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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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您告诉我那姐妹一声。
车缓缓停在路边，一个警察走过来，弯下腰看了看车内，说：请两位下来一下。下车后，我和露露被分开，警察看了我的身份证，盘问了一下，我应对如流。盘查露露的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官，他问了很久，然后将头一摆，示意露露：你，跟我们走一趟。又对我说：老同志，没你事儿，你走你的吧。露露稍有些犹豫，警官喝了一句：走吧！露露便说：我要付车钱！她两步跑到我身边，从袋里摸出十元钱递给我，压低声音说：告诉我姐妹，是＊＊＊＊的，赶紧找人“捞”我。随后，她步态从容地走向了路边一辆警车。
松榆里地下旅馆的这个夜晚，注定了要极不寻常。过了半夜12点，当鲁花要锁大门时，小宋也没回来，这是绝无仅有的。老板懊悔莫及，坐在床沿上，一个劲儿用手拍床板：坏了坏了，怨我，心太软、心太软哪！我劝慰他说，情况还不明，先别急，等等再说。一会儿，小电工拿备用钥匙开了小宋的房门，上来报告说，东西都还在，好像不是跑了。我也替小宋打着保票。老板咬咬牙，亲自下去，把两个没有身份证的住客撵了出来。那两人苦苦哀求：您看这么大的风，黑灯瞎火的往哪儿去？老板吼道：爱哪儿去哪儿去，火车站，医院！都是你们这帮盲流惹的祸，走吧走吧！
喧闹平息过后，地下室所有的屋子都门户紧闭。走廊里悄无声息，能清晰地听到水房的滴水声。一声声，一声声，空寂而凄凉。
16）
我把经过跟露露的那姐妹说了，那姐妹倒也镇静，只是有些疑惑：没听说最近要扫黄啊？这个露露，准是证件又出了问题。她就是粗粗拉拉，屁眼大得把心都丢了。那姐妹想想，说问题不大，马上就能办，捞得出来捞不出来，得看运气。说完就跑到楼上门口，猛打了一气手机，自去忙着＼“捞人＼”去了。
这一夜，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凌晨四点才昏昏睡去。小宋和露露的影像，交替在梦中出现，构成一段段古怪的情节。早上醒来，却又一点儿都回想不起来。第二天，又在期待与失望中捱过，两人都是音信皆无。老板吩咐电工，把小宋的东西收拾了，暂存在电工房里。他一整天铁青着脸，总觉得是做了件得不偿失的事。若小宋真的跑了，这花脸乎哨的几件行囊又又何用？我并不太担心露露的命运，她掉脚恐怕不会是这一次，估计自能应付。却猜不透小宋到底出了什么事。跑了，是绝无可能，唯一的可能是失去了自由。不过，他又能犯什么事呢？
地下室里猛然少掉这两个特色人物，一下就失去了生气。我心理上尤其不能适应，觉得同甘共苦的伙伴好像就此不会再见面了。他们两个虽然势同水火，但苦熬无奈之状又何其相似，实是一棵藤上的两个苦瓜。我与他们仅仅认识二十来天，却似共事了许久的同事，他们突然一走，连起居坐卧都变得索然无味了。往日相处的平常细节，丝丝缕缕，都让人怀念。
趁着这个空当儿，好像我应该讲讲我自己了。往事很多，那只是我的一个背景，与地下室实不相干。但有些事，是决定了我今天这种命运的原因，不可不提。我十二年前南下深圳，从一介书生变成公司白领，卖命多年，辗转流徙，终于在海南一家房地产公司站稳了脚跟。老板器重自不必说，而且由于性情投契，两人的关系已不是主仆关系，几经荣辱沉浮，已成兄弟一般，公司产业有我一份，已是笃定之事。
古人常讲“满则溢”，“物极必反”，这鱼龙变化的事真是无道理可言。那几年，海南的房地产盛极而衰，我们无事可做，又没有像潘石屹那样果断移师北上，结果就在原地蹉跎着。炎夏日长，我无以消遣，千金买笑、笙歌宴饮的事，也不多了。一是鼎盛期已过，诸事要顾及长远，不能有今天没明天的胡来；二是经济萧条下去，三陪素质也大不如前，有的竟就是三家村的野雏儿，放下锄头就进了欢场，令人无甚胃口。忽然一日，路过书店，进去逛逛看，竟有久不见汉官威仪之感。随手购得几本，回来后竟读了个昏天黑地。想我当年也是嗜书如命的人，读得痴了，竟不知外面世事已经变化，人人都在捞钱，我居然能关门写诗，想着做捞什子北岛顾城第二。直到老婆忍无可忍，移情别恋，与一笃实汉子定了山盟，要去共创小康，跟我摊牌谈离婚了，我才如梦方醒。男人之痛，莫过于此啊。我激愤之余，胡里胡涂就下了海，从此手不碰卷，只拜孔方。一晃儿十年过去，我既视婚姻为畏途，又把那读书看成是天下第一蠢事。虽未自己打下一片天下，却也享尽浮世繁华。中间妙趣，这里已不宜再说了。总之是孑然一身，花天酒地，就这么做了个快乐的王老五。
待伤痛渐愈，十年后重新拾起书本来读，竟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尤其那日本的小说，委婉细腻，韵味深长，伴我度过了很多无聊时光。我在公司是元老，半个家由我当着，行事古怪已无人敢于指责。即使老板对我，也格外宽容。于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重新做起了文学梦。上班时间，堂而皇之，或写小诗，或写散文，试着到当地媒体一投，竟每发必中。我欣然面有得色，不知这不过雕虫小技耳，却以为是天生我才。偶有斩获，便向职员吹嘘一番。那些年轻职员懂得什么，又惧于我的权势，自然附和说好，我便越发的不知斤两了。
直至有一次，我浏览报纸，忽见大作家退之先生要来给文学青年讲课，便头脑一热，想去一睹名人风采。当下打听好了时间地点。某晚，命司机载我去学院，混在青年学子当中，聆听了退之先生的一堂文学讲座。不想，先生的一席慷慨之辞，竟造成我命运天翻地覆的变化。
（17）
退之先生侃侃而谈，不因听众大半是年轻人而轻慢半分。话题不知如何，就转到有偿报告文学上去了。先生语气骤然激愤，他说：自古以来，文章乃担道义之事，谁见过有拍马文章能流传下来？诚然古人也有干谒权贵事，但就是诗圣杜甫的《大鹏赋》，也难以流传。至于给富人写拍马文章，更乃骇人听闻。文章书册堕落到此，不如直接去印钞票。古今中外，名著万种，诸位听说哪一部是为富翁唱赞歌的？文人既然从文，当是不屑于龌龊事，如要龌龊，又何必舞文弄墨，直当婊子去算了。
先生虽不是在说我，不知为何，我在底下听得如坐针毡。忽然觉得文人之伟大，简直顶天立地，只逼出我那西装下面的“小我”来。先生演讲完，学子们蜂拥而上，东问西问。我两手空空，无以为敬，只好挤上去，双手递上名片一张。先生接过，看了，貌谦而实倨，微笑道：对不住，我从来没进过什么公司，也就没有什么名片可送你。我听了，顿时无地自容，以为眼前就是鲁迅再世，红了脸，支吾两句，便落荒而逃了。
那晚回来，我失魂落魄，晚上竟一夜未眠。先生之高风亮节，衬出了我的渺小。不要说那些狭伎风流的事，就是我洋洋得意的办公室谋略，也不过都是小人的龌龊。现下的所谓公司，大多其实是小朝廷，老板坐上大班椅，感觉就是在做皇帝。而职员就是一群没有脊梁的臣子，靠溜须拍马谋碗饭吃。我历练多年，已深谙此道，知道老板的痒处在哪里，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先是鞍前马后，夹着尾巴做人，其实不过是办好了差，不忘表功；办砸了，则死不承认，能推责任就推，推不掉就强调客观。老板生性粗疏，懒得过问细事，竟事事都交给我办。我小心从事，决不违拗，总哄得老板高兴。也有那个把耿直的职员，觉得老板的某些决策，实在低智，免不了要发些牢骚，传到了老板耳里，下场就是走人。而我韬晦有术，几年间就做到了一人之下。有那不知深浅的后来者，以为取我而代之易如反掌，视我为晋升途中最大障碍，每每为了邀宠，便向我发起攻击。我则先行忍让，从不逞匹夫之勇。待挑衅者以为我不过尔尔，则不免大意，行事必然乖张，露出些破绽来。我则无意间向一二同事稍稍提起，有那好事者，便会跑去向老板报告。老板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这才施展反击，痛陈此人之不可靠，对手的结局可想而知。如此，屡试不爽。久而久之，职员都知道我一手遮天，想邀宠是不能绕过我的，于是纷纷向我示好，我则将他们收为心腹，或给予好处，或帮忙遮掩过失。职员们自是感恩，在老板面前，只说我乃是少有的好人。老板越发认为他没看错人，我这宰相也就当得更自在了。从此大家不再叫我副总，而改称“某大人”。我心里只笑，大人之所以是大人，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中国宫廷史罢了。
上述种种，现在想来，都是我年轻时最痛恨的小人行径。现在，我不以为耻，反倒沾沾自喜。人要堕落，为何竟如此之快？想了一晚，早上，我叫来司机，载我至海滨，看了大海碧涛良久，终于问自己：人，怎样才不算枉活一世？
（18）
自那以后，我订了《读书》杂志和《中华读书报》，开始了思想回归的历程。九十年代的后期，有几个词是知识分子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比如“人文关怀”、“精神家园”、“坚守理想”。这些东西，打中了我的思想软肋。我想，我的精神，确实脱离了家园，游荡得太远了。我们这个公司，在九十年代前期，曾在三年内，折腾光了2700多万资金，最后换来的是一片荒草地。这些钱，没有一分钱是劳动创造出来的，都是公司通过各种乌七八糟的手段借贷来的。当我跳出了商界这个圈子来审视我们这群人的时候，确实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寄生虫。2700万不可能是银行凭空印出来的，而是有人一元一元地用劳动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变成了银行呆帐，变成了杯盘狼藉，变成了一片荒草。我们当初的注册资金是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假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整个都是假的。在挥霍掉2700万的日日夜夜里，只有荒淫无耻，才是真的。
退之先生唤醒了我的良知，一种人文主义情怀在我心中滋长。我每天仍在上班，做计划，发指令，职员们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思想的风暴始终在酝酿。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公益广告，得知只要肯出手捐助200元钱，就可以使一个失学的乡村孩子上一年学。风暴终于摧枯拉朽地袭来。我拿过了计算器啪啪按了几下，得数让我目瞪口呆：我们挥霍掉的2700万足可以使13万5千个失学的农家子弟读一年书。我是个因为文革而少年失学的人，又是个在穷乡僻壤呆过的人，精神上嗷嗷待哺的苦难滋味，终生难忘。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刹那间，我耳边响起了13万个孩子绝望的饮泣。我无法想象2700万变成现金能有多大一堆，我只知道：我们已经罪恶如山！
终于，我跟老板摊牌了：我要走。既然我已知道了罪恶，我就再不能与它共处哪怕是一天。老板当然无法知道我的思想变化，他掩饰不住惊奇，说：你干嘛要走？这公司不就是你的么？你要到哪儿去？你还能干什么？我说：我要去北京，我要去搞文化。老板说：在公司你有房有车，我待你像亲兄弟。这两年是不大景气，但我们的艰难期马上就要过去，好运就在眼前。我问你，你到底要什么？我说：人各有志，并不是你对不起我。我此去决不是为了钱。我私人帐上还有若干，实际上是你帮我赚的，公司现在需要钱，我还给你，只留下机票钱就够了。老板拍案大怒：你疯了！你到北京靠什么生活？我说：北京我有朋友。老板气得站起来又坐下：你，你，你老糊涂了，朋友还靠得住吗？我说：我相信靠得住，我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板无言良久，突然爆发了：好，你走吧！走啊！我不要再见到你！
19）
在海南那段生活的最后一年半，我思想上的冲突和对人生意义的考虑，远比上述的要复杂得多。在九十年代，受人文主义感召而放弃商界位置，甘冒清贫生活的风险投入文化事业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我知道是极其少见，且不能为人所理解。
我走的时候，完全是低调处理。老板未再挽留，也未在公司宣布我的离开，一切都像只是出一趟长差的样子。我遵守了我的诺言，把我的存款转给了财务部，作为我临时借给公司的钱。直到最后一天临下班时，职员们还在频繁地向我请示工作。是啊，多少年来我已是公司里的灵魂人物，是机器上的主轴，所有的人都无法想象，没有我，办公室该怎样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