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1期-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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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显然，为了这次会面，这个问题你已经考虑得很仔细了？”　
　　“我希望能更好地了解你为什么来见我。这也许会让我的事没个定论，也许会把事情理清楚，让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计划就是这样。　
　　比尔闭上了眼睛，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五秒，十秒。终于，他睁开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他带着痛苦的神情说，“两天内你到我家附近两次。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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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位结结实实挨了一记上钩拳倒在拳击台的地板上、直愣愣地盯着头顶上的强弧光灯、听着裁判数“八，九，”的拳击手一样，这时他有很多种选择。我也是。　
　　我可以把手伸回箭囊里去拿那枝比较安全的“闭嘴，等下去”的箭。　
　　或者我可以说一些既与诊疗有关却又傲慢无礼的经典语句，比如，“这不是我的事，比尔，这是你的事。”　
　　或者，当然，我也可以彻底撒个大谎：“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然而，几乎完全是出于本能，我做了另一个选择，这样我可以赢得时间来思考，同时，它进一步拉宽存在于我与病人间、并且有必要继续存在的鸿沟。至于为什么我会出现在他家附近，我是这样回答的：“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来的，是吗？比尔？”　
　　“可是，我不认为这是巧合。”　
　　“什么意思？”我真的被他的迅速回答给弄糊涂了。比尔·米勒究竟想暗示我出现在他邻居家和什么是巧合？我真想知道。“你说的巧合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在两天内和两个不同的人去了我邻居家两次？”　
　　他显然不急于回答我的问题；我自然也不会回答他的。我不可能对比尔·米勒说我去他邻居家是因为我担心我的另一位病人和我搭档兼好友的离奇失踪。　
　　“这次见面——”我在我们俩之间挥了挥手“——算是专业诊疗吗？你来这儿是为了心理诊疗，还是为了别的？”　
　　他犹豫了很久，让我意识到他在犹豫，同时也说明了他不得不考虑如何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这个区别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合作，这个区别很重要。”　
　　“是的，是的。这当然是专业性的，”他说，“我需要您的帮助，格兰戈里医生。但我也很关心为什么你最近这几天会……离我家这么近。”　
　　这样的顾虑对他而言算不算合情合理？如果算合理，我可以说出理由，如果不算，我同样也可以说出理由。但合不合情理是关键吗？“如果往前倒退三天，比尔，你还会考虑打电话和我预约进行心理诊疗吗？”　
　　“这是什么意思？”他吞吞吐吐地问。　
　　“你说这两天看到我去了你邻居家两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今天谈话的起因，或者说在那以前你是否考虑过向我寻求帮助。”　
　　妈的。我说了一大通，只给了他一张如何回答的示意图。　
　　果然，比尔在回答前参考了一下示意图。“我一直在考虑。看到你出现在隔壁，所有的事情浮出水面了，很多以前的回忆，没解决的问题，你知道，还有发生了这些事后的……感受。所以我决定打电话，安排一次见面。但我觉得有权知道你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邻居家。我有权。”　
　　他有权得到解释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真有兴趣买下多伊尔的房子，这很可能让我成为比尔·米勒的邻居。如果我和他成了邻居，双重关系的道德约束肯定起作用。不管以前我们有没有心理诊疗关系，不管他女儿有没有失踪，我都不可能为隔壁邻居提供心理诊疗。　
　　我决定告诉他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好打消他的顾虑。　
　　“比尔，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去你邻居家和你以及你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　
　　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我并不确定。　
　　“你准备买那栋房子吗？”比尔问道。　
　　这个问题总算不难回答。“不，我不准备买。”　
　　　
　　“可你和那个挂牌卖房子的女人在一起。”　
　　　
　　“我再说一遍。我没打算买那房子。”　
　　“那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呢？”　
　　“我去那儿和你以及你的家庭没有直接关系。”那有间接关系吗？要讨论是否有间接关系就得牵扯到鲍勃·布兰特以及他与马洛里隔着栅栏的对话。这个间接关系问题的答案要么记录在鲍勃给我的金科牌盒子里的纸上，要么没有。我的筹码仍押在“没有”上。基本没有。　
　　我接着往下说。“假定有段时间内我们都觉得合作愉快……”　
　　“好的，”比尔说。　
　　“我能帮什么忙？”我迅速瞥了一眼时钟。十二点半我还得去候诊室接病人，时间不多了。　
　　　
　　“我压力很大。”　
　　我只能凭空想像。　
　　“我睡不着，体重也在下降，一点也没胃口。”　
　　　
　　难道就像逃犯有的一系列症状一样？沮丧，焦躁，受伤后的紧张。想想比尔的生活状况，他会这样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我那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去假定比尔·米勒的病因。但我提醒自己不能这么做。　
　　我大声逼问，迫切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回答得很笼统——“事件”，“孩子”，“工作”。我试图让他回答得更详细一点。他却只和我绕弯子。　
　　抵触——心理诊疗学的“长城”，这使得那么多病人不愿谈及他们最敏感的话题。我觉察到抵触了吗？——可能吧。我决定试一试，看看他究竟抵触到什么程度。“她情绪怎样，比尔？”　
　　“你是说我女儿吗？”　
　　不是马洛里。我女儿。我点头。　
　　“节日对她而言是种折磨。总是这样。今年也如此。节日一直让她备受折磨，自从……”　
　　　
　　我把后面没说完的话说完：自从她母亲弃她而去后。　
　　“这是怎样一种折磨呢？”我问道。　
　　“她变得紧张，孤僻，易怒。她毕竟还是个孩子。”　
　　比尔也变得越来越焦躁和孤僻。想想媒体并没有报道过马洛里不安的假日情绪，随着这次谈话的最后一点时间悄悄溜走，我决定不再进一步试探比尔究竟会抵触到什么程度。我们暂定下星期一再见。我告诉他，如果最终我感觉自己的道德顾虑严重得让我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我会打电话给他。　
　　比尔·米勒直到离开办公室都没提过一次他女儿的名字。　
　　那对他来说是太痛苦了吗？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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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欣慰的是，门上的便条没白贴，黛安娜的病人没有一个在候诊室里干等。　
　　直到四点。　
　　四点，我出来接待一名预约好的病人，却遇上了不止一个急于见我的人，而是两个。　
　　　
　　这位不速之客一头干酪色头发，在汉娜·格兰特死的那天坚持要见她的精神诊疗师的正是这个女人。我想起黛安娜告诉过我说她已经开始为这个女人做心理诊疗。她是为了见她才来这儿的吗？　
　　我和那个本来约好四点见面的年轻男人打了声招呼，说我一会儿就回来，然后领着这位“奇多”女士走向大厅。走到离我办公室还有一半路，可以肯定从候诊室听不到我们说话时，我问道，“您看到我贴在门上关于埃斯特维茨医生的便条了吗？她今天不在。”　
　　“我看了你那张很傻的便条。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汉娜死后的这几个月，她的急性子一点也没改。“很遗憾，她临时有事离开了，”说到“很遗憾”、“临时”这些词时，我有点结巴。　
　　“什么意思？”　
　　“她回办公室后会打电话给您。”　
　　“汉娜出事时你也这样说的。”　
　　她说得没错。汉娜出事时我是这样说的。　
　　　
　　“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理解您的心情，格兰特女士遭遇不幸后，确实很难让您再接受这样的事。”　
　　　
　　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把体面的副词都给用光了。　
　　“她离开多久了？”　
　　“站在我的立场，恐怕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就改变你那该死的立场。”　
　　她那个满头鬈发的脑袋几乎就要顶到我的下巴了。头发有一股味道，让我想到了令人皱眉的印度餐馆。“我可以——”　
　　“我才不管你可以做什么　，你检查过黛安娜的办公室没有？”　
　　黛安娜，而不是埃斯特维茨医生。“没必要检查她的办公室。”　
　　“那么你知道她在哪儿。真见鬼，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很遗憾黛安娜没能前来赴约。她一有空就会立刻打电话给您。现在还有人等着我。请原谅。”　
　　我把她带回了候诊室。　
　　“这事还没完。”那女人离开前说了一句。　
　　在和我的病人见面前，我冲回大厅，抓起钥匙，打开黛安娜办公室的门。里面没人，我松了口气。　
　　“杰伊？”我恢复镇定后回到候诊室，对约在四点的病人说，“进来好吗？很抱歉开始晚了。”　
　　　
　　　
　　我今天的最后一个预约从五点开始。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还有四十五分钟，今天马拉松式的诊疗就要结束了。我踱着步子穿过走廊，然而，我再一次发现有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在等着我。　
　　一个是我约在五点的病人。一年前，这位三十八岁的妇女在我的治疗下，抑郁症有所好转。她最近被查出患有乳癌后，严重的忧郁症又开始复发，于是就来找我帮忙减轻病症。她的上臂还留有中央静脉人工血管化疗前，医生通常会先为病人植入中央静脉人工血管，避免病人因化疗而得静脉炎，也能使化疗更方便。，正准备接受第二阶段的化疗。她坐在候诊室里，两手叠放在膝盖上，眼睛闭着，若有所思，大概是在感叹人生的反复无常。　
　　那一刻，我对她的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　
　　另一位等在候诊室里的是我的朋友，萨姆·珀迪。他穿着工作服——在冬天就是一条很旧的羊毛裤，一件长袖衬衫，一条领结有点松动的领带和一件运动型外套。说到那件外套，就算他愿意捐赠，慈善机构也会把它扔到破旧衣服堆上。他以往穿的夹克总是很不合身，加上他最近体重轻了不少，那件外套穿在他身上就好像是沙发上罩了个糟糕的沙发套。那天，萨姆的裤子是最近流行的那种，领带也是。这些年，萨姆没几条领带，单从上面的污渍我就能辨认出哪条是哪条。但这条是新的，很有品位，最让人吃惊的是，它看上去好像还是丝绸的。　
　　我猜萨姆的新女朋友过新年时带他逛了街。我敢说他家里一定还有条他不知该如何搭配的丝质短裤。　
　　萨姆在看《纽约客》，漫画让他咯咯直笑。他抬头看我时，我一脸很不满的表情。他微微摇了摇头，扁起嘴，这样一来，双唇全被胡子给遮住了，他又做了个小小的手势以示“一切都很酷”，很像垒球裁判不诚心地做了一个表示“安全上垒”的手势。　
　　我又摆出了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他敲了敲手表。　
　　我耸了耸肩，把那个女人领进了我的办公室。　
　　　
　　　
　　四十五分钟后，我的病人离开了。我走回候诊室。萨姆已经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脚边堆了五六本杂志。　
　　“嘿，萨姆，”我说。　
　　他没做声。　
　　“萨姆，”我又喊了一声，声音稍微提高了一点。　
　　　
　　他还是没反应。　
　　汉娜·格兰特的尸体四肢张开，倒在皮革沙发凳前，这样一幅色彩鲜明的画面突然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我说；　“哦，妈的。”然后立刻冲到房间最里面。　
　　“骗到你了，”他忽然笑道。他肯定很久没用剃须刀刮过胡子了，脸上都长出了胡子茬。他可能和我一样累。　
　　“你这傻瓜，”我说。“到这儿来干吗？”　
　　“我偶尔会过来转转，好把杂志看完。你们这儿的东西真好，不像我那牙医的办公室。你真该看看他办公室里都有些什么玩意儿。”　
　　　
　　我脸上露出了怀疑的表情。　
　　他站起身来。“我请你吃饭，”他说。“走吧。”　
　　　
　　“萨姆，劳伦在等我——”　
　　“她不会等你了。我已经和她说过了。今晚你手上有自由通行证，可以和哥们儿一起出去消遣消遣。”　
　　“真的？”我有点不相信。　
　　“真的。”　
　　“走过去还是开车去？”　
　　“走过去。”　
　　　
　　尽管今晚在外面溜达有些冷，我们还是走到了位于珀尔商业大街那一头的太阳花饭店。要不是萨姆心脏病发作，我估计他永远都不会踏进太阳花饭店一步。太阳花饭店称得上是回归自然的绿洲。当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