能等同于骈散之争。阮元《文言说》谓：“今人所便单行之文，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论》便批评道：“近世阮元，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偶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而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
何况，文笔之分，本来也就不如现在大家想象得那么明确。以《昭明文选》为例，该书标明选文，又在序中明言只收“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故经、子、史都不入品裁，故常被引用为文笔之分中属于文这一方的代表。可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原即包括“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而那些赞论序述却是既有骈也有散，既含有韵者也有无韵的。
《文选》前半所录唯赋与诗，卷三十四以后为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这些，才是文类性的区分（骈散则不是）。放在一个文类中的，大抵或骈或散，并无一定。时代在前者，多为散体；时在晋宋齐梁，则俪语渐多。笺启、书信、檄、序等体均是如此。只有某些文类，如辞、铭、诔、七才以韵体为之。可见昭明太子之所谓文，本不以文笔之分的文为主，而韵散之殊，在当时也不足以作为文类文体区分的依据。
后来把骈文与散体对比起来说，可能主要是因唐代古文运动之故。古文运动反对六朝骈俪之风，提倡秦汉古文。古，正式相对于时代较接近唐代的魏晋南北朝而言。由于魏晋南北朝文章“义归乎翰藻”，比较华美，又多骈俪，是以古文运动诸公以秦汉文章为学习对象，强调气骨。而在文学体式上，秦汉之文，本少骈语，学之者遂亦以此而得以与六朝骈俪区分开来，以致古文的特征之一竟是单行散语。《石遗室论文》云“唐承六朝之后，文皆骈俪。至韩柳诸家出，始相率为散体文”者，即指此而言。
在贞元至元和年间，古文运动形成之际，来华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所著《文镜秘府论·南卷》中有段话说：“或云：今人所以不及古者，病于俪词。余云：不然。六经时有俪词，扬、马、张、蔡之徒始盛。‘云从龙，虎从风’，非俪耶？但古人后于语，先于意。因意成语，语不使意，偶对则对，偶散则散。若力为之，则见斤斧之迹。故有对不失浑成，纵散不关造作，此古手也。”由此引文，可见当时甚或更早即有贬抑俪词，希望藉由散语以追蹑古风的想法与做法。故他上溯俪语之源，推到《周易》，期以矫正。这与阮元、刘师培等人为反对桐城古文之势而纵谈《文言》，正相类似。
而他说作文章须以意为主，不必斤斤计较骈散，当对则对，当散则散，方能浑成，这个道理也是对的。古文运动诸大家，本来也就是骈散兼行的。韩、柳、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也都是辞赋高手，骈四俪文，未尝不锦心绣口。他们一些散行的文章，中间也不避俪词。但这种境界，其实颇不易至。一般为古文者，学到的是一些模拟古语以求为古文的形式技术，故以用俪词为不古。古文运动之所以给人散文运动的印象，原因正在于此。古文势盛，而骈体渐衰亦由于此。
近人郭绍虞有个讲法，说春秋前为诗乐时代，战国秦汉为辞赋时代，六朝为骈文时代，隋唐北宋为古文时代，南宋至今为语体时代。诗乐时代，语与文合，故无骈散之分。袁子才《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云：“古之人不知所谓散与骈也。”辞赋时代，文与言渐渐分离，文学逐渐走上文字型，在文学中发挥文字的特长，且藉统一文字来统一语言。进而到骈文时代，利用文字特点，形成骈偶与对仗，可称为文字型的极致。古文时代，则为它的反动。虽用文言，似与口语不同，但却是文字化的语言型。其后语录体的流行，小说戏曲的发展，便都是这个时期的进展。故古文运动名曰复古，实乃开新，代表文学以语言为工具而演进。（《中国文字型与语言型文学之演变》，收入《语文通论》正编，开明书店）
六朝文固然不限于骈俪，但以骈俪为其特点；古文也不限于散语，但以散语为其不同于骈俪之处。而正因其散行单语，故比骈文近于语言型而远于文字型。古文的文藻修饰之美，所谓“文章尔雅，辞训深厚”，确实不如骈文，这是它不倾向于文字型的征象。郭绍虞说它近于语言型，但发展了语言型，诚然。我们看古文家的文章中叙言说、状说话人声口处，还多于骈文，就可以明白这个论断是颇有见地的。
散文家们的百衲理论
2。散文家们的百衲理论
谈到此处，我要先岔出去，讨论一下已有的一些散文史、散文论，然后再接下去谈古文运动与其后散文发展的关系。
1936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陈柱《中国散文史》一书。全书依骈散关系立论，谓上古秦汉为骈散未分期，两汉为骈文渐成期，汉魏为骈文渐盛期，六朝至唐初为骈文极盛期，唐宋为古文极盛期，明清为骈散二体合之八股极盛期。但作者又自疑其旨，云：“吾以谓骈散二名实不能成立。”（第一编，第一章）所以他大抵只是采用文笔说的一部分含义，说文犹后世所谓诗赋骈文，笔犹后世所谓散文（第三编，第一章）。如此论文，窃恐其不自安也。该书拾摭上古迄清非韵文非偶体者，叙述成编，其中经史子集钟鼎碑铭无所不有。间或分派，名目亦极杂错，如战国以儒道墨法之学派分。然而学派岂即文派乎？两汉以辞赋家、经世家、史学家、经学家、训诂派、碑文家分。然而，经学不有训诂乎？碑多无名氏撰，又岂成家耶？晋南北朝更有藻丽派、自然派、论难派、写景派；唐宋而有难派、易派、矫枉派、艰涩派、浅易派、民族主义派。均凌乱不成言语，如此谈散文，不是谈成一盆面糊了吗？
陈柱此书，乃昔年商务“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无独有偶，1992年，56年以后，另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也由刘一沾、石旭红编了本《中国散文史》。这本书依时间顺序，每一时代各选一些人叙述。选谁与不选谁，毫无标准。既有像司马迁那样，已叙于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又专论于第三章的。更有将著名骈文作家如鲍照、吴均、庾信等列入大加评骘的。唐代，皇甫湜等韩门健者，都不齿及，而大谈杜牧李商隐。虽然这或许与作者自称“本书论述的对象主要在骈散二体，而以散体为主”有关，但在一本散文史中读到《哀江南赋》、《滕王阁诗序》，不是很奇怪吗？如此妄谬，似更甚于陈柱。
此书论散文，还有个与陈柱不同之处，即将散文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谓汉代经学之发达，使得散文开始“宗经”、“征圣”，魏晋南北朝儒学地位动摇，骈文大行。唐宋儒学复兴，散文亦复振。明清时期桐城派以八股解经的方式为文，衍其余波，明末小品等则为反动，自抒性灵。
但宗经、征圣，乃南北朝时刘勰之说。古文运动虽与儒学复兴有关，其文却与经学无关，亦与汉代儒学无关。明末小品文人则或不喜道学先生，然径谓其为儒学反动，又颇诬罔。是以刘石两君此类说法，可以惊俗目而不足以论散文史也。
像这类奇谈怪论，其实所在多有。如王更生先生为冯永敏《散文鉴赏艺术探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写序时说：“魏晋南北朝是个儒学式微、百家飙骇的时代，文学理论虽开千岩竞秀之局，但综其大要，不外文话、文选二派。”此语已令人费解，下文竟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