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作品集 作者 博尔赫斯-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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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所措。这时费拉里正好从家里出来，他插手了。他面对那个挑衅的人说：


　　“‘你既然想找事，干吗不找我？’


　　“他挨着个儿慢慢地瞅着他们，谁都不吭声。他们知道费拉里。


　　“他耸耸肩膀，向我们打了招呼走了。在离开前，他对我说：


　　“‘你如果没事，待会儿去酒店坐坐。”


　　“我目瞪口呆。我的姨妈莎拉说：


　　“‘一位绅士，他让夫人们得到尊敬。’


　　“我母亲怕我下不了台，评论说：


　　“‘我看是一个容不得别人拿大的光棍。’


　　“有些事情我不知该怎么向你解释。如今我混得有些模样，我有了这家我喜欢的书店，我看看这里的书，我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我有妻子儿女，我加入了社会党，我是个阿根廷好公民，是个好犹太人。我是个受到尊敬的人。现在你看我的头发几乎脱光了；当时我却是个穷苦的俄罗斯小伙子，红头发，住在郊区。人们瞧不起我。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试图同别人相似。我自己起了圣地亚哥这个名字，以回避原来的雅各布，菲施拜恩这个姓没有动。我们大家都努力符合人们指望看到我们的模样。我意识到人们对我的蔑视，我也蔑视自己。在那个时代，尤其在那种环境中，重要的是勇敢；但我自知是懦夫。我见了女人就胆战心惊；我为自己畏葸的童贞感到羞愧。我没有同龄的朋友。


　　“那晚我没有去杂货铺。我一直不去就好了。我总觉得费拉里的邀请带有命令的口吻。一个星期六的晚饭后，我走进那个地方。


　　“费拉里在一张桌子上座。一共六七个人，我都面熟。除了一个老头之外，费拉里年纪最大。老头言语不多，说话的神情很疲惫，唯有他的名字我一直记得：堂埃利塞奥·阿马罗。他松弛的宽脸有一条横贯的刀疤。后来我听说他吃过官司。


　　“费拉里吩咐堂埃利塞奥挪个地方，让我坐在他左边。我受宠若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搁才好。我怕费拉里提起前几天叫我丢人的事。根本没提；他们谈的是女人、赌牌、选举、一个该到而没有到的歌手以及区里的事。起初他们和我格格不入；后来接纳了我，因为费拉里要他们这样做。尽管他们大多有意大利姓，他们各自都觉得是土生土长的，甚至是高乔，别人也有这种感觉。他们有的赶马帮，有的是车把式，甚至是屠夫；他们经常同牲口打交道，气质接近农民。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成为胡安·莫雷拉那样的人。他们最后叫我小罗来，不过这个绰号并没有轻蔑的意思。我跟他们学会了抽烟和别的事。


　　“在胡宁街的一家妓院里，有人问我是不是弗朗西斯科·费拉里的朋友。我说不是；我觉得如果回答说是，未免像是吹牛。


　　“一晚，警察闯进来盘问我们。有的人不得不去警察局；他们没有碰费拉里。半个月后，重演了一次；这次费拉里也给带走了，他腰里有把匕首。也许他在本区的头头那里已经失宠。


　　“现在我觉得费拉里是个可怜虫，上当受骗，被人出卖；当时他在我心目中却是一个神。


　　“友谊是件神秘的事，不次于爱情或者混乱纷芜的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我有时觉得唯一不神秘的是幸福。因为幸福不以别的事物为转移。勇敢的、强有力的弗朗西斯科·费拉里居然对我这个不屑一顾的人怀有友情。我认为他看错了人，我不配得到他的友谊。我试图回避，但他不允许。我母亲坚决反对我同她称之为流氓、而我仿效的那伙人来往，更加深了我的不安。我讲给你听的故事的实质是我和费拉里的关系，不是那些肮脏的事情，如今我并不为之感到内疚。只要内疚之感还持续，罪过就还存在。


　　“又回到费拉里旁边座位上的老头在同他窃窃私语。他们在策划。我在桌子另一头听到他们提起韦德曼的名字，韦德曼的纺织厂靠近郊区，地段偏僻。没多久，他们不作什么解释，吩咐我去工厂四面转转，特别要注意有几扇门，位置如何。我过了小河和铁路时已是傍晚。我记得附近有几幢零散的房子、一片柳树林、几个坑。工厂是新盖的，但有些荒凉的况味；它红色的砖墙在我记忆中如今和夕阳混淆起来。工厂周围有一道铁栏杆。除了正门之外，有两扇朝南的后门，直通工厂房屋。


　　“你也许已经明白了，可是我当时迟迟没有懂得他们的用意。我作了汇报，另一个小伙子证实了我说的情况。他的姐姐就在工厂工作。大家约好某个星期六晚上都不去杂货铺；费拉里决定下星期五去抢劫。我担任望风。在那之前，最好别让人家看见我们在一起。我们两人走在街上时，我问费拉里：


　　“‘你信得过我吗？’


　　“‘当然啦，’他回说。‘我知道你是个男子汉。’


　　“那天和以后几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星期三，我对母亲说，我要去市中心看新来的牛仔表演。我穿上我最体面的衣服，去莫雷诺街。电车路很长。到了警察局，他们让我等着，最后一个姓阿尔德或者阿尔特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说有机密事情相告。他让我大胆说。我向他透露了费拉里策划的事。使我诧异的是他竟不知道这个名字；我提起堂埃利塞奥时情况却不同。


　　“‘噢，’他说。‘那原是东区团伙的。’


　　“他请来另一位管辖我那个区的警官，两人商谈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稍带讥刺的口气问我：


　　“‘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好公民才跑来举报？’


　　“我觉得他太不了解我了，回答说：


　　“‘是的，先生。我是个好阿根廷人。’


　　“他们嘱咐我照旧执行我头头的命令，但是发现警察赶到时不要打唿哨发出约定的暗号。我告辞时，两人中间的一个警告我说：


　　“‘你得小心。你知道吃里爬外的下场是什么。’


　　“两个警官说了这句黑话高兴得像是四年级的学生。我回说：


　　“‘他们杀了我最好，我求之不得。’


　　“星期五一大早，我感到决定性的一天终于来到的轻松，并为自己一点不内疚而惭愧。时间过得特别慢。我晚饭几乎没有碰。晚上十点钟，我们在离纺织厂不到一个街区的地点会合。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没到；堂埃利塞奥说总是有临阵脱逃的窝囊废。我想事后正好把过错全归在他头上。快下雨了。我怕有人留下同我一起，但他们只让我一个人守在一扇后门外面。不久，警察在一名警官带领下出现。他们是步行来到的；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把马匹留在一块空地上。费拉里已经破门，大伙悄悄进了纺织厂。突然响起四声枪击，使我一惊。我想他们在屋里暗处残杀。接着，我看到警察押着那些上了手铐的小伙子出来。随后是两个警察，拖着费拉里和堂埃利塞奥。他们中了弹。审讯记录上说他们拒捕，先开了枪。我知道这是撒谎，因为我从未见过他们身边带手枪。警察利用这次机会清了旧账。后来我听说费拉里当时想逃跑，一颗子弹结果了他。当然，报纸把他说成是他也许从未成为的、而是我梦想成为的英雄。


　　“我是和别人一起逮捕的，不久就放了我。”


　


　　

　　








罗森多·华雷斯的故事





　　那天晚上快十一点了；我走进玻利瓦尔街和委内瑞拉街拐角处的一家杂货铺，如今那里是酒吧。角落里有人向我打了一个招呼。他的模样大概有点威严，我应声走了过去。他坐在一张小桌前；我不知怎么觉得，他面对一个空酒杯，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已经坐了很久。他身材不高不矮，仿佛是个规矩的手艺人，或许是个老派的乡下人。稀稀拉拉的胡子已经花白。他像乡下人那样谨小慎微，连围巾也没有解掉。他邀我和他一起喝点酒。我坐下后同他攀谈起来。那是一九三几年的事。


　　那人对我说：


　　“先生，您不认识我，至多听人提起过我的名字，可我认识您。我叫罗森多·华雷斯。已故的帕雷德斯也许同您谈起我。那个老家伙自有一套，他喜欢撒谎，倒不是为了诓人，而是和人家开玩笑。我们现在闲着没事，我不妨把那晚真正发生的事讲给您听。就是科拉雷罗被杀那晚的事。先生，您已经把那件事写成了小说，我识字不多，看不了，但传说走了样，我希望您知道真相。”


　　他停了片刻，仿佛在梳理记忆，然后接着说道：


　　“人们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随着年岁的增长，看法逐渐变化。我那晚遇到的事却有点蹊跷。我是在弗洛雷斯塔西面的马尔多纳多区长大的。以前那里是条臭水沟，后来总算铺了路。我一向认为进步是大势所趋，谁都阻挡不了。总之，出身是自己无法决定的。我从没有想过要打听我的生父是谁。我的母亲克莱门蒂娜·华雷斯是个很正派的女人，替人洗熨衣服，挣钱湖口。据我所知，她是恩特雷里奥斯或者乌拉圭人；不管怎么样，我听她谈起她在乌拉圭的康塞普西翁市有亲戚。我像野草那样成长。学会了用烧火棍同别的小孩打斗。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迷上足球，足球是英国人的玩意儿。


　　“有一晚，一个叫加门迪亚的小伙子在杂货铺故意找我麻烦。我不理睬，但他喝多了，纠缠不清。于是我们到外面去比试比试；到了行人道上，他回头推开杂货铺的门，对里面的人说：


　　“‘别担心，我马上回来。’


　　“我身边总带着刀子；我们互相提防着，朝小河方向慢慢走去。他比我大几岁，和我打斗过好多次，我觉得他早就想杀了我。我挨着小巷的右边，他挨着左边。加门迪亚脚下给石块绊了一下摔倒了，我想也没想就扑了上去。我一刀拉破了他的脸，我们扭打在一起，难解难分，我终于捅到了他的要害，解决了问题。事后我发现我也受了伤，但只破了一点皮肉。那晚我懂得杀人或者被杀并不是难事。小河很远；为了节省时间，我把尸体拖到一座砖窑后面草草藏起。我匆忙中持下他手上的一枚戒指，戴到自己手上。我整整帽子，回到杂货铺，不慌不忙地进去，对里面的人说：


　　“‘回来的人似乎是我。’


　　“我要了一杯烧酒，确实也需要定定神。那时有人提醒我身上有血迹。


　　“那夜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天亮时才睡着。晨祷时分，两个警察来找我。我的母亲，愿她的灵魂安息，大叫大嚷。警察把我像犯人似的押走了。我在牢房里待了两天两夜。除了路易斯·伊拉拉以外谁也没有来探望，伊拉拉真是个患难朋友，可是他们不准我们见面。一天早晨，警察局长把我找去。他大模大样地坐在扶手椅里，看也没有看我就说：


　　“‘如此说来，是你干掉了加门迪亚？’


　　“‘那是您说的，’我回答。


　　“‘对我说话要称呼先生。别要花枪抵赖。这里有证人的证词和从你家里搜出的戒指。痛痛快快在供词上签字吧。’


　　“他把笔蘸蘸墨水，递给我。


　　“‘容我想想，局长先生，’我回说。


　　“哦给你二十四小时，让你在牢房里好好想。我不会催你。假如你执迷不悟，那你就到拉斯埃拉斯街的踏板上去想吧。’


　　“那时我自然不明白他指的是绞刑架。


　　“‘如果你签了字，在这里待几天就行了。我放你出去，堂尼古拉斯·帕雷德斯答应由他处理你的事。’


　　“他说是几天，结果过了十天之久。他们终于记起了我。我签了他们要我签的字据，两个警察中的一个把我带到加夫雷拉街。


　　“那里一栋房子门前的木桩上拴着几匹马，门厅和屋里的人乱哄哄的，比妓院还热闹。像是一个什么委员会。堂尼古拉斯在吸马黛茶，过了好久才答理我。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我，我给派到正在准备竞选活动的莫隆去。他把我推荐给拉斐勒先生，请他试用。写介绍信的是一个穿黑衣服的小伙子，据说是写诗的，老是写一些妓院题材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层次高的人不感兴趣。我谢了他对我的关照，走出那个地方。到了拐角处，警察就不跟着我了。


　　“一切都很顺利；老天知道该干什么。加门迪亚的死起初给我找了麻烦，现在却为我铺了一条路。当然，我现在给捏在当局的掌心。假如我不替党办事，他们会把我重新关进去，不过我有勇气，有信心。


　　“拉斐勒先生告诫我说，我跟着他要规规矩矩，干得好，有可能充当他的保镖。我应该用行动证明。在莫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