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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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发展
明末万历、天启之际，陕西连年灾荒，官府“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已经开始抗暴图存的武装斗争。天启七年（ 1627年），澄城县知县张斗耀坐堂比粮，愤怒的饥民以王二为首拥进公堂杀知县抗粮暴动，正式揭开明末农民战争序幕。陕北地瘠民贫，赋役苛重，起义爆发后，“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加上陕西边兵索饷哗变及大批被裁撤驿卒失去生计，也纷纷铤而走险，“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起义爆发的初期，势头迅猛，往往各地饥民同时揭竿而起，但因组织松散，互相缺乏联系，易为官府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崇祯三年（ 1630年），明廷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调集大军追剿陕西农民军，各路义军纷纷转移至山西，得到当地贫民支持和响应，并逐渐趋向于联合，次年共推梁王自用为盟主，号称紫金梁，相继转战于山西、河南、河北、湖广、陕西、四川等地。崇祯六年冬，在明政府军重兵围剿下，起义军接连遭受挫折，于是以伪降为掩护，乘敌不备，1633年趁冬季黄河结冰时，一举突破黄河天险，从渑池渡河主力部队进入中原作战。农民军在河南得到重大发展。
荥阳大会（ 1635）：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闯王高迎祥等率农民军主力军东入安徽，攻占颖州，并乘胜一举攻克中都凤阳，打出“古元真龙皇帝”大旗，焚毁皇陵享殿、龙兴寺，挖掘皇帝祖坟，给明朝以沉重打击。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农民军形成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主的两大势力。李自成等部活跃于陕西、宁夏、甘肃；张献忠、罗汝才等部转战于河南、湖广、安徽的广大地区。崇祯十年，明廷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增兵加饷，十面张网，加紧围剿镇压起义军。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等部于陕甘连遭挫折，陷入困境。
崇祯九年之后，张献忠部拥兵 20余万，攻占襄阳，顺江东下，势达淮、扬，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被官军左良玉击败负伤，次年于湖北谷城接受明廷招抚。罗汝才等活动于河南、湖广地区的多数义军也相继接受招安。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罗等部于谷城、房县再次起义，转战四川，十四年（1641年）二月奇袭襄阳，明襄阳王朱翊铭被活捉斩杀。
与此同时，李自成乘张、罗等部拖住官军主力的机会，于崇祯十三年率部挺进河南。河南地处明王朝腹心地区，一省分封七个藩王，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加上连遭天灾，官府仍旧变本加厉追逼钱粮，阶段矛盾十分尖锐，农民反抗情绪普遍高涨，起义形势最为成熟。李自成入豫之初，兵力不足 1000人，当地饥民争相归附，迅即燃成燎原之势，发展成几十万人的大军。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也投身到农民起义队伍中来。经多年磨炼，领导集团素质提高，更加成熟、坚强。农民军军纪严明，并提出“均田免粮”、“迎闯王，不纳粮”、“平买平卖”等口号，严厉镇压王公、贪吏、地主豪绅，开仓济贫，保护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小商人利益，切中时弊，深受欢迎。这一口号是针对着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繁重两大弊病而发出的，符合广大人民要求得到土地与减免赋税的普遍要求，因而足以激动人心与号召民众。而此刻，因张献忠、罗汝才等部积极活动，牵制了政府军兵力；为对付清兵侵扰，明主力又撤出河南，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李自成农民军崇祯十四年攻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进而围攻开封，又于次年多次击败明军主力，军势大盛。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率众50万，张献忠起义军连克洛阳、襄阳，标志明末农民战争发展到高潮，起义军与明官军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明皇朝覆灭的颓势已经无法挽回。
2 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朝
李自成农民军略定河南（在河南全省之后），先后取得新蔡之战、襄城之战、朱仙镇之战、郏县之战等巨大胜利，杀死及收降明军十几万人。于崇祯十五年挥师南下，进军湖广，接连攻占襄阳、荆州、承天（今湖北省钟祥县）等地，李自成威望进一步提高，被推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农民军从联营作战向以李自成为首的统一农民过渡，除张献忠部外，都统一接受李自成号令，为推翻明皇朝，建立中央政权创造了条件。崇祯十六年（ 1643）初，李自成发布《剿兵安民檄》，历数明朝“昏主”罪状，表达了“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的决心。农民军并改襄阳为襄京，正式建立政权机构。接着，李自成率军在河南击溃明军主力陕西总督孙传庭部后，又乘胜攻破潼关、占领西安、相继拔除官军西北地区据点，为推翻明皇朝夺取全国政权解除后顾之忧，奠定了坚实基础。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进一步发展完善襄阳政权，以西安为西京，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永昌元年正月初八，大顺军开始了渡河东进向北京进军的征程。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主力正面进攻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居庸关，刘芳亮等人率偏师攻取黄河以北大部郡县，从而形成战略大包围，向北京展开钳形攻势。大顺军一路扫荡，所向披靡，只在宁武打了一仗，消灭负隅顽抗的总兵周遇吉部，其余官军已成惊弓之鸟，望风归附。三月十七日义军进抵北京城下，十八日夜占领外城，崇祯帝朱由检走投无路，于宫内煤山（今景山）上吊自杀。三月十九日，大顺农民军占领北京，宣告明皇朝覆亡。大顺政权所辖范围，包括整个华北、西北、山东、河南全省，以及湖北、江苏部分地区。攻占北京之后，大顺政权迅速采取措施严肃军纪、稳定社会秩序；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机构，并派员到各地接管地方政权；严厉打击厂卫特务机构和宦官集团；清点府库仓储，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财产，继续执行对贪官污吏追赃助饷的政策；着手筹备即位典礼，草拟政策、法令、仪注；同时抽调部分军队南下，为南征完成统一大业预作准备。
与李自成在北方节节胜利的同时，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五月玫占汉阳、武昌，称大西王，也建立起与明王朝对峙的农民军政权。十七年正月再入四川，一度名义上承认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正统地位，遵用永昌年号。后大顺军被清兵击败，大西军攻占重庆、成都。张献忠于八月占领成都后，正式建立政权，称大西国王，不久称帝，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明末农民战争先后卷进几百万起义民众，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几起几落，持续将近 20年，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政权建设方面更加成熟，其规模和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①这次农民大起义直接摧毁了腐朽黑暗的明皇朝，扫除了社会发展的严覃障碍。②农民战争有力地冲击了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部分地改变了原来土地占有情况，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扫清了道路，显示了伟大的历史作用。③农民军提出的“均田免粮”纲领性口号，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导致农民遭受剥削、压迫的总根源，标志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平买平卖”口号的提出也曲折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多少体现出一些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利益要求。不过，从总体上看，明未社会危机仍然是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周期性爆发，明末农民战争的性质仍然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搏斗，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市民势力还很微弱，促使中国社会摆脱封建制度轨道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
失策：①追赃助饷扩大了打击面，树立更多敌人（追赃七千万两银、涉及所有官吏，并严刑拷掠）。②进城后，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安然无事了。（有人开始掠劫、害民）。高官忙于登极大典，军民上下松弛，斗志下降。③对关外清军缺乏警惕性。没有解决好吴三桂的问题、导致吴三桂开山海关门引清兵入关。起义军遂开始走向失败之路。
第六节 明代思想文化
一、哲学思想
明朝哲学思想从总体看，相当活跃，出现了多位在哲学上影响重大的思想家。
1 、明初，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哲学
明朝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思想控制进一步加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认为“武定祸乱，文致太平”，他一方面创制立法，重建封建秩序；另一方面则标榜儒学，尤其是提倡程朱理学，强化思想统治。他甚至认为“治本于心”，“其用无穷”，思想统治比创法立制更重要。所以，明一建国，立太学，就“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廉洛关闽之学不讲”。学校规定：“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朱元璋强调说：“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闲中古今录摘抄》）。明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继续提倡程朱理学，为了防范“天下士所为学，言人人殊，俗异而政无统”，特命翰林学士胡广，编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汇辑宋元各家理学之说，颁行全国，作为士子求学和当官的必读教科书，凡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则被视为异端予以排斥。这一时期的理学家主要有瑄宣为主的“河东学派”、吴与弼为主的“崇仁学派”。（吴与弼、江西崇仁人，号康斋），两人并称南北两大儒。他们所讲理学基本上只是绍述朱熹的思想、没有大的创获。
明朝前期程朱理学在思想界一统天下，“非朱氏之言不尊”，圣道已明，“不烦后人发挥，照他说的去做就成”。这种思想沉闷导致理学日趋僵化、没落，内容陈腐，在学术上完全失去了创新精神。面对明中期的社会危机，更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于是，成化、弘治年间广东学者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从程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率先开创“心学法门”。学者称之为“白沙先生”。著《白沙子》。他寻求心与理的合一，主张通过心的静养，使善端呈露。该主张把向外格物穷理，转变为向心内寻求，可以说开王阳明心学之先河。弘治、正德之际，王守仁顺应“天下之士，厌常喜新”的思潮，进一步集宋元以来主观唯心论之大成，创立发展成新的哲学体系——心学。
2 、心学崛起：王守仁的心学
①他继承和发挥了南宋陆九洲的“宇宙便是吾心”，“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 ②先验唯心主义认识论 ③“知行合一”的封建伦理道德修养论 ④王守仁的社会政治思想
3 、泰州学派
4 、李贽的进步思想
5 ．宗教
①道教：明统治者也利用道教为巩固其统治服务。
朱元璋：洪武十五年在京城，设“道录司”，地方府、州、县分设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掌管各级道教事务。他认为其为信思想诞妄不可信。
明成祖朱棣起于北方、吹捧北方之神“真武大帝”，并大规模兴建武当山道观。但他对道教长生不老之说并不信。
明世宗朱厚聪笃信道教，嘉靖年间，道士相当活跃。但没有士大夫拥戴。因为元朝以后，道教日益重视设斋打醮，士大夫以为粗俗，不信仰之。特别是嘉靖 45 年，（ 1566 ），朱厚聪服丹药丧命。不得支持。
②佛教：朱元璋当过和尚，所以注意扶植佛教，并利用它来为统治服务。
洪武元年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管理佛教。十五年建立僧官制度。在中央设僧录司、府设僧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下设多官，由礼部任命。
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也曾以和尚姚广孝为谋主，所以他也积极扶持佛教。永乐时，“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他自撰《神僧传》 9 卷，共列 208 个僧人，始于东汉终于元朝。以上二帝仅是利用。
明代皇帝对佛教达到迷信程度的要算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二年（ 1507 ），一日之内“废僧道四万人”。正德五年六月，皇帝“自号大庆法王，所司铸印以进”。他甚至常穿僧人衣服，在内厂演法。
明代皇帝排斥佛教最厉害的是明世宗朱厚聪。因为崇道，他焚佛骨、刮佛金，其余诸帝多是佞佛者。
宗派：律宗，宋代以杭州为活动忠、元衰，明朝正流以后复兴。
华严宗：隆兴、万历时因洪恩大力弘法，一度兴盛。
天台宗：万历时的无尽传灯，中兴之。明末清初、智旭最大家。
唯识宗：又称慈恩宗，真可发扬光大之。
以上诸宗影响都不大。明代在社会上盛行的主要是净土宗和禅宗。
净土宗，简易通俗，亦称莲宗。 宏（ 1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