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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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湾、澎湖地区
南宋时，澎湖已与泉州的晋江县确立了较明确的隶属关系。元朝进一步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地区，并征收盐税。这是我国中央政府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同时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归湖广行省管辖，元朝政府也对那里进行了有效管理。
6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除汉族、蒙古族外，还有契丹、女真、水达达、兀者、吉里迷等众多民族或部族。
元朝在东北地区设有辽阳行省，下设七路一府，并建陆站 120 处。行省辖境东到大海（包括库页岛在内），东南与高丽接壤。州县主要集中在中南部诸路。北部诸族土广人稀，处于游牧状态，有五个军民万户府。汉人、蒙古人和当地的女真人，共同开发，促进了黑龙江下游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
总之，元朝是我国规模空前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和交流，开发了边疆，巩固了国家统一，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这时在中国形成，对民族历史发展影响深远。蒙古族也形成于此时。
7 ．驿站与急递铺
为了加强大一统国家的内部联系，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迅速传递信息，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驿站和急递铺系统。
“站”一词来自蒙古语，在元朝它往往与“驿”合用，并渐渐取代后者，沿用至今如（车站）。元朝建立后，大力发展驿站制度，做到了“人迹所至，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史》卷 63 《地理志六》）“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永乐大典》卷 19419 《站赤》）
元政府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站，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今黑龙江口一带），北达吉利吉思，西通伊利、钦察两汗国，西南抵乌思藏（今前、后藏地区），南接安南（今越南北部）、缅国，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全国共设有驿站（或曰站赤） 1500 处。分为水站、陆站等。
驿站主要为各级政府因公差遣人员服务，提供交通工具、住所、饮食、薪炭等，也用来运输官府物资，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各站设提领、副使、百户、司吏等职，大站在提领之上复设有驿令。具体服务人员从当地百姓中签发，单立户籍，称站户。每站站户数目或上千，或数百，全国共 30 万户以上。
因公乘驿人员在要求驿站提供服务时，必须出示凭证。乘驿凭证主要有圆牌和铺马圣旨。“圆牌”专为军情急事遣使之用，由朝廷统一铸造，严格管理。佩戴圆牌的使者，享有择骑良马，兼程驰驿以至夺骑官民马匹等特权。一般差遣人员用“铺马圣旨”乘驿。铺马圣旨用蒙古文书写，标明起马数目，通常由中书省奏准，加盖御玺，颁发给诸王贵族和各级官府，并填写领受者名称，以限定在职责范围内使用。在重要城市或一些大的驿站，朝廷专设检查官（脱脱禾孙），专职稽查过往使臣的真伪，以及人员、物品是否违规。
急递铺是元代的官方邮递系统。每 10 里或 15 里、 25 里设一铺，每铺置铺兵五人，负责传递文书。 各级地方官府皆委正官一人提调。路置总铺，中央置总急递铺提领所。急递铺只递送公文，一般不送物件。所递公文皆经编号，逐铺传送，交接时必须办清登记手续，以备查验。传递速度规定为一昼夜 400 里，急件 500 里。铺兵腰系铜铃，持枪挟雨衣，夜则持火矩，赍文书疾行。沿途行人闻声让路，急递铺与驿站相辅而行，在大一统国家的管理方面，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节 元朝的社会经济
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书上讲的户等和赋役制较详自己看）
在金元之际，即蒙古国时期，由于战乱，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了巨大破坏。忽必烈即位后，为了改变百姓流亡，土地抛荒的状况，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措施主要有：（见教材 P180 － 182 ）
1 、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如成立司农司，后改称大司农司，派劝农官到各地考察农业情况。并以招诱逃户，安置流民的多少，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绩好坏来赏罚地方官员。
2 、保护农田，招集流亡，鼓励开荒。
3 、大力开展军民屯田。屯田主要是招募无业农民开垦荒地。
4 、兴修水利。在中央设都水监，地方设河渠司，专门主持兴修水利的有关事宜。张文谦、郭守敬在西夏故地，修浚唐来、汉延等古渠，溉田九万余顷。同时，还修筑了其他许多工程。
此外，元政府还多次下令减免租税。以上措施的推行收到了很大成效。“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农桑辑要》卷首）。“凡先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兴举。”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间，北方基本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遂得到了恢复发展。主要表现在：
①人口增加：
中统三年（ 1262 年），北京地区户数为 1476146 ，每户以五口计，共 700 余万口，还不到金代人口数的 1/6 。由此可见战乱对人口造成的破坏。至元十三年灭宋后，江南户口变化不大，这时南北户口相加是 11338370 户，共 5600 余万口。到至元十三年，全国统计户数已达 14002760 余户，约 7000 万口。估计元朝最高人口数字在 8000 到 9000 万之间，与宋金对峙时期的口数相去不远。②不同地区粮食产量有所恢复和提高，由来已久的南、北方经济差异，在元朝进一步加大。南方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的税粮总数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仅江浙一省即超出全国的 1/3 。③边疆地区农业的发展是元朝前期在农业方面取得的一基主要成就。如漠北、云南等地。
二、手工业的发展
元朝手工业在宋金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其中，官营手工业尤为兴盛。
1 、官办手工业的发展
2 、私营手工业的发展
三、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商业，实行重商政策。对许多重要商品，如盐、铁（包括铁器）、贵金属、茶、酒、醋等，采取专利垄断政策，或由国家直接经营，或将经营权转卖给商人，国家抽分其利。对一般民间贸易征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贵族、官吏、寺院也依靠其政治特权积极参与经商活动。其中斡脱商人（即为蒙古贵族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西域官商）最为活跃。政府与贵族官僚频繁卷入经商活动，促进了商品的繁荣，同时又使这种繁荣带有畸形色彩，正常的民间商业活动受到一定破坏。斡脱倚势横行，靠高利贷牟取暴利，导致很多负债人倾家荡产，还激化了社会矛盾。尽管如此，由于大一统局面的重建，交通运输发达等因素，元朝商业仍然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表现如货币方面：元朝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钞作为主币来发行。中统元年（ 1260 ）十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面值从 10 文到 2 贯，共分 10 等。习惯上称钞 1 贯为 1 两； 50 贯为 1 锭；百文为 1 钱， 10 文为 1 分。中统钞以银为钞本，法定比价每钞 2 贯（两）同白银 1 两。中央设诸路产钞都提举司，总管货币发行事宜。地方上各路设交钞库（也称行用库）为兑换机关。纸币轻便，易于携带，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有不少商人靠经商致富。
元朝的对外贸易十分发达。
自中唐以来逐渐衰落的中西陆路——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重新兴盛。不仅旧有的交通线再次畅通，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商路。如由漠北经阿尔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亚西行的道路等。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建立贸易联系，通过伊利汗国则可沟通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心中西方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海路贸易的兴盛尤有过之。元沿宋制，在南方一些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忽必烈一朝先后设七市舶司，后来，到元中期合并为泉州、广州、庆元（今宁波）三处。其中泉州是当时东方第一大港，因生长刺桐树，在世界上以“刺桐城”著称。至元三十年（ 1293 年），元廷颁布市舶法则 20 余条，规定外贸货物十分抽一，又另抽 1/30 为商税。
对外贸易不仅活跃了国内市场，也给元朝政府带来了巨额收入。
国家的统一，交通的便利南北水运系统的整理和海运的开通，、货币统一，手工业的发展，使元代商业空前发展繁荣其主要表现在：①大城市的繁荣发展。如大都“汗八里”是当时全世界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来自东欧、西亚、非洲、日本等东南亚各地的商队，使团纷纷来到大都，使大都的国际商贸活动频繁。由于领土的空前辽阔，国内各地运往大都的货物也空前繁多，大都城内商贸发达。除大都外，沿国内陆路交通干线，还兴起了一系列新的大中城市。杭州等旧有城市继续繁荣，在新交通干道或水运沿线又兴起了一批新的工商业城市、城镇。如淮安、临清、济宁、松江、太仓、直沽等。云南、西藏、漠北均纳入了全国统一的商业网。沿着运河和长江（水运干线），原有的商贸城市仍非常发达。在南宋沿用海城市发达的基础上，由于元朝统治者开放的海洋意识，沿海城市继续发展，其中泉州跃居第一。
元代商业的发展与统治者的“重商政策”有很大关系。其重商政策：一是降低商业税率；二是不限制官僚贵族经商；三是积极招徕外商。不但鼓励私人经商，政府也组织商船队兼营海外贸易（行泉府司）。市舶收入很可观。也有些不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如专卖法放宽，专卖乃至农具等。盐课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一半以上。
在商业高度发展的同时，元朝的高利贷商业了大为兴盛。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地区就出现了高利贷。最初，由蒙古贵族提供本银，委托中亚木速蛮（即伊斯兰教徒）商人经营商业，从中生收高额息银。利息很高，被称为“羊羔息”、“羊羔儿利”。当时经营高利贷的中亚商人称斡脱，因此，高利贷钱便称“斡脱钱”。
建元朝以后，政府设立了斡脱户，设立斡脱总管府（ 1267 ）、斡脱所（ 1272 ）、斡脱总管府（ 1283 ）等机构，为斡脱商人提供种种特权，他们可以不服差役、不纳商税。后来，凡用官本从事高利贷或其他商务活动的，都一概称为斡脱，词意已不限于中亚商人了。当时除斡脱钱外，寺院、官府、地主们都兼营高利贷。高利贷的盛行，加速了阶级矛盾的激化。
第四节 元朝的社会矛盾及其灭亡
一、治国方针存在的问题
1 、汉法推行的停滞：
忽必烈曾推崇汉法，并建立了元朝，但是，推行汉法的方针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因为，蒙古贵族在新王朝的统治地位是依靠民族特权来保证和维护的，如果彻底推行汉法，势必取消这一类民族特权，这当然是蒙古贵族所反对的。因此，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上层统治集团，在完成统治重心的转变，大体上仿照中原王朝以往的作法建立了一套典章制度以后，迅速向保守的方面转化。他们对推行汉法的工作采取消极态度，拒绝改变一些蒙古族原有的落后制度。不仅如此，他们还热衷于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搜刮财富，使元初刚刚缓和的社会矛盾很快便激化起来。
忽必烈早在即位之初，已将王朝的创建原则定为“祖述”（继承蒙古旧制）和“变通”（进行汉化改革）。他曾大力引用汉族上层人士参预政权。但是 1262 年（中统三年）爆发的李璮叛乱，增加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疑忌情绪，因此，另一支政治势力——色目人官僚集团乘机崛起。汉人在政权中的地位迅速下降。一般由蒙古人为长，其下参用汉人和色目人。有影响的汉人纷纷被从要职上排挤出来。随着政权的渐次稳定，有关汉化的重大举措屡议屡置，悬而不决。如科举。如修订法典迟缓等。
2 、蒙古旧制的大量保留
由于推行汉法的停滞，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被保存下来。其主要内容有：
①投下制度。 ②斡脱制度。 ③赐赉制度。 ④怯薛制度。 ⑤达鲁花赤制度、札鲁忽赤制度等，对地方政治、对司法体制均有破坏作用。
3 、频繁的对外战争：
蒙古贵族一向把对外征服视为天职，忽必烈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在完成灭宋，统一中国的事业后，并未偃兵息武，而是继续对外扩张，先后对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发动了战争。如至元十一年攻打日本遭遇台风而大败回，后，又在至元十八年特设征东行省（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