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与战争 作者:[英]戴维欧文-第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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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很大。5月22日，第一次主要行动——由中央集团军筹划的“格劳科普夫”开始了：三百五十名俄国人穿着他们原来的军服潜入了苏联阵地那边，解除了五百名士兵的武装。毁坏了通讯设施，清除了政治委员，制造恐怖气氛，散布怀疑情绪，结果只有一百人活着返回德国阵线这边来，此外，谍报局的空袭特遣队乘坐花费很大力气才修造出来的俄国飞机离开德国阵线时，竟被警惕的德国高射炮射手（在几分钟内）击落起火，此类事情曾发生多起。
1942年5月8日，冯·曼施坦因将军的第十八军团在压倒一切的空中优势配合下，在克里米亚展开了德国的春季攻势。不到四天的时间，他的夺取刻赤半岛的战斗已稳操胜券。到5月15日，大约十七万俄国人成了他的俘虏。剩下的其余苏维埃部队不是战死，就是隐藏起来，准备在山洞和石坑里进行最后顽抗，或者登上了去黑海的木筏。
第二次攻势——“弗里德里卡斯行动”——按计划在18日开始，以克莱施特的集团军和第六军团扼住哈尔科夫东部的伊尤姆凸形地带。但是，俄国人首先发动了毁灭性的进攻，12日在哈尔科夫大规模强攻时，往这个凸形地带投入的坦克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这对整个南方前线是个巨大冲击，并有打乱整个夏季战役阵脚的危险。到了傍晚苏联坦克离哈尔科夫已不到十五英里了。集团军司令冯·包克陆军元帅当天晚上给哈尔德打电话说，为了加强哈尔科大的正面防御，“弗里德里卡斯行动”将不得不放弃。可是参谋总长回答说，这可和元首想法不一致。不能为这“小小的不足”重新调遣部队。包克反驳说：“这决不是‘美中不足’一—这是关系着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他认为他们唯一的办法，是把分配给克莱施特进行“弗里德里卡斯”攻势的三、四个步兵师和装甲师撤回，然后调到保罗斯将军的第六军团，以阻遏在其右翼即哈尔科夫南部的俄国猛攻。他把这项建议于5月14日——战斗的最关键的一天——用电话紧急汇报给哈尔德将军。希特勒拒绝了这个建议（后来每个人都声称是自己做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哈尔德甚至在他发表的日记上添了脚注， （而在他原来的日记上只记下了包克的“建议遭到拒绝，”）以显示这个决定是根据他——哈尔德——对希特勒的建议作出的。但是最高统帅部战争日志的史实部分以及包克本人的战争日记清楚表明这项决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胜利的荣誉属于希特勒。而哈尔德则曾对此决定提出反面意见）。一俟主要战场克里米亚战斗接近尾声，他可以马上抽调空军飞行中队去援助包克。他命令“弗里德里卡斯行动”要按原计划、在南方开始——的确提前了一天，在17日开始的。他亲自给包克打电话，向这位忧心忡忡的陆军元帅解释说，在这种时刻反攻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显然会减轻第六军团的重压。为了避免有所“误解”，希特勒命令哈尔德用书面形式进一步证实给包克集团军的指令。
克莱施特的攻势开始之后，出现了两天的危机。希特勒鼓励他的将军们要沉住气，坚持到底。俄国迟早会意识到他们将被包围。这次战斗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恶战，后来却被看作是一次最大胆、最有趣的战例。22日克莱施特与第六军团会合，包围了敌人。在以后的一周里，在血腥的战场上俘获了二十三万三千九百名俄国士兵，缴获或毁坏了一千二百四十多辆坦克，希特勒又收回了顿尼茨河。
希特勒当时的欢欣鼓舞情绪，在里希特霍芬的日记中，绘声绘色地描述出来，此人在5月21日和希特勒一起吃的午饭。“元首对我很好，称我为他的专家云云。吃午饭时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大堆永远扯不清的简单争论，引起我们极大的乐趣。他讲到‘抽烟人的专利’——比如把蚊子从不抽烟的人那里驱走这个专利，讲冬季运动的愚蠢，讲登山者对修建山上公路和铁路的抗议，讲打猎，讲为了杀鹿才养鹿，讲到鹿吃掉相当于它们所提供的食品的五倍的食物，然后它们才能当作食品，还讲到有的狩猎是用猎物作纪念品：‘那么，为什么士兵们不把俄国死尸的下颌骨摆放在他们的房间里呢？’如此等等。”
希特勒作为哈尔科夫战役的胜利英雄，暂时返回柏林。29日他告诉戈培尔，“蓝色方案”的第一步行动将以高加索作为重大攻击目标。“这样，我们可以说，这等于扼住了苏维埃政权的喉咙。”俄国人在挨饿，又缺少坦克。哈尔德不断向他保证，说斯大林的后备军源已经枯竭。所谓斯大林为冬天战役在乌拉尔山以东组建了一百多个师的后备军——即便莫斯科城面临危机也不调用这些后备军——的传闻是令人怀疑的。
5月30日希特勒给新一代的军官作的秘密讲演记录幸存下来。这简直是一篇社会进化论概要，适者生存——强硬与残暴的颂词。正象查理曼用铁和血建立了他的帝国—样，普鲁士这个小国也用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反对者，统一了欧洲的所有日耳曼人，因此，新的德国军队要赢得帝国生存所需要的新的空间，也必须在东方使用暴力。也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他对人生如此冷酷无情。希特勒的参政史学家的助手威廉·夏特有一次听他说过，‘我要造就年青的——代，借以把恐惧注入世界心脏，从他们的眼睛里我要看到野兽的火焰！”背地里他不止一次地称赞斯大林的残酷领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红军从灭绝中挽救过来’他说，“如果我们不能竭力仿效他们的严酷无情，我们不妨就放弃战争。”然而，他也为德国普通的士兵而感到无比骄傲：他把经受住俄军围困四个月的一支驻军和美国的一支部队作了比较，那支部队尽管还有两个月的食物而且没有什么伤亡，却放弃了菲律宾的柯里矶多岛要塞。尽管从所缴获的关于莫斯科可怕战斗的新闻短片看到了丢弃的德国坦克，大炮和卡车堆在雪地上黑乎乎的，千万名衣着破烂、饥饿的德国战俘被赶在一起，等待着处置，这颇令人深思，但是，就是这些无名的、未被诗歌颂扬过的士兵的面孔给希特勒以希望，因为他相信他们根本没有流露出恐惧或个人屈服的神色。
特务和暗杀者的间谍战不只在东线进行着。早在1942年1月，卡纳里斯就曾发出警告，同盟国的首批特务业已抵达丹麦，这两名特工于12月28日在哥本哈根南部从一架飞机上跳伞，由于其中一个降落伞没有张开，第二天早上丹麦警察发现了犯罪事实——十支手枪、一架无线电发报机和一支可以系在胁间的手枪
（带枪者在举起双手假装投降时的瞬间，扣动扳机）。到5月，同盟国在挪威的秘密机构的活动电明显起来：一些飞机被高空自动破坏装置炸毁；德国官员遭到暗杀。驻挪威的帝国委员约瑟夫·特波文被召去和希特勒商议，而且不久希姆莱把商议结果报告给海德里希。27日、轮到了海德里希自己——在他乘坐曼赛德斯牌敞篷汽车进入布拉格时，受了致命伤。
在这场丑恶的地下战争中， 同盟国的目的——后来承认了——是刺激纳粹用野蛮手段对付当地居民，“在欧洲燃起怒火。”果然，如此残忍的战术得到了希特勒的赞成。为了给海德里希之死复仇，德国人清洗了利迪斯村，因为发现该村窝藏了捷克刺客，这样海德里希的用社会主义实验劝诱捷克人的短命尝试宣告破产。但是希特勒自己的目的显然是要为捷克人描出一个简单的轮廓。在一份给各个地方长官的通知中（因为公众不断要求驱逐犹太人之后，也应把捷克人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驱逐出去，于是写了这份通知），鲍曼告诫说：“根据元首指令，我声明，对于捷克问题在党的会议上不能公开讨论，更不用说在公众之中了。”（鲍曼的通知的日期是1942年6月8日。四天之后，希姆莱批准了一份旨在把西伯利亚作为东方欧洲居民（波兰人，捷克人，乌克兰人和卢瑟尼亚人）最后定居地点的“东方总计划”大纲。）
英国刺激德国的第二着儿是空袭，当然这也是为给俄国的盟国以强烈的影响。就在这时，正如希特勒从他的调查局译电员那里得知的一样，莫洛托夫正在伦敦和丘吉尔秘密会谈。希特勒在柏林向候选军官讲话之后，他的专列载着他回到东普鲁士时，他接到了英国对科隆进行大规模空袭的令人震惊的报告。地方长官报告说，损失是巨大的。然而戈林却舒舒服服地在纽伦堡郊外自己的城堡里度假，他宣称既然他的防空部队击毁了四十来架轰炸机，并且英国实际上“只出动七、八十架”，那么德国空军就是这场战斗的真正胜利者。希特勒相信地方长官的话，而不相信戈林的——所以丘吉尔宣布有一千架轰炸机参加了轰炸时，更是如此，就连丘吉尔也难免夸大十倍，希特勒这样推理。他倾向于接受英国皇家空军派了大约三百多架飞机的说法，无非是为了给克里姆林宫作出姿态。当耶舒恩纳克将军坚持德国空军的说法不可信时，希特勒粗鲁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在不合口味的真理面前投降过。不过，要让我得出正确的结论，我就必须弄清事实。”空袭科隆之后，可以得出结论，敌人决定利用他们暂时的第二战线决心向市民发动进攻，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直至纳粹政权投降。在科隆大约死了五百人，还有四万五千人无家可归。令希特勒沮丧的是，戈林丝毫没有向他掩饰德国空军没有能力坚持报仇。此刻希特勒为自己在早些时候的战役中，在使用空军轰炸机部队上的过分“节制”而后悔。他竟给了华沙一个“公允宽宏的”投降机会，他对布鲁塞尔和巴黎根本没有轰炸，更不用说哥本哈根和奥斯陆了。“如果有谁说这些城市的无价之宝因空军轰炸而毁，那就是弥天大谎，”他对一位中立国外交官说。可是，现在情势逆转：欧洲人民根本不想使用暴力，却尝到了新暴力的滋味。
德国对于这一新趋势的贡献——从中欧消除犹太人——现在更大了。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把一千一百万犹太人看作是“欧洲的灾祸”——看作是不分敌友威胁着每个人的东方瘟疫。希特勒觉得最终全欧洲会明白他的仇恨。约瑟夫·戈培尔推理：“如果他们不能赶走我们，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赶走他们。”犹太人成为每个地方发生游击运动的根源似乎是必然的。
究竟采用怎样的“消除”方式，有各种解释。毫无疑问，只有希特勒的解释才是左右驱逐行动的权威性解释，而谁主动地对这场苦难的犹太人大批出国运动最终采取了残忍步骤至今无定论。
1942年1月，盖世太保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柏林向他的主要政府官员作了这样的简要说明：元首已正式批准把所有犹太人向东方领土疏散，取代原来的向海外驱逐的计划。他们将在东方修筑道路，直至累得倒下。在3月初的又一次海德里希召集的会议上，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那些人所形成的棘手问题得到了详细讨论。一种解决办法是给他们做绝育，但是这波及到七万多人，每例手术，需要十天的医院治疗，因此这一步骤不得不拖到战争结束；另一种是所谓“高层”意见——比如，希特勒的意见——大意是必须严格分清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因为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少数民族以法律形式得到永存是不可接受的。在1942年3月初传阅的一份文件中，海德里希的安全总局向各部建议，欧洲的—千一百万犹太人暂时集中在“东方”，战后可以给他们一个象马达加斯加这样的遥远领土作为民族家园，官方说法就是如此。
实际上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欧洲各地的犹太人， 分别从 3月和4月起，被集中在被占领的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还有热衷于纳粹的附属国斯洛伐克，由于政治原因，匈牙利——它有将近一百万犹太人——和罗马尼亚尚未着手处理，但已通知他们，那里的犹太“问题”将留到战后解决。于是，犹太人在一名最残忍的党卫军头目、在里雅斯特出生的前维也纳地方长官奥迪洛·格洛博克尼克准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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