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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贺龙生与死 作者:权赤延-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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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史密斯小心翼翼瞟一眼举棋望着他的贺龙,没应声。

  “这叫举棋不定。”贺龙忽然笑了,“你本可以不输,举棋不定就非输不可。”

  于是,老史密斯也笑了。他从贺龙的眼里找到了理解宽容,也找到了友好的表示。

  建国后,贺龙一直喜爱下棋打牌,特别是年岁大以后。建国初,他更多的是游泳、骑马、打网球。人老都是从腿脚开始老,到60年代中期,有轻微的眼底出血,我们常陪他散步聊天,尽力把他从繁忙的工作中拖出来,多休息一点是一点,支持他下棋、打牌。老警卫员说:“我跟老总十几年,下棋打牌没赢过一次。”

  当然,这里有相让的成份。所以,下棋打牌不叫贺龙与朱德对手,他们都属于一心想赢,怕他俩争起来。下棋不当对手,打麻将、打扑克,就让这两位老总打对家,两个人可以公开换牌,我们一边说他俩赖、一边笑得开心。只要两位老帅得到休息和愉快,我们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使我宽慰的是,父亲在战场上一直是赢家,在棋盘和牌桌上,也从来没有输过。





贺龙生与死都是元帅的孩子



都是元帅的孩子

  父亲贺龙在我眼中,除了他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他的另一个最高荣誉便是爱。我们也只能通过爱才能真正与他接近。

  父亲的爱常是通过笑来表达,或无声地笑,或哈哈大笑,有时甚至一边笑一边用两个拇指轮替抹掉眼角笑出的泪。我们考试成绩好,他笑;我们打枪打的准,他笑;我们在运动会上拿到名次,他笑;我们游泳超过他,他也笑。他笑起来时,眉眼和嘴巴都成细细的月牙形,那种只属于父亲的慈爱之情便从“月牙”里一泄而出……

  有几件事留给我印象很深。

  父亲特别喜欢女孩子留长发,梳辫子;他很懂辫子,三股辫,四股辫,脱三股,脱四股,因为清朝时老人们都梳过辫子。我和妹妹小时候都留长辫子,后来岁数大些了,我实在想剪头发,父亲不答应:“别剪,不要剪,女孩子留辫子好看。”

  我又想剪头发,又怕父亲不高兴,决定和父亲开个玩笑,先试探试探父亲的反应。我把辫子折上去用带子一扎,从正面看不见辫子了。我从屋里出来,见父亲站在门外,双手叉腰笑。

  “爸爸,我剪辫子了。”

  “我看看你怎么剪的?”父亲走过来,不等我避开,那只大手已经探到我脑后,从发根往上一捋,辫子垂下来,一切都露馅子。

  父亲笑得好开心,甜甜的,于是,我便不忍心剪头发了。我也曾试过把辫子拆开,扎成马尾巴。父亲仍然摇头。我说:“爸爸,我这么梳不好看吗?”

  “哎,这么梳也挺好看啊,”父亲勉强说,“进步了。”

  我知道父亲还是喜欢辫子。从此再不作剪辫子的打算。

  父爱不只是对自己的子女,而是对着整个后一代。星期六,一个侄儿回来说,北京航空学院一位学生偷馒头吃,被抓住了,准备开批判会。父亲贺龙本是极憎恶偷盗,这次却不唱高调了,皱起眉说:“困难时期,他是饿的么,你告诉学校,不要批判了,还是孩子,下面教育几句就行,不要抓住兔子尾巴当老虎打,那样不好。”

  他的司机开车,和一辆马车相蹭,出了交通事故,被停止开车。他听到消息,马上散步到司机班看望司机,批评几句安尉几句鼓励几句。回家后对我们说:“人家出了事,正需要关心,我能不去吗?”再说了,我要不去看看,他以后还能开车吗?”

  在怀仁常看话剧《青年一代》,我坐过道边,恰好刘少奇也坐过道边。剧中萧继业念母亲在狱中留下的遗书时,我发现少奇同志哭了,掏出手绢,不停地擦泪。再看父亲,也在用拇指擦眼角。剧终散场,父亲对我们说:“老一代对你们青年一代,就一个愿望啊,接好革命班,把祖国建成真正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最能体现贺龙那种伟大父爱的故事还不是这些,那故事开始于解放之初,发生在四川重庆市,至今为许多知情者传诵着。

  一天,我们家的门口,摇摇晃晃走来个小脚老太太。她是土家族的打扮:头上围了一圈又一圈的厚厚的黑布,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衣,身边簇拥着四五个小孩子,身后还跟着一溜。面对卫兵的盘问,她表现出一般农村老太太所没有的从容和大度,不慌不忙说:“你去告诉贺龙,就说桑植一个姓钟的穷老太太看他来了,有事想求他。”

  卫兵打量这位脸孔黧黑,饱经风霜的老太太,又打量那群衣衫褴楼,面呈饥困之色的孩子们,心里有了几分明白:“你们是贺老总家乡来的?”

  “对头,你告诉他一声。”

  “来这么多……孩子。”卫兵略一犹豫,还是向里面通报了。胜利后,共产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亲友找上门要求帮助和照顾。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讲过话,并且作出榜样,一律不能搞特殊……

  卫兵不及多想,里面已经传来声音:“快让他们进来!”

  钟老太太领着孩子们走进院子,贺龙已经从屋里匆匆迎出来,喊一声:“二姐!”

  母亲薛明跟在父亲贺龙身后,虽不认识这位老太太,但她知道贺龙的祖母和母亲都是土家族,想必是有亲缘关系,便也跟着叫二姐。

  不过,一下子发现这位二姐身边簇拥了那么一大群孩子,我的父亲母亲还是愣住了。

  钟老太并不在意贺龙发怔,轻轻拍着孩子们的头:“跪下,跪下磕头,都给老爷爷磕头。”

  呼喇喇,孩子们跪下一片,齐给贺龙磕头。

  “这是怎么回事?”贺龙手足失措,”二姐,你也讲个明白嘛。”

  钟老太太仍然对着孩子们讲话:“给老爷爷磕头,让他留下你们念书,给碗饭吃。”

  孩子们一边磕头,一边学舌:“给老爷爷磕头,留下我们念书,给碗饭吃吧。”

  用现在的话讲,这是先造成“既成事实”。

  “起来起来,都快起来。这是怎么说的……”贺龙叫孩子们起来,眉毛微微一皱,显然不悦,“二姐,你该了解我贺龙是什么人。你们来看我,我欢迎。可是现在这样子就不合适……”

  “我明白你们的章程,不能鸡呀猫地都跟着升天。”钟老太太指指孩子,“可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父兄,他们的爷娘都是跟你闹红牺牲了!”

  贺龙身体一震,重新将目光投向那些孩子。一张面孔一张面孔仔细地看过去,渐渐固定不动了,仿佛坠入亿念的沉思中,仿佛面对了一页用血写成的历史。谁要学会眼睛的语言,谁就可以从贺龙那双深邃似海的眼睛里听到湘鄂西的天风,洪湖水的浪涛,如雷激荡的呐喊。多少次揭竿而起,多少次挫折和失败,只要贺龙登高一呼,活着的父老乡亲便会揩去身上的血迹,重新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前仆后继地战斗下去。为了今天这个胜利,贺龙牺牲了八十多位亲人……

  “贺兴亚、贺兴同、贺兴国、贺腾蚊、贺学雨、贺婉珍……”钟老太太指点孩子们叫名,然后又说一遍他们父兄爷娘的姓名。每个名字,都在贺龙的心中唤回经久不息的隆隆回响。他的眸子时而闪烁如燃烧的火,时而黯淡如悲痛的海。他下意识地伸手抚摸靠近自己的一名少年,从少年的眉眼和脸孔的轮廓追寻过去所熟悉所亲热的影像。钟老太太的声音继续在耳边回响:

  “他叫贺兴洲。当年你败回来,从武汉到桑植,划船接你的就是他爹!后来跟着你闹革命了,马前马后一直到牺牲。他死了,他的伢儿连口饭都没得吃……”钟老太眼圈红了,轻轻摇着头,“今天胜利了,你,你可别忘了贺氏家族牺牲的上百口人哪!”

  贺龙垂下眼帘,两道浓黑的眉有力地弯在眼棱上方,又仰头深吸一口气,忍住不让泪水流下来。是啊,家里牺牲的人太多,贺氏家族就上百口人。可问题就在于是家里人。如果是其他烈士子弟,也许要容易下决心……

  贺龙望住他的二姐,湿漉漉的沉静的瞳孔里,有一种不能描绘的复杂内容的存在,沙哑地说:

  “为了今天的胜利,贺家牺牲上百人。可是,也不只是贺家,全国牺牲了两千万烈士……”

  “我明白你要说的道理。”钟老太太虽然裹出一双小脚,头脑却早在“闹红”时就得到解放。她说:“桑植穷,你不是不知道。他们如果成人了,我也不会带来找你。可他们太小,都是孩子,没有独立,没人抚养啊。共产党留清名,也不能不念旧情,不问该不该……”

  “二姐,”贺龙叫一声,显然又受一次震动。他望着钟老太太,抿抿嘴唇,点点头,目光忽然变得柔和平静,脸上甚至有了笑容。那是拿定主意后轻松的笑:“二姐在理。烈士后代,年龄太小,没人抚养,那就都是我的儿子了。”

  贺龙顿了顿,转向薛明说:“这里有公有私,要管,但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就只好增加你的负担了。你看怎么样?”

  薛明说:“有我,还有老聂呢。”

  我们家里的管理员叫聂占新,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直跟随贺龙。

  “快给老爷爷磕头,谢谢老爷爷给一碗饭吃。”钟老太太那边一声招呼,十几个孩子又要跪倒。贺龙抱起这个扯那个,一连声说:“都是我的儿子,以后都是我的儿子了……”

  可是,聂占新还有点不同想法。他既然负责管理这个家,就不能只算政治和感情帐,还要算经济帐。我们兄妹四个,一下子又增加了十多个孩子,只靠父母两人的工资,生活会太紧张。聂占新提议:“他们都是烈士子弟,在经济上可以由国家适当负担一下嘛。”

  “你这个理不通。”父亲贺龙摇头。

  “怎么不通?”聂占新坚持意见,“他们是烈士子弟。”

  “烈士是为新中国献身,所以国家就应该负担。”

  “他们都是贺氏后代,都是我的儿子,当然应该我负担。”

  聂占新一时没话讲了。想一想,叹口气:“唉,反正我讲不过老总。留下人说他们是烈士子弟,抚养时又不论烈士子弟,论起贺氏家族了,这道理还能变啊?”

  聂管理员肩负起这些烈士后代的责任。孩子们进了巴蜀小学、中学,那是干部子弟学校,学生们都住校。学费、伙食费、每月零花钱及换季衣物等一应杂事由管理员操心负责,贺龙和薛明工作之余也关心照顾一下。每到节日,孩子们都回到家来,贺龙必要开心地笑,边吸雪茄边说:“我的孩子都回来,两个桌子坐不下……”

  确实坐不下,因为父亲贺龙的孩子还远不止这十几个。

  在一个星期天,贺炳炎将军来看望贺龙元帅。

  虽然都是姓贺,贺炳炎与贺龙并非亲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又非常亲。因为贺炳炎将军曾给贺龙当过警卫员。

  “老总啊,看你来了。”贺炳炎熟门熟院,自己就闯进屋,马上吃一惊:“哈,你这儿这么多孩子啊!”

  “都是我的孩子。”父亲惬意地摸摸他那两道著名的黑胡子,眼睛和嘴又笑成了月牙形。

  “够一个班了,哪里弄来这么多孩子?”贺炳炎开玩笑地朝薛明挤挤眼睛。

  “桑植来的,”薛明说,“都是烈士子弟。”

  贺龙便指点那些孩子们,说出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牺牲了的亲人。

  贺炳炎到贺龙家历来很随便,从收音机到腌泡菜,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毕竟是当过警卫员,家里人一样。这次却忽然变得正经起来。

  “多好的孩子们啊,都这么懂事有礼貌。”贺炳炎将军像唱赞歌一样夸奖,捏捏下巴,冲贺龙一笑:“老总,我们雷生可是跟你有缘份啊。”

  前面讲过,贺炳炎的儿子是随着天上轰隆一声雷响脱离母体,所以取名叫雷生,贺龙的儿子是大雨中出生,所以曾取名而生;民间传说贺龙是水龙,家里的房子三次被国民党放火,三次天降大雨将火浇灭;许多老将军开玩笑说,贺炳炎跟随贺龙多年,沾了龙气,所以响雷生儿,这是一种缘份。

  现在,贺炳炎看见贺龙家里一大群孩子,动了心思,便绕山绕水说:“我那个姜平年轻幼稚,教育孩子不行,说不出道理来。哎,薛明,还记得那年吗?”

  “哪年呀?”薛明不知贺炳炎搞什么名堂。

  “我跟着王震去大别山打仗。”

  “怎么不记得,你让我关照姜平。”

  “我把一家都交给你了,还有雷生,有什么困难就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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