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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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国用武力灭掉许多国家，开濮地、伐杨粤等，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及开发。吴起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发。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以所不足，益所有余。” ＇8＇ 这是一种新的拓土殖民形式。
楚悼王付吴起以国政，言听计从。“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 ＇9＇ “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 ＇10＇ 吴起可算是一个无畏的改革家。
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是消灭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因此这又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吴起变法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 ＇11＇ ，楚之贵族皆欲害吴起。楚国官员皆楚王室宗支，决不许异姓插足。吴起作为一个外诸侯国的异姓人，跻身于楚上层贵族之间，依靠楚悼王的信任，打击大贵族特权和利益，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反对之烈，是可以想见的。
新法行之期年，楚悼王死去。在楚悼王的灵堂上，楚国贵戚大臣作乱而共攻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下躲藏，贵族射杀了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群臣射王尸者，尽当其罪，因而被夷宗者 70 余家。但变法也因楚悼王和吴起的死而受到挫折。
吴起的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曾与魏国“战于州西，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
楚自庄王以后，又一次打到黄河岸边，使中原国家刮目相看。吴起又以战略家的眼光，向南扩展疆域，“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 ＇12＇ 。江南归入楚国势力范围。
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在楚国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吴起变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如《韩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淮南子·人间训》云：“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绝禄。”这些现象与吴起变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禄”的条文相合，应该说是吴起变法以后出现的。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春秋时期，秦独霸西戎，主要是向西发展。尔后，秦做为一个强国跨进了战国时代。战国初年，魏国吴起攻占秦的河西地，使秦不敢东向。
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即位。秦孝公是一个有为的国君，即位后就下令国中求贤，以修秦穆公之业。令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13＇ 这时在魏受到冷落的公孙鞅来到秦国。
公孙鞅，卫国之诸庶孽公子，名鞅，姓公孙氏，其祖先本为姬姓。公孙鞅，因是卫国人，又称卫鞅；以后在秦封邑于商，故又称商鞅，或商君。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有奇才，” ＇14＇
曾入魏求仕，但未受到魏惠王的重用，听说秦孝公求贤，乃西入秦。
商鞅见秦孝公，以强国之术说之，“语数日不厌。” ＇15＇ 秦孝公用商鞅以定变法之令，实行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全面改革。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颁布法律，实行连坐政策。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一家有罪，而九家举发，若不举发，则十家连坐，皆有罪。商鞅用重赏和重罚的方法强行推行法令。如果不告奸者，腰斩；隐匿奸人者，与降敌同罚；如果揭发检举奸人者，与斩敌首同赏。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商鞅严明刑法，甚至轻罪重判。汉代桑弘羊《盐铁论·刑德》中说：“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把盗窃马、牛者一律处死。
（2） 奖励军功，废除世袭制。商鞅制定二十等军功爵位，按军功大小，授爵位和俸禄。如果宗室没有军功，则削去宗室属籍。按功劳以明尊卑、爵秩和等级，从而确定占有田宅、臣妾的多少和服饰的等级。“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16＇
（3） 奖励耕织，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秦民如努力于本业，勤于耕织，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如从事商业而取利者，或怠惰以致贫困之人，官府收为奴婢。
（4） 发展小农经济。令民有二男以上者皆分家，如不分家，则让其出两倍的赋税。
（5） 为田开阡陌封疆，使赋税平。就是决开田中的阡陌封疆，扩大土地使用面积，废除古老的村社井田制。《汉书·食货志》曰：“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倾邻国而雄诸侯。”所谓“坏井田，开阡陌”，《说文》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清人段玉裁注云：“秦孝公之制也，商鞅开阡陌封疆。”杜佑《通典》云：“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可知商鞅的“开阡陌封疆”，就是扩大每亩的单位面积，把原来的每百步一亩改为 240 步一亩，以尽民力、地力，使赋税均平。
杨宽先生认为：“卫鞅的改革是在秦国境内正式废弃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增加地税收入。” ＇17＇ 商鞅对赋税制度的改革刺激了个体农民的积极性。
（6） 普遍推行县制。把小的乡邑，聚为县，设置县令、丞等官吏，全国共设 31 个县。普遍设县后，加强国君对地方的行政领导。
（7） 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 ＇18＇ 桶 ， 《集解》引郑玄曰：“音勇，今之斛也。”
（8） 革除残留的较原始的社会风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19＇ 建立文明的社会风俗。
（9） 迁都咸阳，建造宫室。商鞅将都城东迁至咸阳，为秦国的东进及后来的统一战争做准备。
商鞅在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里进行变革，建立起赏罚严明的官僚政治体制 。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君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20＇ 秦国力大盛。
四、其他诸侯国的改革
赵国的改革
《史记·赵世家》记载：战国初年，赵列侯 （ 公元前 408 年—前 387 年 ） 任用牛畜，荀欣和徐越，“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赵烈侯皆予以采用。这些政策都促进了战国初年赵的发展和巩固。
公元前 307 年，赵武灵王为了国家边防的急切需要，进行“胡服骑射”的改制，放弃华夏人“博衣大带”的衣着，改穿短衣、窄袖、小裤，以便骑马，发展骑兵。赵国士卒经过胡服骑射的训谏，兵强马壮，成为当时诸侯国中最先进的军队。
韩国的改革
公元前 335 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提出以“术”治国的主张。申不害的“术”，主要是授宦任贤的原则。他提出：“循功劳，视次第。”“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申不害的“术”，就是因任而授官，另外则是以权术统治。
申不害以术治国，对韩政权的巩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史记·韩世家》云：“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申子之术，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后世帝王在其统治政策中，也或多或少地用申子之术去治御臣下，从而加强帝王的权力。
齐国的改革
太公和在取代姜齐建国后，经桓公午时期的发展，齐国已经相当强大。齐威王即位，正值魏国霸业强大之时，齐威王采纳邹忌的建议，让国中所有的人进谏，指出时弊，以求革新。《战国策·齐策一》记载：齐威王下令国中曰：“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齐国经过一翻整顿，政治修明，人人思进。
齐威王发现朝中有人在他面前攻击即墨大夫，而盛誉阿大夫。他便派人到即墨和阿地进行查访，发现即墨地区广大良田被开辟，人民富足安宁。阿地，土地荒芜，人民贫困，赵、卫不断骚扰边境，而阿大夫混然不知。齐威王马上明白这是因为即墨大夫没有贿赂他的左右，才招致奸佞的诽谤。但阿大夫贿赂朝臣，让他们在威王面前赞誉他。齐威王於是“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烹之，”对即墨大夫“封之万家。”齐威王面对一些赞美或诽谤进行分析，不听一面之辞，从谏如流，使齐国逐渐走上战国时期的盛世。
燕国的改革
公元前 316 年，燕王哙把国君位禅让给子之。这种做法遭到太子平的反对。齐国乘机袭破燕国。太子平即位后，是为燕昭王。他把齐人对燕国的劫掠视为奇耻大辱。
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燕昭王为了表明自己招纳贤能之士的心迹，“为郭隗筑宫而师之”，於是天下贤士闻之，皆趋燕国。“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共甘苦。” ＇21＇ 燕昭王以勾践栖会稽的精神鼓舞自己，决心报复齐国。燕昭王经过二十八年的准备，励精国治，爱惜民力，不违农时，燕国民殷国富，成为一个较强大的诸侯国，几乎灭掉齐国。
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经过变法改革，社会经济和文化日益繁荣，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五、诸侯国中央集权制政体的初步形成
战国时期，自魏国开始，各国都进行改革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废除世袭制，采取任用贤能的政策。国君世袭，而军功、事功大臣不世袭，这本身就是对国君权力的加强。战国时期，诸侯各国还用限制封君，限制贤能之士，控制军权、法律等形式加强国君的权力，从而使诸侯国的王权走向专制。
春秋时期，以晋、齐为主的诸侯各国曾经实行任用军功贵族的政策。军功贵族得到大片的采邑，成为世袭的采邑主。采邑主拥有采邑上的一切权力，包括土地、人民和武装，采邑主享受采邑上的赋税收入，在采邑上组织自己的私卒家兵。而国君不拥有采邑上的权力。采邑主对国君只有跟随征战的义务。当采邑主权力达到威胁压倒国君的时候，他们就会对国君取而代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春秋时期的晋、齐、楚等都有采邑主权势炙人，尾大不掉之弊病。
战国时期，晋国六卿，齐国田氏专权的现象给各诸侯国君的心中投下长长的暗影。为了杜绝权臣的出现。他们采取了废除世袭的制度，并进而对封君权力进行限制。
战国时期的封君在封邑上的权力很少，只“衣食租税”，而无任何行政、军事权力，而且封君的权力是不世袭的，如楚国“功臣二世而收地”、绝禄，正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加强诸侯国集权的措施。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君对军权也严格控制，废除了封君在封邑上组织家兵士卒的权力，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兵符是我国古代调兵遣将的凭证。战国时期，魏王亲自掌握兵符，表明魏王对军队的控制。魏公子信陵君将兵打退秦国，救赵以后，使魏将军将兵还魏，他自己留赵十年。后秦国日日出兵伐魏，魏派使者请信陵君回国。魏王“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 ＇22＇ 魏王害怕信陵君名声太大，又加上秦国的反间，于是派人代替信陵君为将，夺去了信陵君的兵权。魏王可以使大臣为将，交与兵权；亦可夺去兵权，废其将军之职。魏国将军对军队的使用调动必须通过魏王，军权牢牢控制在魏王手中。
秦国破楚时，王翦将兵六十万以伐楚。王翦临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至函谷关时，又派使者回到咸阳以请田宅。有人认为王翦如此请田宅太过分。王翦说：“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 ” ＇23＇ 秦王对军队严格控制，对武将疑心重重，武将稍有不慎，则有杀身之祸。
临时命将，保证了秦王对军队的绝对权力。由大臣推荐的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