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1期-第6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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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他记起自己曾在2002年写过一段自我感觉还不错的文字，于是就在塞满屋子的纸堆里寻找了十天，结果也只找到了初稿，最后只好把那一段重写。魏尔甘斯把自己完成这本书时的状态叫作“轻度忧虑”，他说写这本书时经历了好几个让人觉得泄气的阶段。
魏尔甘斯的文风流畅而优美，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擅长拿捏笑与情感的分寸。在《弗兰兹和弗朗索瓦》中，读者已经读到了作家那流畅而绚丽的文笔，在七年之后终于可以拜读到作者的新作了。与《弗兰兹和弗朗索瓦》相比，《在母亲家的三天》也许并不是魏尔甘斯最优秀的作品，但却是最感动人的一个作品，书里有许多题外话和巧妙的影射。
此次魏尔甘斯一下子出版了两部小说：一是龚古尔奖的获奖作品《在母亲家的三天》，一是《莎乐美》。《莎乐美》的创作开始于1968年8月，成书于1969年6月，当时作者才二十七岁，所以有人把《莎乐美》视为作者的处女作小说。魏尔甘斯说，他自己以前并不知道《莎乐美》的书稿究竟在什么地方，他是在寻找别的东西的时候找到《莎乐美》手稿的。他说，文学家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曾经看过这部书稿，并且给了详细的评价。当时没有出版《莎乐美》也与他那笃信天主教的父亲有关，因为书中许多地方都有色情描写，他父亲肯定不会欣赏。
《莎乐美》出版了，或者准确地说是再版，是在经过校正、修改之后由莱奥·舍尔出版社重新出版的。一般来说，作家最初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文稿都是在死后出版。魏尔甘斯则喜欢提前，并且他在出版该书前可能修改过这部作品。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做得对。凭借自己的技巧、神经和音乐特色，他是不会把《莎乐美》弄成青年时期的作品的，也不会弄成《小丑》的草稿，而是写成与德国作曲家里夏德·施特罗斯的《莎乐美》的主题（欲望、音乐、创造）相同的一个作品。《莎乐美》歌唱女性，把所有的女性进行了概述，以及别人从女性那里体验到的经历与幻想：“用莎乐美这样一个相同的名字，我拾起了从四分省总督希罗底·希律安提帕死后那些被破坏的童贞。”在《莎乐美》完稿三十七年以后，《在母亲家的三天》中，女性与写作之间的联系得到了确定：“我对自己遇到的女性的索求，就是给我写作的欲望。”女性帮助他失去，他在失去的同时获得。
获奖作品是自传？
颁奖当天，12点45分，魏尔甘斯正在自家的浴室里洗澡，这时候手机响了。原来是他的家人特意打电话向他报告获奖的喜讯。在龚古尔文学奖正式宣布半小时之后，魏尔甘斯赶到了德鲁昂饭店。饭店内的场地本来就狭小，他的到来加剧了现场的骚动。由于魏尔甘斯仅仅经过评委的两轮投票就得以胜出，所以龚古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出现了少见的热闹：大片人群你拥我挤、闪光灯噼啪作响、摄像机四处飞舞。
在接受了本年度的龚古尔文学奖之后，弗朗索瓦·魏尔甘斯立即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母亲非常激动、非常高兴。“通话很短暂。她说自己非常激动。我告诉她：‘我终于给你带回了一张优秀文凭！’她非常高兴：她已九十一岁了，她的儿子获得了龚古尔奖……
对于她来说，这仿佛我以‘很好’的评语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一般。” 魏尔甘斯对拥挤在自己周围的记者讲述道。六十四岁了，而且已经有过获得其他文学奖的经历，著名作家面对记者也是如此的欣喜若狂，活脱一小孩子模样儿！“获奖了，就会有更多的人读我的作品。写作的目的就在这里。”
魏尔甘斯表示，这部小说耗时数年才得以完成，书中讲述的是一位无法完成作品的作家的故事。主人公弗朗索瓦·魏尔格拉夫是一位作家，他不知所措，无法完成自己的作品《在母亲家的三天》。在作品中，魏尔格拉夫曾这样说：“他重读自己的作品总是觉得绝望。”魏尔格拉夫写下了许多句子、描述了许多场面、做了许多笔记，看上去却并不打算把人们期待的作品写得好一些。他旅游，读书，做爱，闲逛，思考需要创作的其他作品。在魏尔格拉夫的书中，所谈到的作家姓格拉芬贝格；在作家格拉芬贝格所写的书中，所谈到的作家姓魏尔施泰因，格拉芬贝格想要讲述的也是作家魏尔施泰因的遭遇……以上诸人的名字都与获奖作家的名字相同，都叫弗朗索瓦。在书中，魏尔甘斯表现得既狡猾、又谨慎，他不断地在不同作品之间暗自构筑隧道。一旦受阻时，魏尔格拉夫，即魏尔甘斯的替身，就虚构出一个又一个的替身，每个替身都在试着创作魏尔格拉夫无法完成的作品。最终，没有人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些作家相互交流了各自在创作上的无能。就在自己五十岁生日的当天，主人公弗朗索瓦·魏尔格拉夫决定取消预定的一切见面，以图弄清楚自己“究竟怎么了”。他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换工作、换老婆、换城市，甚至想换时代生活！“我不接受对过去感兴趣的人那令人作呕的一面，我想走向未来。”然而，他无法抹去自己力图摆脱的过去。他记得自己曾做过一次为期两个月的旅行：他和妻子去了意大利，去了希腊，并险些和妻子分开。然而，记忆中的旅行却让他更爱自己的妻子。他说：“我差点花费自己的一生，去期盼着和其他一些女性生活在一起。” 魏尔格拉夫想去看望独自住在普罗旺斯的母亲，但又一再推迟行程。最后，魏尔格拉夫去了母亲家。因为母亲住进了医院。《在母亲家的三天》赞美女性，用魏尔甘斯自己的话说，是一幅用“心理上有问题的儿子和身体上有问题的母亲之间的关系”编织而成的素描。
“我认为书中讲述了两个主题：一方面是作家遭受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对母亲表示敬意。对作家的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要比对母子之间可能存在的点点滴滴感兴趣的读者少些。获得大奖，将会促使对母亲有兴趣的人去读这本书。”
法国文化与通讯部长勒诺·多纳迪厄·德瓦布尔也对魏尔甘斯的作品进行了高度评价。在一份公报中，德瓦布尔祝贺魏尔甘斯获得“如此值得”的大奖，称赞魏尔甘斯的作品是“敏感而又保持距离的一种敬意，充分地流露着温情”。
魏尔甘斯特别强调，《在母亲家的三天》是一部小说。“否则，人们会说我给自己写了自传。这个，我还没有写呢。将来会写的。” 他说，“一个月以来媒体接受我的作品的方式表明，评论家们存在着对文学表示敬意的现象。这让我很高兴，因为这正是我一直都在努力做的事情。我是在写一位作家，我要努力把握好风格。” 魏尔甘斯说自己当时真的很难写完这本书。“尽管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写完这本书，但我知道我会完成的。”他说，“有一种悖论认为，难以写完的小说最受欢迎。” 对于书中的主人公无法完成作品，魏尔甘斯说：“这是所有悖论中最精彩的悖论，我喜欢悖论。”他说，这本书2005年9月才得以出版，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是因为书没有写完。不过，我还是找到了标题：在母亲家的三天。别人希望母亲能成为书里的主要人物，或者干脆要求我写一本关于母亲的书，而不是写一部小说。我只好解释说，这本书并不是真的与我的母亲有关。就像所有作家都会从生活中得到部分的启发一样，我只是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些启发而已。
但评论界普遍认定《在母亲家的三天》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作品。在该书出版前的七八年时间里，魏尔甘斯都没有作品问世。由于魏尔甘斯的小说《弗兰兹和弗朗索瓦》是一部关于父亲的作品，而媒体正在期待着作者写出一部关于母亲的书，也由于获奖小说《在母亲家的三天》的主人公弗朗索瓦·魏尔格拉夫与作者同名、且姓氏相近，同时也是一位纠缠于写作中的困难的作家。评论界据此认定此书与《弗兰兹和弗朗索瓦》一脉相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作品，认定魏尔格拉夫就是作者的替身。
乌勒贝克败北有失公允？
在龚古尔奖揭晓之前，魏尔甘斯和乌勒贝克都是舆论看好的作家。应该说，《在母亲家的三天》一书的出版日期对乌勒贝克的作品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秘书长迪迪埃·德库安指出，魏尔甘斯的作品“提出了问题：‘文学创作的障碍是否存在？’答案就是‘是的，存在’。这本书很敏锐。”
不过，《在母亲家的三天》荣膺龚古尔文学奖，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评奖的一些尴尬。近年来，法国读书界、出版界一直抱怨大的出版社几乎包揽了几项重要的文学奖，并由此抨击龚古尔等文学大奖成了出版社促销牟利的工具。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秘书长迪迪埃·
德库安表示：“在乌勒贝克和其他人之间，我们无法选择。从今年夏天以来，人们就有了游戏已经走样的印象。” 他指出，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希望能借此表明龚古尔奖要保持“独立”的意愿。他影射的对象是米歇尔·乌勒贝克的小说。乌勒贝克是目前法国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一座岛屿的可能性》自出版以来一直摆出最有可能获奖的架势，而媒体围绕该书所做的宣传又声势浩大。
乌勒贝克的这本小说的出版时间为2005年8月底。此书是一本为衰老所困方面的科幻小说，从出版到龚古尔文学奖揭晓已经售出二十万本，成为文学奖评奖当年销售量最大的作品之一，且一直受到了重量级的评委、评审委员会前主席弗朗索瓦·努里西埃的支持。投票结束后，对于乌勒贝克的败北，努里西埃的回答则有所保留：“我不会做出什么反应的。那是大多数（评委）的选择，我站到那一边去。那就是所有人选出的获奖者，我和他们站在一起。” “乌勒贝克没有获奖，仅仅是因为他未能获得多数票。”他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回答得很简练。他还指出，评委会的决议是“严肃而公正的”。乌勒贝克一再败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对伊斯兰教的猛烈抨击。
（谭成春：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邮政编码210093）
在土星的标志下
［美国］苏珊·桑塔格 著 姚君伟 译
苏珊·桑塔格的作品近年来不断在中国推出。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系列，包括《火山恋人》、《在美国》、《恩主》和《死亡之匣》，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苏珊·桑塔格文集》，已出的第一辑由《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和《重点所在》组成。文集第二辑也即将出版，包括《在土星的标志下》、《激进意志的形式》和《他者之痛》。这里发表的是《在土星的标志下》的标题作，发表时有删节。
—— 译者
在大多数肖像照中，他的头都低着，目光俯视，右手托腮。我知道的最早一张摄于1927年——他当时35岁，深色鬈发盖在高高的额头上，下唇丰满，还蓄着小胡子：他显得年轻，差不多可以说是英俊了。因为低着头，穿着夹克的肩膀仿佛从他耳朵后面耸起；他的大拇指靠着下颌；其他手指挡住下巴，弯曲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香烟；透过眼镜向下看的眼神——一个近视者温柔的、白日梦者般的那种凝视——似乎漂向了照片的左下角。
在他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张照片中，鬈发几乎还没有从前额向后脱落，但是，青春或英俊已无迹可寻；脸变宽了，上身似乎不只是长，而且壮实、魁梧。小胡子更浓密，胖手握成拳头、大拇指塞在里面，手捂住了嘴巴。神情迷离，若有所思；他可能在思考，可能在聆听。（“听得入神的人看不见东西”，本雅明在他评论卡夫卡的文章中说过。）他背后有一些书。
在1938年夏天拍的一张照片中（这是本雅明在布莱希特1933年后流亡丹麦期间几次拜访他的最后一次），他站在布莱希特的屋前，这时的他已经四十六岁，略显老态了，他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裤子上挂着表链：一副松弛、肥胖的样子，双眼恶狠狠地瞪着镜头。
另外一张1937年拍的照片，本雅明坐在位于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他身后不远处一张桌子前坐着两个人，两人的脸都看不清。本雅明坐在右前方，可能是在为他已写了十年的关于波德莱尔和19世纪巴黎的著作做笔记。他在查阅左手托着的一本摊开的书——看不到他的眼睛。
他的挚友舒勒姆描述过他1913年在柏林第一次遇见本雅明的情景。那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