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1届-莫应丰将军吟-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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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工作困难，但是你要来抢，我就不给，坚决不给！我要交就交给一个好人，能做好事的人，阴谋家，不交！”
“您不交能行？您是疯子，谁还听你的？”
“再听见有人讲我是疯子，我就要打他娘卖X的！”
“人家有证据，我们方主任是医生，他诊断您是疯子有科学道理，您说您不是疯子您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根据？”
“我心里清楚，这就是证明，我能把那几天的事一五一十讲出来。方鲁是怎么给我看病的，他怎么把我送到医院去的，我心里想些什么，我都能讲得清清楚楚，哪里有一个疯子是那样清楚的？方鲁给我看病，他看什么病？问了我几句就下结论了。”
“他还给您做了脑电图，证明是您过去留在里面的一小块弹片引起思维紊乱。人家有科学根据。”
“屁！他给我做什么脑电图？我在那个拘留所，做什么脑电图？”
“后来在医院给您做了。”
“医院做了，我晓得，是做了一个。我怕他们搞鬼，做完以后，我把脑电图抢过来，在正中间按了一个指印，故意按得很重，是这只右手的大拇指。你们可以叫保卫部化验化验，有我的指印就是我的，没有我的指印就是假的。我早就防了他们一手，想搞假的搞不成。你以为我不清醒吧？你看我清醒不清醒？我清醒得很。”
“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太好啦！”刘絮云意外地听到这个情况，高兴得不加掩饰地脱口而出。
“跟阴谋家打交道，就是要动点脑筋。”胡连生也为自己的高招十分得意。
“您这个话能不能写出来？”
“写出来做什么？”
“写出来去告状，要求保卫部门化验脑电图。我们邬中目前正在北京，我可以给您寄给他，一直告到北京去。”
“我不要他去告，要告我自己去。”
“您总得写出来呀，不写，人家怎么拿去研究？”
“我不会写。”
“您就说吧！我来给您写。”刘絮云说着便拿出钢笔来了。
“不，不要你写，我又认不得几个字，谁晓得你写些什么！”
刘絮云有点着急了，眼看就要得到的意外成功却又遇上了困难。怎样才能使他钻进圈套呢？他对任何人都抱着戒心，他又是那样不易受挑拨，他自以为正直，其实是个蠢人。对待这种正直的蠢人，因受了损害而变得十分过敏的人，要用什么办法才能诱使他上当？这是一个难题，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精明的刘絮云这时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好用了，在一个蠢人面前显出了自己更愚蠢，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她一时想不出很好的办法，只得拿出最后的也是不太可靠的一手来试试了。
“处长，”她说，“现在有很多同志为您打抱不平，其中也有我一个，大伙儿都担心您可能过一段又要去上电刑，一个老红军，受过五次伤，六十以上的人了，哪里经得起那样的折磨！大伙儿商量着，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我们门诊部很多医生护士都对方主任搞阴谋害人很不满意，可能会要找他问个清楚的，到时候您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作证？”
“作什么证？”
“就是刚才讲的指印的问题，您只要把您在脑电图上按过指印的事儿一讲就行了，一查就会查出真假来。其实，您不讲也行，反正以后去受电刑又不是我们去，我们不过是在旁边看不过去，才冒着得罪方主任的风险，自己站出来说公道话，您实在要不能作证我们就算了，公道话也别说了，自己管着自己，何必操那些闲心！您不作证，大伙儿都被动，目的是为了您不再受电刑，您倒反而害得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是要我证明按了指印？”
“是啊！”
“那有什么不能证明！我是在上面按了指印嘛！又不是假话。”
“到时候我来请您去作证，您能去吗？”
“那有什么不能去？就是要搞清楚嘛！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嘛！我讲了的话我都负责，我不怕惹祸，脑壳掉了碗大一个疤。”
“那好，咱们就说定啦！”
“要说什么定！我该去的我就去，我该讲的我就讲，我不会搞阴谋。”
“到底还是胡处长，”刘絮云把最熟练的一招拿出来了，“真是个爽快人！人家都说，咱们兵团只有胡处长最光明正大，这话可是一点也不假……”
“不要给我灌米汤，想把我灌糊涂了？不听，不听！”胡处长重新拿起酒杯，“你要没有事了，走也要得，坐一下也要得，想吃酒也要得，就是不要灌米汤。”
他这一说，把刘絮云的嘴巴堵得死死的了，走也不好，坐也难堪，喝酒更不能，一时不知怎么办。嘴里无话，心里着慌，只得又拿出一条小手绢来，毫无目的地在手背上揩了又揩，揩了又揩……
门被推得轻声叫了一下，胡处长只顾喝酒，没有注意；刘絮云敏感到了，密切注意着来人是谁。
万万没有想到，进来的是从不登门的赵大明。
赵大明究竟来干什么？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反正他不可能是来找刘絮云，而是拜访胡处长的。可是，当他愣了一下又冷静下来开口说话时，才知道他正好是找刘絮云的。
“哎呀！”他说，“找得我好苦！我猜想你可能到这儿来了，果然不错。”
“找我干什么？”
“还不是为了咱们的事！”
胡处长抬头看了看赵大明，只知道他是唱歌的，唱得不错，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没有打招呼，也没有请他就坐。
“胡处长，您喝酒啊？”赵大明有礼貌地搭讪一句。
“唔。”胡处长不热情也不反感，只是显得有点架子。
“我跟你说呀，”赵大明对刘絮云说，“我们的人可是等得不耐烦了，这个来催，那个来催，一定要我找你问问什么时候行动，要是北京来电话催反党集团的补充材料，我们还没有搞出证据来……”
“出去说，出去说，这些事儿不要打扰胡处长了。”刘絮云焦急地瞪了赵大明一眼，立刻起身。
“你们讲嘛！什么阴谋诡计我也不听。”胡处长埋头选着肉皮说。
可是刘絮云已经拉着赵大明走到门口了，回过头来向胡处长道了声“再见”，便急急忙忙走下楼去。
胡连生抬头望着他们两个离开，忽然产生了怀疑，心里在想：“什么？北京……反党集团……补充材料……证据？……有鬼！有鬼！阴谋诡计，要防他们一手。”
第24章 感情。理智
五月的北京不冷不热，而徐秘书受不了。他在几小时之内从南方海边飞到北京来，气候整整相差一个季节。单纯是冷热的变化只要多穿点衣服就行了，最要命的是湿度变化之大使人无法适应。昨天上午在南方上飞机，他穿一件单军装还汗流满面，因空气潮湿，全身没有干过，而且总是感到脸上、脖子上到处是黏糊糊的，那滋昧不太好受。他指望到北京以后可以过得非常舒服，刚下飞机时也确实是满意的，可是不久，干燥使他受不了。其实，五月的北京并不是干燥季节，对本地人来说，这是比较舒服的日子；而南方人跑到这里来，恨不得马上回去。徐秘书不停地洗脸，陈政委离开招待所以后，他几乎一直在洗脸。总觉得脸上很快就会开裂，眼睑里面无时不夹着灰尘，很少咳嗽的人也有点咳嗽了。他看到那些从兰州来的军人活蹦欢跳，非常羡慕他们，问他们那里怎么样，回答是：比北京干燥。徐秘书暗自嘀咕：“可不要把我调到兰州去。”
二十六岁的徐秘书已经跟随陈政委到北京来过多次了，永远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无论春夏秋冬四季，任何时候来都是一样。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这里每天都有最新最快的爆炸新闻，大字报的编辑们往往是画一个硝烟四散、弹片横飞的图案，旁边写上“爆炸新闻”或“最新消息”的字样，以引起读者们重视。凡有这类大字报出现，照例是要围上一大堆人的，一般从外地来到北京的造反者，最注意的就是这类大字报。面徐凯却并不抓紧陈政委不在的时机上街去走走，对爆炸新闻虽也有兴趣，但他能够控制自己。他只是一个秘书，又是很年轻的秘书，首长身上的重大责任不需要他分担什么，他只要按照要求认真地办事，像邬秘书一样，任何时候也不激动，不发愁，不着急，不失眠，有条不紊地行使职责就行了。但这个小伙子有一个至今不能克服的毛病，就是常常要带点感情到工作中去。他从道理上知道，秘书工作不宜带感情，而实际上总是做不到。从南隅飞到北京，陈政委一路上沉默寡言，就连飞临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闹的武汉上空，也不探头看看底下的情况，始终那么默默地坐着，闭目养神。徐秘书知道，他的闭目并不是为了养神，而是为了当前的斗争。他的处境非常困难，身体又很不好，要承受来自上头的压力，又要抗住来自前后左右的夹力，还要抵御心脏病的威胁。徐秘书见他那样负担沉重的样子，感到当政委不如他当秘书好，但这两者是不能交换的。
刚刚安排好住处，政委就到首长那里去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回来，真叫人担心。首长又会谈些什么呢？是批评还是希望？是研究问题还是布置任务？是单纯要他参加斗彭，还是他自己也需要写检查？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很难办的，一个难字无论怎样也摆不脱。徐秘书有一种思想准备，就是尽可能为政委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减轻他一点负担。年轻的秘书怀着一颗诚挚的心，他敬重老年人，尤其是身经百战的老首长；他同情处境艰难的人，包括对被认为是反党分子的彭其。他逐渐意识到软心肠是干不了大事的，但又毫无办法，下一千次决心也硬不起来，目前他已向自己的缺点投降了，让它去吧！干不了大事就不干大事，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算了。
邬中来了，他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先把头伸进来望一眼，然后才抬脚进门。两个秘书见面，先一般地互问了几句，然后便谈起了正事。
“彭怎么样？”徐凯问。
“什么怎么样？”
“斗他的情况怎么样？”
“态度不好。”
“还是态度不好？”
“这个人完了！”邬秘书坐在床沿上，将皮包贴住肚皮，双手抱住，“不是一般的态度不好，简直是非常恶劣，首长十分不满，下决心要把他整过来，他再这么坚持顽抗下去，光凭这态度和现有的材料就完全可以定性了。”
“是怎么斗的？”
“分组斗，每组只有一个对象，其他人都集中攻他一个，各组斗出来的材料又互相交换作为炮弹，每天都有新炮弹，每天都有很厉害的斗争会。反党集团那几个人，一个个都瘦下去了，有的是硬顶，有的是软抗，几乎没有一个是态度好的。”
“彭在这里交代了一点新的东西吗？”
“没有，别说交代新的了，过去已经交代了的，现在又想推翻，别人交代了的，他也不承认，他就是属于硬顶的一个典型。”
“会还要开多久？”
“那还早呢！陈政委他们这一批人不是刚刚来吗？早得很，你要准备在这里久住。”
“久住倒没有什么，只怕久斗……”徐秘书表现出一种难以捉摸的心情。
“久斗怎么啦？”
“久斗……会受不了。”
“又不是斗你。”
“当然不是斗我，斗别人也受不了啊！”
“你怕厌烦是吗？”
“不是。”
“那是什么？”
徐秘书想说又没有说，不说又压抑得很，扪住鼻子打了一个喷嚏，借机离开了几秒钟。等他再回到邬秘书一起时，邬中问他：
“政委什么时候回来？”
“谁知道呢，已经去了很久。”
“我是在这里等他呢，还是过一阵再来？”
“你就等着吧，说不定快回了。”
他们两人的关系看来并不十分亲热，问一句，答一句，常常出现冷场。有时为了避冷，徐凯要邬中谈谈北京的见闻，邬中尽谈些小市民趣味的内容，诸如北京的菜市场跟南隅不同，都是用磅秤称菜哪，什么这里的啤酒是论升卖的哪，关于烤鸭要好几个人才能吃完一只哪，王府井百货商店的商品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哪，大栅栏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皮货哪，还有北京人说话口齿不清哪等等……听着听着，徐凯就腻了，他要邬中换一个话题谈谈文化大革命的事，邬中没有说的，于是又冷场了。
徐凯心里老早就怀着一个疑问，一直想问问邬中，一直也没有问，今天两人呆在一起完全无事，便想趁此机会问问他，多次几乎开口，又多次咽下去。最后一次，终于有四个字从嘴边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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