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世的爱神 作者:[德]汉斯-乌尔里希·特莱希尔-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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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不情愿地回到了柏林,回到了他在舍内贝格区的住所。假如一切照计划进行,他此刻正在罗马大学学习艺术史和意大利语言文学呢。但他现在不在罗马。他不在,那两个跟他一起去意大利的同学也不在。他们本来打算先到佩鲁贾,学学意大利语,再去罗马,找好住处,然后到大学里注册。在佩鲁贾倒没遇到什么麻烦,他们很快就在离大教堂广场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住处,外国人大学的语言班效果也不错。只要事先下点功夫,你就能在短时间内学会足够的意大利语,用来跟人交流,再尝试着读一点初级读物。接下来就只是时间和勤奋的问题了。他很用功,两个同学也一样,没过几个星期,他们就可以坐在大教堂的广场上,怡然自得地读读意大利语报纸,最好是《宣言报》或是《团结报》,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晚上再到大学生电影院去看看原文的帕索里尼(帕索里尼(1922—1975),意大利电影导演、编剧,电影理论家)的《乞丐》,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
周末,他们到处游玩,去了阿西西、托迪、乌尔比诺,到特拉西梅诺湖(阿西西、托迪、乌尔比诺均为意大利的城市。特拉西梅诺湖是意大利半岛最大的湖)去游泳,尽可能地跟当地人搭讪。一切都很顺利,一连几个星期,他们都在学习,幻想着不但可以学会一门新的语言,还能学会另一种生活方式。暑期语言班结束时,他们觉得已经准备得相当充分了,卖弄着意大利语中那些套话,掌握了形形色色的当地典型的手语,互相打招呼的时候说“ciao”(意大利语。熟人之间袁示问候或告别时用语,意为“你好”或“再见”)。
现在到了征服罗马的时候了。他们三人打算合伙在老城区租一所房子,最好是在鲜花广场附近。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罗马所没有的,那就是在老城区的空房子。鲜花广场附近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原想到滨河路去住也可以,可是也没有,阿尔伯特愿意去的万神殿附近地区也没有。还在佩鲁贾商量今后的住处的时候,阿尔伯特就说,“最好在万神殿附近。”不过,他又加上一句,他觉得鲜花广场也不错,但斯台凡坚持要住在滨河路,因为费里尼(费里尼(1920—1993)。意大利电影导演)拍的一部电影曾以滨河路为外景,而且这里被视为颇有民族风味的文化区、艺术区。“那就滨河路吧,”阿尔伯特让步了,并没注意到,他把这个地名说错了,重音放在了倒数第二个音节上。
为了解决头几天的住宿问题,他们住进了鲜花广场和埃马努埃莱二世大街之间的弗洛拉旅馆。他们要了一个三人间,身上的钱刚好付得起。然后他们开始找房子,很快就弄明白了一件事,在罗马,只要你愿意,又能把几个亿里拉拍在桌子上,那么你可以毫不费事地买下一所房子来,要租房子可不行,更不要提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了。
“还是到城外试试吧,”经纪人建议,“弗罗西诺内大概可以。”他们不知道弗罗西诺内在哪儿,总归不在万神殿或是鲜花广场附近吧。经纪人迟疑了一会儿,说弗罗西诺内要远得多,离罗马六十公里。“那我们还不如去阿布鲁岑(弗兰克指的是位于意大利中部的阿布鲁佐,他将这个地名说错了)呢。”弗兰克向经纪人回敬道。这位经纪人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证书,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总统曾授予他骑士级劳动勋章,所以他相当重视弗兰克的意见,拿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建议他们住到阿奎拉去。“在阿奎拉住,”他说,“在罗马上学。”看他说话的样子,好像刚从所有可行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最佳方案,好比中午吃鱼子酱,晚上吃牡蛎。经纪人又说,在乡下和大城市之间两头跑的又不是只有他们。据他所知,大部分罗马人并不住在罗马,只有买得起房子的人才住在罗马,或者是那些手中有古老的租房合约的人,那合约签于加利波第(加利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领袖)时代,租金是那时候就定下的。这些人顶有福气,他们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住在大富翁才住得起的房子里。他认识一些人,只花几个小钱,便可以高坐在罗马最漂亮的顶屋露台上。每月花上十八万里拉,天天望着七座山丘,尽管他们身无余财,甚至没有固定的收入,却能够看到夕阳下熠熠闪光的彼得教堂,和披着朝霞的普罗密尼(普罗密尼1599—1677。 意大利建筑师)风格的圣阿涅丝教堂。“饭都没得吃,却可以拿普罗密尼当早餐,”经纪人说,“这就是罗马。”
“原来这就是罗马呀,”弗兰克跟着说,决定回柏林去。不见得非得在罗马学意大利语言文学啊,也可以在柏林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嘛。在莫阿比特住,在达勒姆上学。与朋友的分离增加了斯台凡和阿尔伯特的开支,他俩要分摊三人间的房钱。他们愿意招一个陌生人住进来。“同意,”当旅馆老板来问他们的时候,斯台凡这样说,“可不要德国人。”这事关乎面子,他们不想跟德国游客合住。旅馆老板给他们房里安插了一个客人,梳着马尾辫,自称帕布洛。他是柏林人,说得具体点儿是夏洛滕堡人。帕布洛不但生活在夏洛滕堡,还是在那儿生,在那儿长,在那儿上的学。他在康德街上有家酒馆,在萨维尼广场有家亚洲商店。他刚刚把酒馆卖了出去,商店这会儿由他的女朋友经营,因为他要做别的生意,他就是为了这些生意跑到罗马来的,还要去西班牙,再去摩洛哥。
阿尔伯特问帕布洛在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和摩洛哥做什么,他支支吾吾地说了几种生意。这个回答虽然有点神秘,却也不难猜到,大概帕布洛跟毒品走私有关系。果不其然,就在第二天夜里,警察到他们的房间来搜查,六个警察将阿尔伯特、斯台凡和帕布洛从睡梦中叫醒,他们穿着睡衣被押到外面,送上囚车。他们都被用手铐铐在长椅上,只能透过囚车的铁窗看看鲜花广场的风景。这景观对阿尔伯特来说还是很新鲜的,新鲜得差点让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同时体内感到沉重而恐惧的一击,胸和肺被重重地挤迫着,窒息般的恐慌蔓延开来。斯台凡显得镇静一点,帕布洛的样子则近于淡然了。他们三个不准交谈,嘴唇刚动了动,就被看管他们的警官用一声不会弄不明白的“Zitto !”(意大利语,意为“安静!)打断了。
他们只好沉默着,阿尔伯特向囚车外面观察罗马的夜生活。他看见一群衣冠楚楚的罗马人高声谈笑着,似乎刚从饭馆出来;他看见一群红男绿女站在一家餐厅外面,它有个朴素的名字,叫维诺台卡(“维诺台卡”(vinoteca)在意大利语中即为酒馆之意),在这深夜时分依旧顾客盈门;他看见法尔内塞电影院的橱窗,刚刚放过帕索里尼的《索多姆120 天》;他看到弗洛拉的正对面就是太阳旅馆,他们原想到那儿去住,却没有去试一试,因为门口挂了一个纸牌子,上面有手写的“客满”。他的脑袋略微向前探探,还看到了广场中央的布鲁诺纪念碑。他们曾在纪念碑脚下坐过几次。基座上有彩色的喷涂字样,写的是“红劳洛”,格外显眼,大概是一种沙拉的意思。但这并没有妨碍阿尔伯特先想起吉娜·劳洛勃里吉达,后又想起克劳迪娅·卡迪纳尔(吉娜·劳洛勃里吉达(1927… 一),克劳遣娅·卡迪纳尔(1939一),均为意大利女演员),比起吉娜,克劳迪娅更可以算得上他最喜欢的明星。想着女明星那迷人的面孔,他刚刚有点沉醉,警察一声“你好呀,美人(原文为意大利语)”,打断了他的思绪。
警察跳起来,下了车,跟一个女人说了几句话,刚才那声“美人(原文为意大利语)”一定指的就是她喽。他走回来,指指帕布洛,很不客气地说:“过来!跟我们走!(同上)”帕布洛下了车,跟着警察走了。阿尔伯特看见他俩坐到一辆闪着蓝灯的大型轿车的后座上,车开走了。这时候车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了,有一瞬间,阿尔伯特想到,也许他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逃跑。但是他立即抛开了这个念头,毕竟他们的护照已经被收走了。何况这会儿那个前面提到过的“美人”上了车,在他们对面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她是女警察——是阿尔伯特看见过的最漂亮的女警察,是身穿黑色皮警服、梳短发的克劳迪娅·卡迪纳尔。若不是制服和短发,她活生生就是早年的卡迪纳尔。《洛克和他的兄弟们》中的卡迪纳尔就是这个样子,一样乌溜溜的眼睛,一样戒备而不安的眼神。那时的卡迪纳尔二十一岁。这个女警察不会超过这个岁数,短发和皮夹克让她看起来像个男孩子:这个克劳迪娅·卡迪纳尔是个有乳房的假小子。阿尔伯特简直不敢抬头看她,这个戎装的美人让他心慌意乱。一直在打盹儿的斯台凡也紧张起来,手足无措地在他的睡衣上乱摸一气。这时阿尔伯特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是穿着睡衣坐在这里呀,脚上还穿着拖鞋。但现在慌慌张张地整理衣服已经没有用了,他们一定给这位女警察留下了傻乎乎的印象。她的警惕而不安的眼神很快就变得和缓多了,虽然这眼神并没让阿尔伯特觉得有多么迷人,却清楚地表明这女警察丝毫不怀疑自己控制局面的能力。
她公事公办地打量着这两个穿睡衣的德国人。阿尔伯特看不出来,她觉得他和斯台凡很可笑呢,还是没什么危险性,或者,从一个看守的立场出发,觉得他俩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她哪怕微微笑一下,即使动动嘴角也好啊。但是她的脸上一点动静都没有。阿尔伯特鼓起勇气,直视她的眼睛,就连她回看他的时候,也没有丝毫表情,一直逼视着阿尔伯特,直到他屈服地垂下眼皮。但愿这女警察没发现他直到头发根儿都臊红了。他又抬起眼睛的时候,是向斯台凡看过去,这家伙盯着女警察,一副北德人的纯朴劲儿,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彼此的身份有什么上下之分,也没有察觉到形势有多么敏感。斯台凡一味盯着她看——女警察却毫不理会。她的视线依旧驻留在阿尔伯特身上,要么不动声色地盯着他的脸,要么缓缓地向上游移,从那双彪马牌拖鞋到条纹睡裤,再到他的短袖白衬衣,他上身穿的不是睡衣。在她这么看他的时候,她的眼神又变化了一次。她的冷静而淡漠的眼神蒙上了一层阴霾。她将纱质的窗帘拉到眼前,尽管她与阿尔伯特相对而坐,近在咫尺,他若是伸出手去,便可触到她的膝头,却像远远地看着他。
阿尔伯特也想回望她,但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被这个年轻女人彻底打倒了,他仿佛赤裸裸地坐在她面前。他觉得羞耻,感觉到自己的体温在升高,血往上涌,不但冲上了头顶,也冲向下身。在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的时候,在宽松的睡裤下面,他的阴茎挺了起来,裤子上支起了小帐篷,他就这样坐在女警察面前。自己的身体突然变得陌生了,裤子里仿佛生了一根棍子或是一根树枝。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个陌生的身体,羞耻感立刻攫住了他,却不能让这股血流退潮。不但如此,就连女警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并且毫无顾忌地向他两腿之间和膝间看,对他也无济于事。这时她的眼神变得更加混浊,更加阴郁,更加冷漠,让阿尔伯特更加迷乱,更加脸红,更加兴奋。他真想向这位女警察表白爱慕,扑倒在她脚下,紧紧抱住她的黑皮靴。但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的手被铐住了。还因为这女警察向他的睡裤投下最后的、动物般漠然的一瞥,就从长椅上站起来,向阿尔伯特轻蔑地扔下一句“Cretino (意大利语,意为”白痴“)”,下了车。
这句话是不会引起歧义的,而且是带着那么浓重的蔑视吐出来的,立刻让阿尔伯特的身体恢复了正常,没过几秒钟,他已经想象不出勃起是个什么滋味了。他从未被这样纤毫不差地命中,将他由兴奋状态转到不兴奋的状态。一般的情况下,他只知道兴奋时是什么样,那是很折磨人的,而且拖个没完。自从进入青春期,他就觉得他的性欲拖拖拉拉的,是持续的兴奋。他说不准在什么时候就会产生欲望,他只能尽量掩饰,而无法让它停止,也无法让它得到满足。在青春期,他无法预见如何满足欲望,能预见的只是持久的被追逐、被驱赶的感觉,和这种来得不是时候的身体反应。也许是在坚信礼课上,也许是在家里的午饭桌旁,也许是在上学路上或是体育课上。只要发生了,阿尔伯特就渴望着一个更有威权的人说出一句让他解脱的话来,他当然不知道这是一句什么话,直到罗马的囚车之夜之后,他才明白,一定就是这句Cret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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