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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

文化苦旅-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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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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