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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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金皮内侧存有炭化木痕。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纯金皮压成的金面罩，与铜头像面部大小相似；金虎形饰一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等均有火烧过的痕迹。研究者认为这些遗物是在举行一次规模庞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
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中发现的器物，除金面罩、大型青铜立人像、人头像、神树、部分玉璋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外，其他如尊、簋、盘等青铜器和玉器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的形制、花纹基本一致。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形体之大、造形之独特当为全国之冠，有些器物，特别是青铜人像为殷代其他遗址中未曾见过。三星堆遗址的出土器物，经鉴定当为殷王朝时期的蜀文化的遗存。亦有人认为是由外地传入的。 ＇38＇
1972 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发现一铁刃铜钺。铁刃残存部分后段，包入青铜器身内，包入部分约 1 厘米，厚约 2 厘米左右。经化验，铁刃为陨铁，该器是用陨铁锻成铁刃后，和钺体铸接而成。 1977 年在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村的一座商代前期墓葬中亦发现一铁刃铜钺，刃部之铁亦为陨铁，铸造方式与台西的铁刃铜钺相同。 1976 年，在山西灵石县的旌介村一座商代晚期墓葬中发现含铁量很高的铜钺，所含之铁不是陨铁，而是冶炼的铁。这可能是冶炼的铜矿石中含有生铁矿所致。但商代铁刃铜钺的出现，表明当时对于铁的性能有所认识，并且已经学会使用铁，掌握了锻打和铸接的技术。 ＇39＇
郑州商城东北角内侧的祭祀坑中，出土一团极薄的金泊片，展开之后，是一件罕见的夔龙纹金叶。 ＇40＇
玉器加工业 玉器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艺术品。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如良渚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等发现大量精美的玉器。殷商时期，玉器的制造技术和工艺都发展到成熟阶段。商代的玉器主要可分为以下各类：璧、圭、璋、琮、璜、琥等祭器和装饰品；玉戈、玉镞、玉矛、玉斧、玉锛、玉凿、玉铲等仪仗或随葬的明器。玉手镯、发笄、坠饰、串珠、玉龙、玉凤和其他一些玉制的小动物等，是为佩饰品。玉梳、玉匕、玉簋等，这一类是实用器。
安阳殷墟出土过大量精美的玉器。 1976 年发掘的妇好墓出土玉器达 755 件之多。商代玉器在造型艺术上，既有高度的写实性，又有丰富的想象力。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浮雕玉人、圆雕玉人，人体比例大体适当，发辫或发髻雕琢精细，一丝不苟；表情生动，衣纹柔和、谐调，以简练概括的线条勾画出衣纹和肌肉的特点。其他圆雕的虎、象、熊、猴、牛、刃蜗蟊普妗ｈ怠㈣チ矫娴某勺樵仓芡南撸嬲鞒ひ账较嗟备摺Ｓ秩绺〉裼裼ィ褡脸龉謇龆嘌幕ㄎ啤Ｈ绺竞媚怪幸患穹铮岚蛏系难粝吒〉瘢咛踝匀唬鞒⑹嬲埂Ｉ檀衿鳎蠖嗍砻嫦改骞庠螅得鞯笔钡淖劣窦际鹾团坠饧际跸嗟苯剑踔链锏娇涨暗乃健！。�41＇
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业 商代陶器中制造水平最高的是白陶。这种白陶质地坚硬、颜色洁白，器表刻有花纹，常见的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和人字纹等。如安阳殷墟出土的刻纹白陶罍，造型美观，色泽皎洁，是陶器史上的杰作。这种刻纹白陶大部分出自殷墟，数量也只有几十件，说明在当时也是珍品，只有王室贵族才能使用。
在制陶工艺基础上，商代还出现了瓷器。目前在河南郑州、安阳殷墟、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北藁城台西、河南辉县琉璃阁、山东济南大辛庄、山东益都等地都发现了商代的原始瓷器。这种瓷器质地硬、吸水性弱，都涂有瓷釉。瓷釉一般涂在器物的表面和口沿内部，个别器物内壁也涂一层薄釉。釉色以青绿为主，少数是褐色或黄绿色。经化学分析，其成分与现代瓷器基本一样。商代的原始瓷器胎质坚硬，以高岭土 （ 瓷土 ） 为原料制成。瓷器烧成温度比较高，已达 1200 ℃以上。当然，商代瓷器还嫌粗糙，但我国自商代开始，就已出现了瓷器，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生产瓷器的国家。 ＇42＇
丝织业、麻织业 我国是著名的丝织品生产国，是世界最早养蚕缫丝和织造绢帛的国家。蚕桑在商代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玉蚕。这些生动逼真的玉蚕，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蚕非常熟悉，也说明养蚕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甲骨文中的丝字作“■”形。其字形正表现出“絲”的形状。
殷墟的一些铜器上不止一次地发现附有布纹痕迹。 1972 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觚、爵、戈等器物上也附着丝织品的痕迹。 ＇43＇ 通过电子扫描显微镜观察，附于铜觚器表的纤维属于蚕丝纤维，并大体可认出五种不同的规格。其中有的可能是文献中常提到的“纨”，有的像“縠”，有的可能是纱罗。妇好墓出土的标本 651 号铜爵上附有绢的痕迹；标本 793 号圆铜尊上附有双经、双纬织物遗迹；标本 828 号铜方彝盖上有罗的痕迹；标本 791 号铜偶方彝上有回纹绮遗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玉戈上，保留有清晰的雷纹花绮印痕。可见，当时已有罗、绮、绢等各种不同形制的丝织品。夏鼐先生推测当时已有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
《说苑·反质篇》说，殷纣王时“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锈被堂，金玉珍玮。”
丝织品是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而广大人民只能衣麻，所以商代麻纺业亦占有重要的地位。 1973 ～ 1974 年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的一座房基里发现一卷麻布。这几块麻布都是本纹组织，经纬线的密度不一。在 1 平方厘米上，有的经线 14 ～ 16 根，纬线 9 ～ 10 根；有的经线 18 ～ 20 根，纬线 6 ～ 8 根。经鉴定，这卷麻布，属于大麻的纤维，这是首次发现商代的麻织实物。
漆器制作业 我国漆器造型美观，色泽鲜艳，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一只红漆木碗。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漆器。
殷墟发掘中多次发现商代漆器。由于漆器的木胎容易腐朽，因此，所见到的是木胎腐朽以后在夯土上保留下来的漆器印痕。有的还能看出清晰的漆花。 1969 ～ 1977 年发掘殷墟墓葬时，在 M 701 的一个古代盗坑中出土残漆器一件，此器呈葫芦形，朱红色；在 M 93 二层台上发现漆器残迹，漆器已朽，只遗留下镶嵌在漆器上的蚌饰。 1973 年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商代的漆器残片，木胎已朽，但仍能看出有盘、盒之类的器形，花纹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蕉叶纹等，都是朱红底的黑漆花，有的还嵌有嫩绿的松石；色泽绚丽明快，漆面乌黑发亮，花纹美观。 ＇44＇ 总之，商代漆器的制作工艺，在晒漆、兑色、髹漆、镶嵌等方面，都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3 ．商业与交通
殷商王朝的青铜、玉石、陶瓷等工艺水平，从现在发现的大量实物来看，都是十分高超的，说明当时青铜铸造业、制陶业、制骨业、玉石制造业之间有了固定的分工，而且在每一行业内部也有一定的分工。
殷商时期，由于各行各业分工细致，逐渐形成了父子相承的手工业家族，他们基本上为贵族和本氏族的需要而生产。据《左传·定公四年》载，殷商王朝已有“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等，其中有陶氏、施氏、繁氏、长勺氏、尾勺氏等等。分工比较细致，但产品不投入市场。商代的手工业者大概也要从事一定的农业劳动。商代贵族大量需要的海龟、海贝、玉石以及鲸鱼骨等可能要组织专人到海滨及西北去交换而来的。
《尚书·酒诰》记载：周克商后，殷商民族“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伪孔传云：“农功既毕，始牵车牛载其所有，易其所元，远行买卖，用其所得珍异，孝养其父母。”殷商民族正是因为有商业贸易的传统，才在被灭国后，去从事商贸活动的。
二里头墓葬和殷商时期的许多墓葬中都出现了贝，如郑州白家庄 M 7 出土 460 多枚，殷墟五号墓出土 6000 多枚，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墓出土 3790 多枚。商代墓葬中还出石贝、骨贝、铜贝等。有人认为，这些是商代最早的货币。甲骨文中有“贝一朋”、“贝廿朋”的记载。贝以朋计算，每十贝或五贝一朋。笔者认为，商代出现的贝还不是货币。每十贝或五贝一朋，也可说是一串，正是做为一种项饰或手足镯圈的形式。贝无论在原始社会时期或夏商早期国家时期，都是一种装饰品。它本身的使用价值对于广大中下层人民来说还不显得十分重要。当然，做为装饰品，贝有它的交换价值。而且“贝”又和海中的一些龟贝、珍宝联系起来，自然贵重，深得贵族的喜爱，故贝又常作贵族的赏赐品。殷商时期，贝并不具有货币一般等价物的职能。许多民族志和民族学的调查资料都说明，贝是作为装饰品而受到人们的珍视，只有个别民族才开始用贝作为货币。
商代的交通比较发达，交通工具陆路用车，水路用舟。
《世本》载，“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胲”和“相土”都是商的祖先。“服牛”，即驯牛拉车。商代已经学会了以牛、马去拉车。在殷墟发现了许多车马坑，如在小屯、孝民屯、大司空村、白家坟、侯家庄等地，先后发现车马坑 16 座、马车 18 辆。这些马车多为一车二马，晚期出现一车四马。
商代的车均为木制，车身主要由车辕、车箱、车轴、车轮组成。用于拉车的马均有马饰。商代的车主要应是战车，用于作战和田猎，当然也作为交通工具用，由此推断，商代当已辟有可供车辆行驶的大道。
甲骨文中有“舟”字，作“■”形。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就已出土有船桨，说明当时已有船舟了。殷甲骨文中出现“舟”字，就说明殷人已经拥有了舟船这样的水上交通工具。殷民族原是兴起于东夷地方的民族，濒临大海，因此会使用舟船完全是可能的。但目前尚未发现商代舟船的实物资料，还不能确知商代舟船的样子。
十、商代文化的发展
1 ．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史学研究的划时代的大事件，这种龟甲文字首先在河南省安阳小屯发现。当时一些农民在田地耕作中发现一种带符号的龟甲和兽骨。当地农民认为这是“龙骨”，就陆续当做中药材卖给药贩或药店。有时还把“符号” （ 即文字 ） 刮掉再卖。这样，历代甲骨文字毁了许多。
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早在夏代之前的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殷墟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殷商贵族非常迷信，他们无论出行、打猎、作战，或者在农作、收成、祭祀等活动中，皆要进行占卜。即用火在龟甲上烧灼，龟甲上就会出现裂纹，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他们还在甲骨上刻上文字，记载占卜的内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甲骨上的文字增多，记载的内容也愈加丰富，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甲骨上的文字多记载占卜的内容，故又称为“卜辞。”卜问内容涉及很多方面，这样就留下了大量的有关殷商历史的文字资料。 1899 年有一个名叫王懿荣的偶然从药材中发现“龙骨”上有字，而且认为是一种古代文字，开始多方搜集购买，于是甲骨逐渐地汇集到研究者手中了。 1903 年刘鹗印行《铁云藏龟》，这是甲骨著录和流传的开始。罗振玉继起大力收藏，所得甲骨最多。辛亥革命后，罗以清朝遗老身份流亡日本，陆续印行《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 1915 年，他到安阳殷墟实地考察，开始注意到与甲骨共存的器物，于 1915 年印行《殷墟古器物图录》，将以往对殷墟出土文物的访求，逐步提到学术研究的高度。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 1928 年 10 月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止，前后在殷墟共发掘 15 次 （ 其间河南省博物馆曾发掘了一部分 ） 。这是应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的科学发掘，注意到了遗存的全面情况、地层关系，搜集全部遗物，包括甲骨、铜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铜范、陶器等。新中国成立后， 1950 年春开始对殷墟继续进行发掘，又发现许多甲骨和殷代遗器，对研究殷商社会有重要意义。
殷墟的 15 次发掘，共发现十万片甲骨文字，涉及的内容有天象、历法、战争、出行、殷王世系等。甲骨卜辞记载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大致相同，从而使殷史成为信史。甲骨文字的研究已成为专门的学问。
金文，即铜器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