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1届-莫应丰将军吟-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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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好像变成了一口锅，锅底在烧着大火，锅里煮着稀饭，到处在冒泡，在翻滚，热气腾腾，直上星月寒空。惟有这肃默的军营，像掉进锅里的一块硬铁，沉在底下，不冒不腾。冬天的海风不如夏日活跃，与这海岸城市恰相对比地懒洋洋地荡过来，椰树和芭蕉树飒飒作响。默默无言的军官们在营道上来一个，去一个，大都是有事要去办的，无人闲逛，革命高潮中，大家都自觉地不串门了。路灯的光线有些清冷，在它的照射下，没有一样生动感人的景物。这里无人笑，无人哭，无人大声疾呼，好像所有的人都对外界漠不关心。
这块地方果真是不冒不腾，与外界毫无共鸣么？不是。你看那大红色的标语牌纷纷从身边闪过，上面写的字大都是早已被人们背熟了的。但据说还不够，胡处长的账本上，那两万块钱恐怕是不得不写进支出栏的。路过一垛围墙，墙上写着“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写字的人不知究竟有多深的仇恨，竟把奇字歪写着，故意模拟成“狗”字的样子，这就是战斗！过了围墙有一口水塘，塘里漂浮着一些东西。是荷叶吗？不是，这口塘从来没有种过藕，那是早些日子贴在墙上和树上的标语，被风刮落水中。有的原本落在路上，是被过路人踢下去的。前面的道路怎么不通了？走近去看，原来是新挂了一条标语在那里，用报纸别在绳子上，两头拴着两棵树，横挂在路面上。显然是匆忙挂上的，没有系牢，风一吹就滑下来了，离地只有两尺高。上面写着：“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赵大明撩起一张报纸钻过去，心想，难道他们刚下火车就开始行动了？
临近文工团大楼的时候，听到小礼堂里面有愤怒的口号声。正好兵团机关第一门诊部的军医和护士们下晚班从那里经过，有的好奇地扭头向小礼堂望一眼，有的头都不摆，默不作声走自己的路。赵大明接连堵住三个走来的人，问道：“那是在干什么？”被问者抬头一看是文工团的人，便只是摇头，不愿意讲话。文工团那座三层的一字大楼与小礼堂连在一起，组成丁字结构。赵大明急赶几步进了大楼，来到与小礼堂相接的地方一望，大吃一惊，原来他们正在斗陈镜泉政委。一个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头上，扣着一顶过去给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戴的纸糊高帽，领章被拔掉了，军衣被墨汁染黑了，脸上已看不清容貌，黑一块，白一块，墨汁像挂着的眼泪还在继续滴落下来。在将军的眼面前和头顶上，时而有愤怒的拳头在攒劲挥舞。这是怎么回事？赵大明连忙揉了几下眼睛，怀疑是不是看花眼了。不！千真万确，那个被弄得狼狈不堪的老头子，正是本兵团的政治委员、独臂将军陈镜泉。
在极短的时间内，赵大明的记忆宝库中有关陈政委的一些印象接连浮现出来：
——文工团排了新节目请首长审查。陈政委坐在头排，前面摆着茶几和杯子，主任、部长们在旁边陪着，专门有两个文工团员在政委背后拿着小本子和钢笔，随时准备首长一开口就往本本上记。戏演到最紧张的时候，政委发现了问题，对台上问道：“那个演匪兵的，你那个鞋带怎么是白的？”于是，这一场戏就要重新来过。
——文工团在部队演出，那天休息，陈政委的专机在机场着陆，有人老远看见是政委来了，跑步回去告诉了团长。一分钟之内，团长已把队伍集合好，迎着政委跑上去立正报告：“报告政委同志，文工团在这里演出，来了三天，今天休息，请首长指示。”政委边走边说：“好嘛！下部队演出，休息嘛！”他从队伍前面经过，人们行注目礼迎送着他，他忽然发现了一个熟识的文工团员，笑笑说道：“小胖子，要少吃点肉啊！”说完仍旧走路，在军、师首长们簇拥下，去他该去的地方。
——有个文工团员在海城大道步行，政委的轿车从背后开来停在旁边，首长伸出头来问：“到哪里去啊？”“首长，我回团去。”“上车吧！”于是，这段小故事便在文工团成为永久的美谈。
——文工团在海城剧院公演《年轻的鹰》，有天陈政委陪客人看完戏来到后台，见演员们脱下飞行服，一个个大汗淋漓，热得喘不过气来。政委指示团长说：“这么热的天，你在休息室准备点冰水嘛，买点西瓜来吃嘛！”后来，每天在喝着冰水和吃着西瓜的时候，人们总忘不了陈政委的关怀。
可是现在，他怎么被弄成这样子了？人还是那个人。秘书也在旁边，不过已变成了陪斗者。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拳头又挥舞起来，所有这些挥舞拳头的人，都是原来整队站好接受检阅的人，其中也有那个小胖子和那个有幸坐过他的小车的人。他们为了什么在他面前挥舞拳头？这是怎么回事？
赵大明由于没有思想准备，被这突然见到的场面惊呆了。他感觉到身上在发抖，既不是由于寒冷，又不是由于恐惧，也不是由于激动，不知是什么原因，使自己丧失了控制，像害了疟疾似地抖个不停。他提醒自己：“不要惊慌，好好儿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原来人们是在批判反动路线。而那可恶的“反动路线”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批判起来缺乏形象感和动作性，革命群众的激烈的革命行动没有具体的攻击目标，显得过于温良恭俭让，正好陈镜泉政委竟敢不承认在他所领导的部队存在着反动路线，于是，高帽、拳头和墨汁，这些一般的批判武器便都一齐投向他来了。赵大明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这个批斗场面。他心里迅速发生着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由惊奇到理解，由理解到冲动，由冲动到麻木。现在，他不再认为那个涂了花脸的老头子是陈镜泉了，他就是可恶的反动路线。谁要配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谁就必须同反动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谁姑息反动路线谁就是对毛主席极大的不忠。赵大明当然坚信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他的麻木了的神经现在只剩两个含糊的印象，一个是崇高的、伟大的、庄严的、可敬爱的；另一个是卑鄙的、下贱的、恶毒的、可憎恨的。整个的世界只剩这两者，一切的事物都分属于这两者。前者在心中高高地耸立起来，它是温暖，是力量，是幸福的源泉；后者是脓疮，是蛇蝎，是眼中的钉子。那温暖正在变成火热，那力量足以使人藐视一切，那心中的幸福使人感动得流沮，情愿赴汤蹈火。冲上去！扑上去！对着那万恶的反动路线碾压过去！终于，赵大明参加到斗争陈政委的行列中去了，他高呼着口号，发自内心地痛恨着那冥顽不灵的反动路线，他也把手指头戳到陈政委的鼻子尖上去了，他也充分表现出了大脑的敏捷和口齿的流利。他忘了他是一个唱歌的，不讲究运气和发声方法，单凭着一股情绪狂吼乱叫，他正在按照某种必然的规律不能自制地行动着……
斗争会结束以后，他感到很疲劳，但这是一种兴奋着的疲劳，需要休息，又不可能休息。他的心很久还在悴悴跳着，他的脸上一直保持着由于激动而变得通红的颜色，他的嘴合不拢来，要么笑，要么讲话，要么就是张着口喘气。他在宿舍里串来串去，听那些刚从北京回来的造反者们谈论他们的见闻、经历和收获。人们的性格都变得比以前爽快了，说话不再绕弯儿了，大都是直来直去的，听起来使人产生一种痛快感。你听那些人是怎么说的吧：
“喂，大明，你小子刚才要是不来参加斗陈镜泉，现在可没有你好过的，老实告诉你。”
“大明，别他妈的迷着那位千金小姐了，干革命要紧啊！”
“告诉你吧！如今连保皇狗都要挨斗，我们在北京，一个晚上斗了十几个保皇狗。有特制的狗头帽，嘴里含一根稻草，手上提一面锣，一边打锣一边喊，‘我是可耻的保皇狗，大家不要学我的样……’嗨！你以为要正式发表声明保皇的才算保皇狗吗？不是，只要不造反的就是保皇的，就要斗他妈的保皇狗。你小子也差不多，小心着点。”
“斗他了，陈镜泉，有什么了不起！如今什么人都可以斗。他妈的……”
“这回到北京串联，每个人都经过脱胎换骨，你呢？要不要松松筋骨？”
“他妈的！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嗨嗨！嗨嗨！”赵大明不断张口笑着，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讲着。这一夜，瞌睡没有了，忧愁没有了，饥饿感没有了，对过去的记忆也没有了。他觉得环境变成了新的，人也是新的，连自己的感觉神经也成了新的。新奇感压倒了一切，掩盖了一切，代替了一切。
他单独回到自己那个小房间，关上门，上床去，准备安静地想一想自己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怎么办。可是思想很不集中，任何一个念头都不能深入地想下去，心中像正在放映着一部光怪陆离的电影，无头无尾，没完没了……
有人来敲他的房门，擂得通通直响，很不客气，并且听到有叫骂声。赵大明有点紧张，心想：难道因为我没有上北京串联，还是要把我当做保皇狗斗一顿？果真要斗，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只好听天由命。但他想到，应该穿好衣服，否则挨斗的时候会冻出感冒来。为了免得人家拔领章、取帽子，他干脆换了一件没有钉领章的旧军衣穿上，根本不戴帽子。这时房门快被捶破了，他赶紧跑去拉开了门。
“他妈的！睡死了？”
人还没有进来，骂声先进来了，赵大明表示抱歉地赔着笑脸迎接。
“走！”
“上哪儿去？”
“上我家去。”
“这么晚了……”
“现在闹革命，你睡得着？”
“好，”赵大明见并不是要斗他，心里高兴，欣然应允，“我上上厕所就来。”他匆匆去了。
从头顶射来的灯光照在新兴革命家范子愚的脸上，使他显得有点瘦，因为眼窝和其他凹陷部分都是阴影。他没有戴军帽，较短的西装头从左前方翘起一撮毛来，像歪戴着一顶袖珍小高帽似的。这位革命家拿出他在舞台上的潇洒派头来，迈着八字步在赵大明的小房里踱来踱去。时而抬起手腕看看表，皱着眉头往门口望一眼。他好像依旧在剧中，在公园的路灯底下，等待与他接头的人，而那接头人显然是他惟一的部下。
赵大明回来了，范子愚劈头给了他一番开导：
“你怎么上个厕所都要这么长时间？咹？现在这年头不能这样过日子啦！人家辛辛苦苦上北京串联，你小子在家里干什么？你老实交代！我跟你说实话，要不是咱俩过去交情还可以的话，我非组织群众斗你保皇狗不可。你要知道，你没有挨斗，是我老兄给你保下来的。”他拍拍胸脯，“现在这年头可不分什么远近亲疏了，谁要保皇，去他妈的蛋！我保你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我要用你，你是个人材。”他突然转身，“不过你可别骄傲，有才还要看你造不造反，造反的是好样儿的，保皇的，去他妈的蛋！”
“你看我像是个保皇的吗？”
“唔，要是我看着你是个保皇相，那我也不会找你了。”范子愚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嗯，你这个房里怎么连一张毛主席像都没有啊？哦，你身上也没有戴毛主席像章，你是什么态度？”
“我刚才换了衣服，你没见领章都没有钉？”
“不要解释了，这不是理由。”范子愚郑重地说，“现在这年头，只要记住一条，忠于毛主席，其他，什么都可以反。”
“林副主席呢？”
“那不能反。算了算了！言多必失。走吧，到我家去，我要跟你详细谈谈，我在北京带了两瓶二锅头，还有腊肠。走吧！”范子愚的家不在这个楼上，需要从这座丁字楼出去，下一个小坡，那里有一排平房，住的都是已经成家的文工团员。范子愚住着一个套间，目前里外都亮着灯，房门敞开着。
“他妈的！”范子愚跨进门说，“老子当兵十年，没有喝过一回醉，每回下部队演出，有酒不敢多喝，我一多喝脸就红，喝红了脸有失体统。每回过春节，食堂会餐又不准备酒。今儿个，老弟，咱们哥儿俩喝一个够。”最后一句是演戏的腔调。
“你可以喝一个够，我可不行。”赵大明说。
“怕什么呀！现在这年头谁管得了谁呀！”
范子愚搬了一条骨牌凳放到屋中间，又从书桌底下拖出两条开会时坐的简陋的小板凳来在两边放下，便去拿酒菜。原来他从北京提回来的旅行包还没有打开，酒和菜全在那里面。他拖开拉链，摸出一个酒瓶来，放在手里抛了两下（这个动作也是舞台上的），便拿到骨牌凳上磕盖子，磕了两下磕不开，他发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