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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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菲蒂每讲到一件事,分析一种形势,他浑身都是劲。坎特对他的周旋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装得一无所知,很有分寸,把他慢慢拉进来。
“一旦这里的事都办得妥当了,”勒菲蒂说,“我们就可以在别的地方搞分店,因为迈克干事可是一丝不苟。你们可知道他打我的什么主意?我他妈的真是活见鬼,要把我的汽艇卖给他。我可能要卖,他知道我要卖。”
“他喜欢汽艇?”我问。
“别提了。汽艇时速72海里,想想看,在海面上每小时72海里,呼——!我想乘那艘汽艇从这儿到纽约。”
“那怎么行,勒菲蒂?”
“沿着海岸边驶嘛。有一件事得告诉我,我们开车走过许多陆地,这儿的海洋在哪儿?”
“这儿没有海洋,只有湖泊,”托尼说。
“密尔沃克这城,没有海洋?”
“一个湖泊。”
“我不喜欢湖,喜欢大海。”
“这个湖很大,勒菲蒂。”
“我们就看看湖去吧。”
我们驾车到了密歇根湖岸边。
“这是一个湖?”勒菲蒂不胜惊讶。“这简直就是一片大海洋。看那儿的小船!大船!这么多船能在水面上行来驶去,这怎么会是一个湖呢?”
“这是一个大湖,”托尼说,“欧洲的船只可以通过圣劳伦斯航道开到这儿来。”
“真难以令人相信。多尼,这样的湖你见过吗?这个湖叫什么名字?”
“密歇根湖。湖的那一边就是密歇根州,大约相隔50海里。”
“你肯定这不是大洋?他们就不会说是别的什么?实在叫人不信!妈的,弄一条便装短裤来吧,我们坐到那边水池边,把我们的事谈个彻底。”
勒菲蒂要的是一套海滨服,要别人给他买。他对坎特说:“我的腰围33英寸,脚穿9。5D码鞋。”坎特到桑斯里奇商店里买了他要的东西。我们坐在旅馆前的池边。勒菲蒂像往常一样,喝的是常喝的白葡萄酒汽水,像在汽车里一样,整天一根接一根地抽英国的奥佛牌香烟。
“这城很美,”勒菲蒂说,“我很喜欢。回去以后我要对他们说。我完全赞同这项计划,要让计划一路开绿灯。托尼,这城很干净,住起来很舒服,这儿能呼吸新鲜的空气,在这里干营业会成功,你会赚钱的,会感到非常满意。”
“你对我还不了解,”坎特说,“一旦你了解了我,你就知道,我要是计划干什么事,一定会拼命干,不达到目的不会罢休。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
“我说的和你的意思没有什么两样啊,”勒菲蒂说。“现在我一回去,可能还要赶回来。这里有人要为我安排招待那边人的事,招待的地方就在他的旅馆,我还得和这些人见一见。”
第二天早上,托尼和勒菲蒂送我到了密尔沃克机场,因为我要去“加利弗尼亚”看望我的“受伤的女朋友”。托尼还要把勒菲蒂送到奥海尔机场,送他返回纽约。
“你看,多尼会不会和那女孩子终究要结婚?”托尼问。
“我知道,他爱她爱得都发疯了,”勒菲蒂说,“不过,多尼不是那种安家度日一类的人。”
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我打电话回家说要回家,我妻子对我说,我们家街对面的房子烧成了平地。刮了一场大风,火星飞得到处都是。她出去帮着灭火,用水往屋顶上浇,余火落到了地下,连我们家也遭了难。大家都吓得要死。
这天是6月23日,星期五。她本来要像以往一样去机场接我。我乘的飞机应在下午3点45分到达。她根本就没有去接我。
第十章 意外事故
我到达了机场,这是新的家乡的机场。我妻子没有到机场门口接我。迎接我的是另外一名特工,我对他只是稍微有点熟悉。他说:“你妻子出了事故。”他说是两辆车子迎面相撞,驾车的两个人都是女人,两人外貌很相像,只是一个年纪轻些。年轻的那一位已经死了。他不清楚死去的是哪一位。他还说了其他一些情况,但我所记得的只有这些。
我们赶到了医院。我妻子还没有遇难,正受到紧急护理,情况很严重,身边安放着医疗器械,身上挂着橡皮管。她的眼睛扎了绷带,两只眼角边都有了裂伤,脸上满是伤口。一边的肺萎陷,一只手腕折断,还断了一根锁骨。她装上了呼吸器,眼睛看不见东西,几乎不能说话。她紧紧捏住我的手。
我几个女儿都在那里。最小的才9岁,看到母亲那副样子心里不好受,到浴室里呕吐。我拥抱了另外两个女儿,一个13岁,一个15岁。我强装笑容,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妻子对我说:她在去机场的途中,一辆朝她方向开来的汽车,为了越过另外一辆车而开出了车线,突然停在路上,迎面撞了她的车。我妻子到底还爬下了车,朝路边跑,心里害怕两辆车会爆炸。她听到胸口噗噗地响。作为一个护士,她知道自己的肺穿了孔。在场的有两个女人目睹了这一事故。她向其中一个女人要求,能不能把头放在她膝上靠一会,这样好使自己能喘喘气。她戴的隐形镜片碎裂在眼睛里。她对那两个女人说,车子里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她丈夫的班机号码,请她们给联邦调查局打个电话,要他们派个特工去机场接我,另外给一位朋友家打个电话,我们的女儿就住在那位朋友家里。接着开来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
她感到非常疼痛,心里也十分惊惧。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另一位开车的女人已经死亡,我也无心同她说这种事。她的朋友吉尼也在那里。我出去到了厅里。后来我妻子说,吉尼对她说我在哭。妻子说:“我对吉尼说,我没有看到他哭,这真是遗憾的事,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乔哭。”
我在医院里守在她身旁。我最小的女儿不能来看她,因为看她那种伤残的样子,她受不了,就写了些慰问的话。
第二天,两个大女儿要开车回家。我15岁的女儿刚刚获得了驾驶执照。开出医院不远,另一辆汽车从侧面开来,越过了停车标志。救护车把两个女儿又送回到医院。
急诊室的护士们从她们母亲的事故中已经认识了她们俩。护士到楼上叫了我。我对妻子说,我要去买瓶可乐,顺便走一走。她处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不能把孩子出事的消息马上就告诉她。但是,她知道出了什么事,问道:“她们今天晚上怎么不来看我?”我说:“她们有许多家庭作业要做。我叫她们待在家里。”
两个女儿伤势并不严重,只是伤了几道口子,缝了几针。她们受到疗理就出了院。在我妻子出事的当天晚上,她的父母也乘飞机赶来,这样随时也可以照料他们的外孙女。
我不禁思索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干了什么坏事?从1976年夏天我就着手隐蔽工作,现在已经到了1978年的夏天。两年里,我在家待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这两天里发生的事,把两年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
我希望目前的境况允许我把我的家庭说得更完全一些:我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有哪些亲戚和朋友,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至少我可以说说各人的名字。
其实,家中的人都改了姓。在称姓名的时候,大家都不用原来的姓“皮斯托尼”,而换了另一个姓。无论怎么说,我们出门时从来不用皮斯托尼这个姓。我每干一件事就换一个姓,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女儿们换了叶娄罗克、维特斯通等一类的姓,她们总要受到一番戏笑,她们不姓皮斯托尼心情还是很高兴的。我的感觉是:她们最终总要嫁出去,姓反正是要改变的①。
① 美国女孩子嫁出去以后,就不再与父母同姓,而与丈夫同姓。
但是,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姓。这样做只是要给那些想跟踪我的人增加一点难度。可这么做,除了我以外,别的人都感到麻烦。我妻子有时在机票服务台时就弄糊涂了,因为她不记得我这天要用的姓。要么到洗衣店为我取衣时,往往找了好几件以后才找到我换了姓的衣服。
我长期不在家,给家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一个丈夫从来都不在家,这叫什么结婚啦?”我妻子常常在电话中抱怨。如果我们婚姻的基础不牢靠,恐怕维持不了这么多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渐渐养成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更多的独立于我——几乎是这个状况。她常常说,她就把自己看成是没有丈夫。她的秉性本不是那种瞻前顾后、自怜自叹的人。我们现在的这个家搬来才几个月,一切都很不容易。搬家前不久,我妻子刚刚从一次外科大手术中恢复过来。搬家以后的头几个星期,孩子们很难适应,连学校也不肯上。我给她们劝导、鼓励等,大多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而妻子是面临现实在处理这些问题。无论我在家或不在家,朋友们事事都考虑到她。她劝女儿们带小朋友到家里来玩,时时为一大群十来岁的孩子烧吃的东西。她和最大的女儿一道出门——那完全是女人进城玩玩而已。
为了回避对我的担心,她采取的方法是把家里安排得跟平常一样。她常常对我说,最使她头疼的是,在我干隐蔽工作期间,她要料理一切开支。这种事她以前从来没有干过,是她最不肯干的事。
她说,她整天让自己有事干,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工夫想到自己的孤单。只是在我打电话时,她变得怒气冲冲。说一堆灰心丧气的话,说话的方式有时也很怪。她一门心事都集中在料理家务上,往往在谈话中总要谈到。割草机开不动了;洗衣机坏了。因为我的谈话只有5分钟时间,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事。她就说:“对我来说,在目前这个家里,这才是真正的事。我实在不想让家里这些事再烦下去了。”有时候,我们相互在大声斥责。
电话是我们的联系手段,是我们的生命线。每次打电话时,我总想轮流和每个人说几句。我妻子总要把孩子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这是大事。孩子常常出点问题——上学问题,纪律问题,个人问题等等——妻子都要在电话里说,我得设法解决。可是在电话里,我常常解决不了。常常出现哭声、大吵大叫声,什么都有,大家都弄得意乱心烦,我只好往话机箱里再投两枚硬币。我老在外面,孩子们不高兴,我又不能很好地为自己解释,只能说我有工作要做。孩子的母亲要设法让她们理解我为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我怎么作出贡献,她们能懂得什么?她们还是孩子。她们要爸爸待在家里。
有时候情绪非常不好,我妻子就要吵吵嚷嚷,说出这样的话:“要么你放弃工作,要么我就离婚。”她决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清楚。可是孩子们不懂,她们有时候也在偷听。
我最小的女儿有时装得我们像离了婚的样子。她有些朋友父母是离了婚的,她在思想上也把自己当成是分散家庭的孩子。在艰难的日子里,尤其是她们搬到了新的地方,她这么做倒反而使她过得自在一些。
等到我真的回了家,她们厌恨我。妻子对我说:“听到你说要回家,我真的很激动,恨不得你一下子就到家。可是你到了家里,我就一肚子的火。你离开了家,在外一待就是很长时间,这已经够糟的了。可是你一到家,又要掌管一切。在家待了几个小时,就想当家长,指挥一切。可是,真正操持这个家的是我呀。我已经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料理这儿的家事。”
我忍不住要在这个家里当家长,她对此不得不感到厌恶。有时候要花几天时间才能彼此适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一起没有两天。有时候只有一天,有时候只有半天,甚至只有一个晚上。她坚持自己的条理,而我有时倒像个局外人。她甚至还讨厌我挤在她的床上。因此,她买了一张大床,这样使她能像以往一样自在地躺着。
由于女儿们渐渐长大,她们与外面的接触也就增多。有时回家,发现她们要么一个、要么两个甚至全都在外面。我就问:“你们肯和我待在家里吗?”
她们就说:“你从来就不和我们一起待在家里。”要么就说,“我们指望不了你能待在家里,爸爸,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和你约定了。”
有时候我白天回到家里,第二天一早就要走,而她们还没有起床。我并不是每次走时都对她们说的。我最小的女儿见我到家就哭,见我走也哭。
我自己也感到苦恼。如果我回家待上一天一夜,发现家里有什么问题,我总想立即就把它解决掉,因为我没有时间来从容不迫地解决问题。我想订个规矩。女儿们都说我是个客人,没有权利订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