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中国制造-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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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下来，从国家到省里到平阳，三方认识一致，都认为从平阳，乃至整个东部地区的整体工业布局来看，这个轧钢厂都得上。八八年底，平阳轧钢厂正式立项列入国家重点项目。国家部委给了三个亿，省里专项资金给了一亿五，平阳地方原说也是三个亿，后来追加到三亿五。这是多少了？八个亿吧？不过，有一点请记住，这八个亿不是一下子到位的，经济建设上的事你们当记者的可能不太清楚，从来没有一次到位这一说，就是你名下的专项，你用一点也得一趟趟跑北京，跑省城，这先不说。
“再说设备引进。落实到设备引进谈判时，已经是八九年底了。八九年发生了什么？一场政治风波。原先谈定的那家大公司因为他们国家的制裁政策，不和我们谈了。AAT钢铁公司趁机发出了邀请——现在我们知道AAT公司是家信誉不好的中小型公司了，当时却不知道呀，至少我不知道，我那时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筹建总指挥只是挂名，具体工作是何卓孝同志负责。更要命的是，和AAT一接触，我们经济账没算，先算政治账，说是打破了人家的经济封锁，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当时的报纸上还报道过。经济问题一变成政治问题就麻烦了，国家部委的一位分管领导发话了：和AAT的合作一定要争取成功。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千方百计往成功的道路上奔吧！
“这盘大买卖一开始不就是三方出资么，所以，总指挥也是三个，除了我，还有省冶金厅的陈厅长和国家部委的王副司长。我们平阳方面主要负责基建，设备的引进考察则由王副司长和北京的一些同志负责。几次到AAT公司考察，都是王副司长带队去的，我们何卓孝同志跟着去过两次，一次被王副司长带着考察到印第安人丛林里去了，还有一次就是签字仪式。我当时就有些担心，可又不敢说，对轧钢设备我和何卓孝都不是专家，人家王副司长才是专家，我哪有什么发言权。好，AAT先是拖，后是赖，进来的设备三分之一不能用。这就是算政治账的结果。好在这时我们头脑清醒了，经济账不能不算了，于是就打国际官司。官司一打五年，直到去年三月才算最后完结。这五年，王副司长可又风光了，一次次理直气壮往国外跑，打官司嘛，重要工作嘛！结果也不知是悲剧还是喜剧，官司没结束，王副司长在美国十号州际公路上出了车祸，连随从一起‘壮烈牺牲’！唉，你说王副司长跑到美国十号公路上干什么去？AAT公司和讼诉法院又不在美国！向上反映？李记者，你说得轻松，我们敢吗！以后不找他们批项目了？这样一来，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都很大，工期便一再拖延，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早先的预算就一次次突破，一次次追加。从最初的八个亿，追加到九亿八千万，又到今天的十二亿，光我们平阳方面就陆续追加了两个亿，成了最大的倒霉蛋！好在姜超林同志和平阳的同志们都很理解，平阳经济情况又一直比较好，我们这两个亿才能顺利追加上去。
“考察呀，花钱呀，这些好事，大家都争着上，都认为是自己的当然权利。要负责任了，找不到主了。王副司长‘牺牲’了，遗志没人继承，一片烂摊子就甩在平阳了。李记者，你说说看，我怎么办？这烂摊子是甩在平阳，不是甩在省城，甩在北京！况且，当年我不知道会碰上这种局面，又说过大话，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我忍气吞声收拾这烂摊子，为国家部委和省里的追加预算和及时拨款等等问题，一次次给省里，给北京那帮官僚说好话，磕头作揖。李记者，你是不知道，人家一个科长、处长都能教训我这个市长，不瞒你说，有一次回到招待所，我砸了玻璃窗，人家还以为我是疯子呢！这还不算，去一次就花一次钱，替那些有权管我们的部门搞福利，请那些科长、处长一次次喝酒，就这样十年花了六十七万三千多！有人说，他心疼，我就不心疼吗？我是心在滴血！李记者，现在，你可以按我提供给你的这个名单去好好查查，看看最终能落实这六十七万三千多吗？我告诉你，只会多不会少！哦，我没落泪，是眼里落了点灰，过去的旧文件嘛，灰太大！
“名单你当然可以复印，我让田秘书长给你复。好，我继续说。我是市长，又挂了个总指挥的名义，气虽气，还是要顾全大局，不但自己不能把这些事往外说，也不能让别人往外说。说出去影响咱国家改革开放的形象呀，还会得罪不少人。李记者，在这里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下，当年算政治账的那位国家部委分管领导，现在已经做了我们省的省长，是位女同志，对，陈红河同志。所以，姜超林书记一再和我讲：春明同志，咱们就忍辱负重吧，啥都别说了，死活把平轧厂搞上去，落个问心无愧就行了。今年初，我们好不容易把轧钢厂建成了，市场机遇却又失去了，钢材市场全面萧条，一生产就赔钱，谁敢开工生产？所以，试生产两个月，又停了，一直停到今天。李记者，你可能知道的，目前我们国家最困难的几个行业，其中一个就是钢铁，几乎是全行业普遍亏损。
“至于说工人们的集资款，情况是这样的：开头我根本不主张集资，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道道地地的国营大型轧钢企业，刚上马时又不缺那几百万，我集资干什么？不是自找麻烦么？可后来一看，不收点钱还真不行，都看好这个平轧厂呀，都想到国家这口可靠的大铁锅里扑腾呀，热情高得让你受不了。这时，厂长何卓孝提议说，收点钱吧，名义可以叫风险抵押金，于是，就三千、五千地收了几百万——对，是四百三十二万，我这里也有账。就像我想不到十二亿会扔到水里去一样，工人同志们也没想到国家的大买卖也会靠不住，大锅饭也会烫伤你的嘴。工人同志自然不干了，从去年开始就有人提出退还集资款的问题，听说私下里还有个自发成立的清退领导小组，到市政府找过几次。我的看法是：这些钱现在不能退，至少轧钢厂的出路没找到前不能退，既是风险抵押金，就要和国家一起风险共担，让大家都有点风险意识，别以为这大锅饭就这么好吃。当然，李记者，你的意见我们也会考虑，工人同志们是不容易，可这事到底怎么解决，我个人说了也不算，我们市委、市政府还得慎重讨论。这里，我有个初步想法：一、平轧厂找到出路后，连本带息一次退还；二、愿意马上离职的，可以在办理离职手续时一次付清。
“大体就是这个情况了，原来不想说，可你不说，人家要说，你想忍辱负重都不行，那就得认真对待了。这是不是说就不顾全大局了？也不是。今天毕竟不是过去，造成平轧厂困境的旧体制正在打破，中央决心很大，这么多部委合并，职能和过去也不同了，省里也在动。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好好总结一下平轧厂的教训也是好事嘛，至少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深入的思索。好，李记者，既然你也有这个认识，那你就来个‘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吧，你着出的文章，送给我看看也行，不送给我看也可以，文责你自负，事实我负责……”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十一时 平阳市委
文春明和李馨香谈话时，高长河正在市委办公室和姜超林办交接。
就在办交接的过程中，刘意如匆匆进来了，说：“高书记、姜书记，真对不起，打扰你们一下，出了点事——市委大门被平轧厂的工人们堵住了，看样子有五、六百人，要求见高书记，正静坐哩。”
高长河和姜超林都大感意外。
姜超林问：“工人们要见高书记干什么？”
刘意如说：“要求高书记做主，退回当年的集资款。”
姜超林手一摆：“这事让他们找文市长去！”
刘意如说：“文市长正在接待新华社记者，我已经打了电话过去。”说罢，看了高长河一眼，又吞吞吐吐道，“据说昨天那位新华社记者在平轧厂呆了一天，在我们田立业副秘书长的陪同下开了两个座谈会，工人们就以为退款有希望了……”
姜超林怔了怔，一下子火了：“刘主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田立业陪那位记者去平轧厂采访是我同意的，你是不是说我指使田立业为难高长河同志？你这个同志说话怎么变得这样不负责任了！”
刘意如不敢作声了。
姜超林阴沉着脸对高长河说：“长河同志，刚才我们在谈平阳未来发展的大思路，如何向国际大都市方向努力，像平轧厂这种比较具体的问题，我还没来得及和你谈，关于平轧厂不是谁硬要做文章，是我们个别同志背着平阳市委把它捅出去了！了不得呀，送礼就送了六十七万呀，多大的案子！”
高长河先挥挥手，让刘意如出去，其后才对姜超林说：“老书记，您别生气，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份内参稿是孙亚东同志捅出去的，我已经严肃地批评了他，告诉他：这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的。”
姜超林“哼”了一声：“恐怕不仅仅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吧？”想了想，又说，“长河同志，这样吧，晚上我个人为你接风，就让这个田立业副秘书长安排，我请他当面向你汇报对平轧厂的采访情况。”
高长河点点头说：“好，就这么定，酒你就不要管了，我岳父让我带了两瓶‘五粮液’给你，我就高消费一次，沾光喝你的‘五粮液’了！”
正说到这里，办公室的电话又来了，说文春明市长已到了市委门口，工人们都轰他，一定要见高长河，问高长河见不见？
高长河考虑了一下，同意去见。
市委门口的群访工人真不少，加上看热闹的，五、六百都不止。不但大门堵了，门前的道路也堵了。公安局来了不少同志，在街面上和市委院内分别组织了警戒线。市长文春明正在政府办公室几个同志陪同下，大声向工人们说着什么。
工人们根本不听，有节奏地喊着：“欠债还钱，欠债还钱……”
就在这时，高长河来到工人们面前。
文春明看见了，先和高长河说了句：“我已经叫何卓孝他们来领人了。”遂又高声对工人们说，“同志们，大家不要吵了，高长河书记来见你们了！”
静坐的工人们一下子安静了，都把充满希望的目光投向高长河。
高长河挥挥手：“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我刚刚到平阳工作，今天是头一天上班，对平轧厂的情况还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先表个态，欠债当然是要还钱的，国家不会赖大家一分钱的债！绝不会赖！”
这话一落音，先是一片沉寂，继而，便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工人冲破警戒线，跑到高长河面前跪下了，仰着满是皱纹的黑脸，口中连连呼叫着“高青天”：“高书记，高青天呀，您和新市委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高青天呀……”
高长河这边正要拉起中年工人，警戒线外，一片工人全跪下了，“高青天”的呼声顿时响成一片……
这场面实可谓惊心动魄。
高长河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了脑门，眼睛也湿润起来，大声说：“同志们，起来，你们都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是工人阶级，你们的膝头怎么能这么软！同志们，全站起来，都给我站起来！”
工人们这才陆陆续续站了起来。
高长河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不要喊我‘高青天’嘛，青天时代已经过去了，早就过去了！今天的平阳不是人治的平阳，今天的中国也不是人治的中国，我们是法制的社会。法制的社会靠什么？不是靠哪一个人的英明，而是靠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靠一个适应今天形势发展的健全的体制！同志们呀，你们只看到自己的集资款扔进了水里，就没想到国家十二亿的投资也是血本无归吗？据我初步了解，这和哪个领导的无能关系并不太大，倒是和我们过去的旧体制关系很大，很大！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坚定不移地走深化改革之路，才要把那些不适应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合理的旧体制一点点改革掉，使平轧厂这种伤国伤民的情况再也不要发生了！”
又一片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
有个工人在人群中喊：“高书记，请你说说，这改革该怎么搞？怎么深化？”
高长河说：“同志们，这要说心里话，对平轧厂，现在我也没有底。你们要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们这届班子一点时间，同时，也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向厂里反映，也可以向文市长和我本人反映，好不好？同志们，大家先回去吧，我再强调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