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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

译林-2006年第1期-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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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嗯……我还是认为……也许说‘有希望’并不合适。但是,我曾……祈祷……” 
  比尔那一贯不可动摇的镇定表情在我眼前土崩瓦解,我看得都出神了。 
  “然后呢?”我提醒他接着往下说。 
  “雷切尔总要问孩子的事。不管怎样,她几乎每次都问。她总是游离在一种完全不同的……你明白,她的思维还停留在另一空间。那些婚礼,新娘,新郎,还有他们的家人。就好像她很了解他们,而我也很了解一样。通常她总要问孩子们正在干什么,她似乎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很感兴趣。对她来说,孩子们一点都没变,他们永远不会长大。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可说的。” 
  虽然我情愿比尔用不着我催就自己说下去,但不管是以直接还是委婉的方式,我决定再问些有关钱的问题。“你一直在支援她吗,比尔?我指在经济上。她怎么做到收支平衡呢?根据你刚刚所说的情况,我很难想像她可以自己谋生,或靠社会救济活下去。” 
   
  “这个嘛……”他开口了,显然被我问得有些措手不及,“我没想到我们今天会讨论这些。我觉得这和你的……道德顾虑也没多大关系。” 
  我只有等着。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负责她的开销,”他的腔调听起来似乎高傲得很。“她的开销都由我来付。我自愿这么做。我觉得自己对她有……责任。结婚那天,我说过‘只有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我是认真的。即使雷切尔生病时,我对她的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即使她决定要搬去一个有更多婚礼的地方,我的爱依旧没有改变。我一直记得自己的誓言。是这样的,我是在帮她支付开销。” 
  他的语气是不是有点自以为是?是的,的确有一些。但比尔近十年以来为他妻子所做的一切并非常人所能做到,这是事实。面对同样的情形,很少有男人会像他这么做。他的同情和执著打动了我。 
  “这一定给你造成了很沉重的负担吧?”我说。 
  “我并不这样看,至少经济上不是。但在感情上,是的——真的好痛苦,我很怀念……和我妻子在一起的日子。她离开以后,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块。在经济上,我认为那是……我们共同的钱,雷切尔和我共同的钱,而现在她只是需要其中的一部分来生活。就是这样。实话告诉你,我比她用得更多。我的爱并不会因为她的病而减少一丝一毫。我告诉自己事情很可能会更糟。” 
  那她可能会得癌症,我暗想。 
  又一次的等待。 
  “你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对吗?我从来没有……向别人承认过自己还在继续资助雷切尔。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理解。” 
   
  理解?理解什么,理解你是个大圣人?为什么连这种事都要保密? 
  “比尔,我不会把你告诉我的事泄露出去的。我也不会告诉别人雷切尔的开销一直由你来支付。” 
  “很好。” 
  “孩子们知道这件事吗?” 
  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他们知道我爱他们的母亲。这就够了。” 
  我开始考虑他瞬间的犹豫。那说明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在这一点上撒谎? 
  对于我为什么要问下一个问题,我无法从诊疗角度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连试都没试。但我还是问了。“那要多少钱?替像雷切尔这种情况的人支付开销?这一定是个沉重的负担。” 
  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犹豫。“那当然。她还可以享用我的医疗保险,这一点倒是帮了很大的忙。老实说,这也是我永远不会和她离婚的原因之一,即使我对她的感觉变了。如果我们离婚了,雷切尔就只能享受公共医疗。这对她将是……一场悲剧。光是那些药……不 
  定时的住院……在急诊室看病?” 
  比尔看着我,希望得到我的肯定。我立刻表示赞同,“可以想像。” 
  他叹了口气。“她在拉斯韦加斯有一套公寓,地方不大,不过,是在一个很不错的小区里,环境很好。我雇了……个人……来照顾她,保证她有充足的食物,体面的衣服,并且时刻保持整洁。而且,我也为她提供那些…… 
  婚礼上需要的东西。礼服、礼物之类的。她很大方,这点你也知道。我不想让她蓬头垢面地待在街上。我希望她生活舒适,而且很安全。” 
  我差点叫出声:“一个照顾她的人?”但我没有。我前一刻还在怀疑,比尔找来照顾他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的很可能就是卡纳达。但此刻,我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算这笔账。“这些钱都要算在总数里。” 
  “是的。”他说。我以为他还会讲些其他的事,可他却不说了。 
  我一边等他接着说下去,一边又重新开始算那笔钱。按照比尔刚才所描述的,支付雷切尔的开销每月需要两千、三千甚至四千美元,包括房租、诊疗和药物的费用。那么一年就需要两万五千到五万美元。这可是笔大数目。 
  如果再加上霍华德牧师告诉拉乌尔的那笔费用,也就是卡纳达替雷切尔支付的参加婚礼的那笔费用——据我计算应该是个差不多的数目。又是两万五千到五万美元一年—— 
  这笔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另外还有一大笔没算进去,因为比尔还要另外付给卡纳达一部分服务费。每年五万到十万,直觉告诉我,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比尔·米勒应有的承受能力。 
  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谈的已经是纳完税的了。 
   
  比尔想尽力解释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给妻子。“我的收入很不错。这么多年来,公司一直待我不薄,事业也发展得很顺利。如果去内华达工作,待遇还会更好些,但我不能去。我想我还是很幸运的。我和孩子只用掉收入的一个零头。我们生活得很简单,这样就可以了。我的车就比你那辆旧得多。” 
  比尔注意到我的车了?这不由让我一惊。 
   
  “雷切尔现在不接受诊疗?”我问。 
  “她不喜欢。” 
  “你没用过家庭健康护理服务?” 
  “我试过了,但雷切尔……很难照顾。这些年来,有些服务……似乎挺有效果,这几种我就同时用。这些符合她的需要。”他对我微笑了一下,很不安地咧嘴一笑。“就这些了吗?没有其他想问的了?” 
  “还没好,”我回答道。“我还有一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差不多。” 
  “问吧。” 
  “你和你隔壁的那个男人是什么关系?” 
  他点点头,“多伊尔?” 
  我立刻意识到他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而且一直都在等我问他。这也没什么奇怪,比尔曾两次看到我在多伊尔家溜达。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其实已经知道了房子的主人的名字,于是,我问,“他的房子是在你北面吗?” 
  “是的,那是多伊尔,我不太认识他。” 
  “不太认识?” 
  “我们做了大约……四年的邻居。但互相不熟。他一个人住,是个单身汉。他总是一个人待着,他在外面干活时我们也打过招呼。仅此而已。他有一次邀请我去看他的新瀑布和池塘,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可能是我们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了。感恩节前他搬走了,也可能在万圣节前就搬了。房子现在空着。不过这些你都已经知道了。” 
  我明知道他是在挖苦我,但我没有反唇相讥。“你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在什么时候?” 
   
  “我不明白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尽管我知道比尔·米勒难以理解是因为这些根本就与我无关,但我还是重申了那套“双重关系”的理论。不出所料,对我的解释比尔似乎不像第一次那样满意了。 
  他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声音变得很谨慎。“你和多伊尔……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吗?如果我是他的朋友,你就不能为我进行诊疗?是这样吗?” 
  “我无法透露当前患者的资料。在这一点上我想你会尊重我。你希望我能提供帮助。但在答应你的要求之前,我有责任确认没有任何障碍存在。” 
  “障碍?” 
  刚才我正一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无比焦虑,一边试图松弛紧绷着的神经,竟然愚蠢地用了这个词。但我还是坚持说,“是的,障碍。” 
   
  比尔看着我,好像我的花招在他面前就像玻璃一样透明。他说:“是在去年秋天的什么时候。他告诉我他要把房子卖掉。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多伊尔说话。” 
   
  一沓白纸、一支铅笔和一块新橡皮。还有一大堆的推测。 
  结束了和比尔·米勒的会面,我忙着计算在这个索价过高的世界里,住在这个城镇索价过高的小区里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多少钱。我自己就有一个孩子,我住的小区和他住的档次也差不多,所以我可以基本准确地估算出比尔·米勒在博尔德供养一家三口需要多少钱。抵押贷款,财产税,伙食费,医疗保险,养车费,一部分娱乐开销,孩子们一时兴起……天哪,我还没考虑比尔还要为他退休后的养老额外存一笔钱。 
  在稿纸的底部,我又加上一笔为他妻子支付的大致费用。他妻子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另一州的住处所在城市既是赌城又是旅游胜地,她还有无节制地参加婚礼的怪癖。 
  把所有的数字加起来,再将个人所得税计算在内,我能够大致地估算出比尔·米勒在税前究竟要赚多少钱才能维持所有的花销。得出的结论是,我估计比尔·米勒每年至少得赚三十万美元。 
  心理医生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倾听病人谈论他们的个人隐私,比如收入之类。这些年来,听了这么多病人谈到各种职业不等的工资水平,我已经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在博尔德这块地方干哪行过哪样的日子。 
  作为一家零售连锁药店里的地区经理,比尔·米勒不可能一年赚三十万美元。在我看来,比尔·米勒能赚多少呢?最低八万到十万美元。最高十五万到十八万。最多十八万。 
   
  不可能再多了。 
  这根本不足以让比尔支付两处住所的开销,光是应付雷切尔爱参加婚礼的怪癖,他的手头就已经很拮据了,当然这还不包括付给霍华德牧师的那笔钱。 
  是家里的钱吗?可能是什么地方的信托基金,或是一位很大方的亲戚刚刚去世所留下的钱,这些都有可能减轻米勒家的经济负担。但比尔并没提到任何有关他靠家里的钱减轻经济负担的事。 
  我又开始疑惑,比尔·米勒到底是从哪儿得到钱可以负担得起两处住所的开销?这还不包括他支付给卡纳达和霍华德牧师以及提供雷切尔参加各种婚礼所必需的钱。 
  我不知道。但我开始觉得这个答案一定很重要。 
  马洛里曾说她的父亲可能怎样怎样。 
  我把铅笔扔到桌上,然后看着它滚过桌面,落到地板上。 
  有那么几分难过,但更多的是无奈,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刚刚已经跨过了一条重要的道德底线。与比尔·米勒的会谈不是一次诊疗,我与他见面并非为了他的临床诊断。 
  不管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我和他见面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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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上午通常由我一个人来照顾格雷斯,因为那天我休息。那天上午,劳伦要审判一个案子,而韦弗从十点到十二点要上化学课。好在韦弗人很好,她答应在我和比尔·米勒见面时帮忙照看格雷斯,但我必须尽快赶回去照顾女儿,以确保韦弗上课不会迟到。 
  格雷斯和我通常利用星期五外出和购物,但冬天的早晨太冷,我们有时就把这种“通常”扔到一边,舒舒服服地窝在家里,享受滚烫的苹果酒、温暖的炉火,和听话的小狗待在一起。还有书。 
  一夜之间,气温跌到了个位数,窝在家里似乎是个绝妙的主意。然而黛安娜、鲍勃、拉乌尔和马洛里让我很不安,无法去享受这份惬意,于是我用棉毯、羊毛毯和填絮纤维毯一层层把女儿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把她抱到外面的奥迪车里,把车座加热器的功率调大,开始向西行驶,那时候大概是在9:30左右。格雷斯是个很好的旅行者,虽然天气恶劣,但她状态似乎好极了。 
  眼前平顶山的崖壁一侧罩上了一层薄雾,就像是哪位设计师觉得这些山麓小丘在那个清晨正需要一层轻纱作装饰。正当我们转弯接近城市北部陡峭的山地时,冰冷的薄雾中有些很小的闪闪发光的结晶体落下来。“快看,格雷斯,在下钻石雨呢。” 
  格雷斯笑了。每个星期五上午,在她想小睡一下之前,我都会觉得非常快乐。 
  在接下来一英里左右的旅途中,我一直在向她解释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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