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袍先生-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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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位置坐上新进入学堂的启蒙生了。　
　　除了新添的几个启蒙生，教室里坐着的全是那些春节以前和我同窗的本村的熟人、同伴、同学，有的个子比我长得还高还壮实，我今天看见他们，心里却怯了。我完全知道他们和我父亲捣蛋的故伎，尤其是杨马娃和徐拴拴两人，念书笨得跟猪差不多，却尽有鬼点子捣蛋。我一进门就瞅见他俩的诡秘的脸相，倒有点怯场了，那些不怀好意的脸相！　
　　我立即走向那张四方教桌，偏不注意那几个扮着怪相的脸。我在父亲坐过的那把直背黑漆木椅上坐下来，腰似乎自然地挺直了，父亲就是这样挺着身坐。我回忆父亲的工作程序，坐下，先把桌上的四宝摆整齐，抹干净桌子，再掀开书本，或者在砚台里磨墨。一当听到教室里有异常的响动，就转过头来，睃巡一遍，待整个学堂里恢复正常的气氛，再低头看书或者练习写字。　
　　父亲一般是先读书的，后晌上学时才写字，我也应该这样做，只是今天例外，读书是难得专注的，写字肯定对稳定情绪更好些。我在父亲用过的石砚台上滴上水，三只指头捏着墨锭，缓缓地研磨。磨墨也该像个先生磨墨的姿势，不能像下边那些学生乱磨，最好的姿势当然只有父亲磨墨的姿势了。　
　　墨磨好了。桌子角上压着一迭打好了格子的空影格纸，那是学生们递上来的，等待我在那些空格里写上正楷字，他们再领回去，铺在仿纸下照描，我取下一张空格纸，从铜笔帽里拔出毛笔，蘸了墨，刚写下一个字，忽然听到耳边一声叫：　
　　“行娃哥——”　
　　我的心一扑腾，立即侧转过头去，看见本族里七伯的小儿子正站在当面，耍猴似地朝我笑着：“给我题个影格儿。”　
　　教室里腾起一片笑声，唔！应该说学堂。　
　　笑声里，我的脸有点发热，有点窘迫，也有点紧张。学童入学堂以后，应该一律称先生，怎能按照乡村里的辈份儿叫哥呢！可他是才入学的启蒙生，也许不懂，也许是忘记了入学前父母应有的教导吧！我就只好说：“你放下，去吧！”他回到位置上去了，笑声消失了。　
　　我又转过头写字，刚写下两字，又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蓝袍先生——”　
　　我的脑子里轰然一声爆响，耳朵里传来学堂里恣意放肆的哄笑的声浪。我转过头，看见一张傻乎乎愣笑着的脸，这是村子里一个半傻的大孩子。他的嘴角吊着涎水，一只手在背后抓挠着屁股，得意地傻笑着，和我几乎一般高的个子，溜肩吊臂，像是一个不合卯窍的屋架，松松垮垮。这个老学生，念了七八年了字认不下二百，算盘打不到“三归”，只是家底厚，又是他爸唯一的顶门立户的根，就这么在学堂里泡着。这个傻瓜蛋儿，打破他的脑袋，也不会给我起下这样一个雅号的，我立即追问：“谁叫你这么称呼我？”　
　　教室里的笑声戛然而止，静默中潜伏着许多期待　
　　“他……他不叫我说他的名字。”傻子说。　
　　“你说——他是谁？”我冷眼追问。　
　　“我不敢说——他打我！”傻瓜怕了。　
　　“我先打你！看你说不说！”我说。　
　　我从桌上摸过板子，那块被父亲的手攥得把柄溜光的柳木板子，攥到我的手里了，心里微微忐忑了一下，我就毫不退让地说：“伸出手来！”　
　　傻子脸色立时大变，眼里掠过惊恐的阴影，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　
　　我从他的背后拉过一只左手，抽了一板子，傻子当下就弯下腰去，用右手护住左手嚎啕起来：“马娃子，×你妈！你教我把人家叫‘蓝袍先生’，让我挨打……呜呜呜呜呜……”　
　　我立即站起，一下子瞅住杨马娃，这个暗中专门出鬼点子捣乱的“坏头头”。不压住这个杨马娃，我日后就难得在这张椅子上坐安稳。我命令：“杨马娃，到前头来！”　
　　杨马娃虎不失威，晃一下脑袋，走到前头来了。他个子虽不高，年岁不小了，也是个老学生。他应付差事似地朝我草草鞠了一躬，就站住了。　
　　“是你给他教唆的吗？”我斥问。　
　　“没有。”他平静地回答，早有准备。　
　　“就是你！”傻子瞪着眼，“你说……”　
　　“谁能作证呢？”杨马娃不慌不急。　
　　“……”傻子急迫地瞪着眼。　
　　“不要作证的人！”我早已不能忍耐这种恶作剧还在继续往下演，“伸出手——”　
　　杨马娃伸出手来。他的眼里滑过一缕冤枉的莫可奈何的神色，既不看我，也不看任何人，漫不经心地瞅着对面的墙壁。　
　　我抽一下板子，那只手往下闪了一下，又自动闪上来，没有躲避，也听不到挨打者的呻唤。我又抽下一板子，那只手依然照直伸着，我有点气，本想经过教训他解气，想不到越打越气了。那只伸到我跟前的手，似乎是一只橡皮手，听不到挨打者的呻吟，更听不到求饶声了，我突然觉得那只手在向我示威，甚至蔑视我。教室里很静，听不到一丝声响。我感到了两方的对峙在继续，我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不然就会被压倒，难得起来。我也不吭气，谁也不看，只看着那只要击中的手。我记得父亲打板子的时候就是这样，从来不看被打者的脸，更不听他们的呻唤和求饶，只是打够要打的数字。我抽下五板子了……　
　　傻子突然跪倒在地，抱住我的板子，哭喊说：“先……先先先生！马娃叫我叫你‘蓝袍先生’，我说你要打手的，他说不会，你和俺俩都是在一块念下书的，不会打手的。他就叫我跟你耍玩，叫‘蓝袍先生’……我往后再不……”　
　　我似乎觉得胳膊有点沉，抬不起来了，再一想，如果马娃一直不开口，我能一直打下去吗？倒是借傻瓜求情的机会，正好下台，不失威风也不失体面。　
　　傻瓜先爬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跑下去了，杨马娃则不慌不忙，文质彬彬地鞠了躬，慢慢走回到座位上去了。　
　　我重新坐好，提起毛笔，题写那张未写完的影格儿，手却在抖。我第一次执板打人，心里却没有享受打人的畅快，反倒添加了一缕说不清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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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动的邪念


　　无论如何，对杨马娃的一顿板子，彻底划开了我和同伴、同学之间的界线，那些心存侥幸企图开我的玩笑的人，那些想试试新上任的先生的脾气软硬的人，全都得出了自己应该得到的结论，学堂里的秩序按照父亲过去的模式继续下来了。　
　　杨马娃退学了。挨打的当天后晌，他就没有再来上学，扛着撅头跟他爸上坡挖地去了，迅速地从村子各个角落反馈到我耳朵里的反应，却是绝对的一边倒。没有任何人同情杨马娃，听说连他爸也骂他不知深浅。执事杨步明当天下午跑到学校，给我撑腰：“打得好！念了几年书，连个礼性儿也不懂，没有一点规矩！不打的话，明日该翻天了！”他故意用大声说话，让那些坐在学堂里的娃娃都听见。不光执事杨步明，几乎所有送子入学的庄稼人，在我来去的街巷里，一律支持我动板子的举动。不过，我心里明白，不尊师长的越轨行动是不会有人同情的，所以并不觉得意外。　
　　对杨马娃的退学，我也不觉得遗憾。按照我爷爷在这个学堂里开创的独特的教程（后来又经过了我父亲的补充），启蒙生从一二三四五开始识字，然后学《百家姓》，中年级学《七言杂志》，大约三年时间。附加的课程是珠算，先学加减，后学《九归》。三年时间里，那些穷庄稼汉的后代，学会了日常生活惯用的杂字，会打一手算盘，就走出学堂跟他们的父兄做庄稼去了，或者到西安某个铺店、作坊当相公（学徒）去了。留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富裕户的子弟，接着就开《论语》，步步深造。这一套教程，从爷爷创立，颇受庄稼人欢迎，可以说贫富皆宜，有普及也有提高，照顾了“面”又保证了“点”。杨马娃早该退学去做庄稼或当相公去了，只是生得矮小，父母疼其体力不支，就叫他在学堂多混几年……迟早是要走的。　
　　两月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秩序正常，执事杨步明对我父亲几次夸赞：“栽培有方！”父亲自然很欣慰。我的自我感觉也甚好。我从村中走过去时，可以踏出缓急有致的脚步了，再不紧张了。我在教桌前端直坐一晌，看书或授课，不再觉得腰酸腿困了。人说，我活脱就是二十年前我爸的原样儿！连脾气也跟我爸一模一样了。　
　　我也意识到我的脾性儿变了。我小时爱笑，妈说我长了一副笑面菩萨的脸儿，而且一笑脸颊上就有两个酒窝，我爸为我的爱笑没少训过我，说我长了一副没楞角的脸，尤其讨厌我脸上的那两个倒霉的酒窝……现在，我改掉爱笑的毛病了，酒窝自然也就极少出现了，我面对一伙性格各异的学生，没有威慑的力量是不行的，父亲说绝不能跟学生嘻嘻哈哈，笑了就失掉威势了。另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我自打媳妇一娶进门，就笑不出来了。　
　　她是坐着轿子来的，在伴娘的搀扶下走进厢房，我一把揭开她的盖脸的红布，狂跳着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再也跳不起来了。我实在无法预料，父亲会给我娶回来这样一个媳妇。当然，父亲那种奇特的理论，我不敢顶撞，想想我现在在杨徐村的地位，想到徐家三代人在杨徐村所树立的威望，我觉得心里十分沉重，我不能给祖先丢脸，更不能耽于女色而使徐家的门楼上的“读耕”精神毁断于我手，这个女人的位置和比重一下子给划开了。　
　　我从学堂放学回家，她就怯怯地招呼我：“先生，用饭。”她从来也不敢正眉正眼地看我的眼睛。当我发觉她在注视我的时候，我一回头，她立即把眼光避开了。她不会撤娇，只会烧火、洗锅、刷碗、缝衣、做鞋。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大约是怕说得不合适，我见了她就没有话说了，所以小厢房里总是静悄悄的。　
　　配偶的不甚称心和夫妻感情的不甚融洽，为新承担的教书工作的热情和兴味所冲淡，我觉得十分喜欢教学。这一方面的如愿与另一方面的不如愿掺和着，我就这么过，也没有感觉到活不下去，生活虽显得古板，却也平静。　
　　我的平静的心境突然被打破了！　
　　这天放学时，天下着雨，大雨点子在院子的积水上打出一片白花花的水泡。大学生们不顾雨大路滑，缩着脖子跑出学堂去了，院子里响起一阵杂乱的噗哧噗哧的脚步声，只有几个小娃娃躲在门口的房檐下，不敢出去。我站起来，舒展一下腰身，走到房檐下，劝那几个小娃娃再等一会，雨住了再走。这时候，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走进学堂院子来了，撑起的红纸雨伞遮住了她的头脸。我却早已认出，这是杨龟年的二儿媳妇。我返身走回学堂，在椅子上坐下。　
　　这个女人走到学堂门口，她的儿子已经扑到她的膝前，抱住了她的腰。她一面摸着孩子的头，笑容可掬地说：“把这把伞给你先生送去，你跟娘打一把伞行了。”　
　　我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推辞，要她和孩子一人打一把伞，我到雨住了再走。她的儿子把伞放到桌子上，跳出门，她牵着他的手，转身走了，在院子的泥水里，小心地挑选可以下脚的地方，走出院子去了。剩下的三五个小娃娃，大约估计到他们的父母不会送洋伞或草帽来，就冒雨跑了。　
　　学堂里静下来，剩我一个人，看着桌子上那把红色油漆纸伞。我拿起伞掂掂，却嗅到一股淡淡的香味，那是脂粉一类东西的诱人的气息。我坐在椅子上，眼前浮现着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如果不是这样近距离地看见她的眼睛，我真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好看的眼睛。她穿一件紫红旗袍，披着卷发，细皮嫩肉，不过二十四五岁，旗袍紧紧包裹着丰腴的胸脯和臀部。我突然奇怪地想，如果我有这样好看的一个女人，难道真的就会荒废学业了？　
　　雨小了，漾漾的雨雾从浓密的树梢笼罩下来，院子里昏暗了。我最后看了那把红伞一眼，终于没有用它，锁上门，走回家去。　
　　大约过了十天，或者半月，她牵着孩子的手走进学堂来了。站在我的教桌前，斥说儿子想逃学，她把他亲手牵来了。我让她的儿子归坐。她却不走，从腰间摸出一块纸，摊开在我眼前的桌子上，问：“徐先生，这个字怎样念？”　
　　我一抬头，发觉她并没有瞅字，而是瞅着我的眼睛，那眼里有一种令人动心的神色。我忙回答了那个字的读音，就把脸避开了。她笑笑，说声“劳驾”就走出门去了。　
　　从这以后，每当我从杨龟年家门楼前走过的时候，就忍不住扭头瞥一眼那深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