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袍先生-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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尬的局面。如果……那么……父亲完全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教训我；如果把我的话在心里稍微当一点子事儿，那么也就不会自寻苦吃了。我想，父亲一定想这样说，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可他没有这样说，只是问他写下的“慎独”的嘱言，让我自己去想想。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父亲沉吟着，“谁都明白这道理，谁也难身体力行。图得一时馋嘴而染病，图得一时畅快而招祸……”
我心里痛苦极了，自从遭祸以来，我耳朵里灌进的全是严厉的批判反驳的正言义辞，没有一个人解析我的提意见的真实动机。现在，父亲用他的处事哲学来替我刨根溯源时，我仍然不能服气，心里有一个可怜的声音在叫着“冤枉”。我对父亲说：“‘鸣放’会上，县长，教育局长，都到会上来作报告，动员我们要‘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是每个党员和干部的革命责任心强不强的大问题’。我是人民教员，革命干部，又是预备党员，怎能不听党的话呢？我……”我又说不清了。
“我一辈子只求自己善处独身，不问人过。”父亲说，“我管不了别人：哪怕男盗女娼，我也无力管约。我只求自己做一个正人君子……”
“党章上批评的就是这样的思想。”我不能同意父亲的活，抱屈地说，“党要求每个党员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不是洁身自好，我是预备党员，我听党的话……”
“这个话你该问自己，怎么回事？”父亲并不觉得我有什么委屈，反而直挖我的心底，“我不是预备党员，不懂党的规矩；你是，你也懂，你说为啥？”
我说不清为啥。我虔诚地拥护“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一个右派。我自己成了右派，也没有丝毫的异议怀疑反右斗争的偏颇。这样，我处于痛苦之中。即使处于痛苦之中，也不能重新接受早已听得心烦耳腻的父亲的处世哲学，经从我心里被荡除出去的陈腐发霉的东西了。但是，不管造成我的这种结局和处境的原因如何解释，而结论却正好证明了父亲的正确。
“我也不想再说这事了，说也迟了，无用了，于事无补了。”父亲此刻平静下来，一种世故的平静，“我想过了，君子不吃后悔药。你也甭太难过。不能做先生，那就当农夫。回乡务农，自食其力。‘人到无求品自高’哇！”
我苦笑一下，告诉他，新社会的人民教师，是有组织性儿的，不像旧社会做私塾先生，愿意受聘即去，不愿受聘就不干，一切要听从教育局的调拨安排。
“那么，现在安排你做什么事？”
“打铃，扫地……”
“打铃扫地就打铃扫地，总没判你死刑吧？”父亲倒显得不大在乎，“你愿意打铃扫地就在学校打铃扫地，不愿意打铃扫地了回家去务农。你要再想死，先给我招呼一声，让我跟你娘先死，你把俩老人埋葬了，再死不迟。让我跟你娘给你抬棺下葬，你良心上能过得去？”
我的心里阵阵发酸，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我们父子间平时很少这类骨肉情长的交谈。我看见了他的白发，他的苍老的脸，虽然像过去一样严峻而死板，毕竟因为垂暮的神色令我醒悟出自己对家庭责任了。我真想放声痛哭一场，无遮无掩，痛痛快快地放开喉咙大哭一场。
“我没有力气来搬你的尸首了。”父亲淌着泪，却说着这样凄惨绝情的话，“我也不会让杨徐村的乡亲来搬尸。你日后怎样活人，自己想想吧！我的话你不听，‘子大不由父’。我也管不上了！”
他要走，我也没有实心挽留。我在学校的这种低下的处境，他也没有脸面再待下去。我送他走上那条爬上东源的官路时，看着他拄着一根粗劣的手杖——实际是一根树枝一缓缓走去的步态，我可怜起他来了，狠狠地捶打自己的胸脯，我落到一种怎样的地步？学校里把我当作不忠诚分子，父亲也把我当作叛逆者，我算一个什么东西呢？
晚饭以后，校园里呈现出一种松懈下来的恬静的气氛，教师们有的提着水壶，懒洋洋地迈着步子到水房里去打水，或泡茶喝，或羼成温水擦身，再不像上课时那匆匆急急的样子了。有的教师在槐树底下下象棋，有的在井台上洗衣服，谁的舒悦的笛声在一排排教室之间缭绕。我关好开水炉，就提上锨和扫帚，去打扫厕所，这是清除师生们排泄物的最佳时空。
“徐慎行，你出来——”
天哪！田芳在喊我！我手中正在便池里掏挖的铁锨掉在地上，眼前一黑，我差点跌到屎尿池子里去了。我跌倒在墙上，那炸雷一样轰击我耳膜的余音还在回荡，心儿慌乱不止，我几乎被震昏了。
“徐慎行，你出来——”
我无处躲，又无处逃，从再次响起的声音判断，她就堵在男厕所的门口。我自发出那封臭骂她的信以后，就没有再想过还会和她相见，偶然的相遇也许不能排除，有意找我的事，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捂着良心和为人的道德，向她脸上泼去了多么脏的东西！我无脸见她，也不想再做解释。我要她永远恨我，甚至鄙视我，都比依恋我更好……我惶惶然从厕所门里走出来，做好了挨耳光的精神准备。
我一走出厕所门，就看见一双愤怒的火燃烧得痛苦不堪的眼睛，我立即低下头，再不敢看了。她在看见我的最初一瞬，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不容我多想，我就听见一声吓人的喝斥：
“我要批判你！到这边来——”
她的非常举动使我忐忑不安，她要批判我？我当了右派也有一段时间了，她现在才想起来要批判我？我机械地走到那个小花坛前头，随她站住了。这是学校里最显眼的地方，房檐下的墙壁上挂着一只大钟，下面写着四个仿宋红字：按时到校。有几个教师站在远处看着。
“徐慎行，你身为人民教师，预备党员，恶毒反党，攻击社会主义，我坚决要批判你——”
她站在那里，离我有两米远的地方，一本正经地对我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我垂下手，低着头，不做任何表示。我听见从两边纷沓而来的脚步声，好多教师围过来看热闹了。
“你想自绝于人民，愚蠢透顶！党和人民花了多大代价培养了你，你不知向人民向党报答恩情，反而反党，自杀，你的良心何在？”
我的心在颤抖，头上冒出汗来，这些司空听惯的批判语言，今天由她对面说出来，我痛苦极了，惭愧极了！周围已经围了许多教师，凡是闻听到消息的人，都来看热闹了。我不知道校长刘建国在不在场？我没有抬头的勇气。
“你不服气吗？说你反党，你不服气，用自杀来威胁别人，谁吃你那一套！你要明白，党不是抽象的存在，在学校，代表党的就是校长，你恶毒攻击校长，就是反党——”
“田芳，你啥时间来的？”我听见刘建国校长的声音，稍抬一下头，就看见他走到田芳跟前，一副老同学间热诚的口气，“你胡来啥哩！走，快到我房子坐……”
“我是专门来批判他的坏思想的。”田芳说，“我和你是老同学，和他也是老同学。他和你分配在牛王砭小学，不协助你好好工作，反而攻击党！我看哪，他这个家伙纯粹是想往上爬！借着整党之机，攻击你，自己再爬得高些……”
我的天哪！我想爬高吗？我想借着整风弄倒别人自己往上爬吗？我明白我有许多毛病，却还没有如此恶劣！
“唔！你的心情可以理解……”刘建国说。
“你多虚伪啊！”田芳指着我说，不听刘建国的劝解，而且气更足了，“我们同学两年，我怎么当时就没有发觉呢？你假装积极，实际是想往上爬，不惜攻击同志和领导，踏着别人爬上去，你多虚伪啊！你……速成二班出了你这个右派伪君子，是全班同学的耻辱……”
“行啦行啦！田芳——”我听见刘建国的声音，似乎有点尴尬，不自然，“走吧走吧！到我房子坐坐——”
“我要赶回学校去，没时间坐了。”田芳说，“我以速成二班同学的名义警告你，老老实实交待，老老实实改造，老老实实做人！历史从来不包庇虚伪的人……”
她走了。我听见她的脚步声朝门口走去，才敢抬起头来，她又回过头，给刘建国说：“我一有空儿，就来批判他！”说罢，昂起头，走出学校大门去了。
我一回头，看见刘建国有点发黄的脸色，眼里罩着一层憎恨的气色，气憋憋地走了。那些围观的教师们，有的莫名其妙，有的在神秘地交头接耳，不光是在嘲笑我吧？
我又走回男厕所，抓过锨把儿，心里猛然豁开，似乎此刻才完全醒悟，她是在旁敲侧击，痛骂的并不是我。骂我批判我，用不上伪君子这个名词，对这个名词更敏感的人，应该是他——刘建国校长。我竟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好像我骂了我想骂的人一样解气，痛快。我的胳膊上陡然涨起力气来，戳得那装着屎尿的便池哐啷哐啷响……
大约过了十天，她又来了，故伎重演。这次她来时，我正在房子里躺着。她在门外叫我的名字，大喊大叫要我“接受批判”。我慌忙跑出来，又站到挂钟下的小花园旁边。她又把我狠狠地批判一番，痛骂一番，挖苦讽刺，比第一次更尖酸了。我低着头，听着她的连挖带损的话，心里舒服极了。
刘建国这回也不客气了：“你不能随便来批判人呀！要批也得通过组织……”
“我一看见这个虚伪的家伙，眼都黑了！连组织手续也忘了……对不起！”
她走了，没有去刘建国的房子办组织手续，也没有进我的房子，竟自走了。
她又来了两次。几乎所有教师都知道她的举动中的真实含义，刘建国也更是恼恨。这样下去，又怎么办呢？她第五次来的时候，我在房子里听见她的叫我的声音，便从后窗跳出去，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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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田芳一封信。她只字不提她几次赶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事，既不解释这种举动的真实动机，也不询问后来产生的效果，纯粹是对于我的那封恶毒地骂她的信的答复。
她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信的末尾附着我的名字，她会百分之百地判断成刘建国写的呢！在她拒绝了刘建国的求爱信以后，刘建国就说过一句类似的话。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甚至说葡萄的祖宗更酸。她不计较我，是因为她认为那恶毒的信并非我的真心……
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感情的折磨。我应该立即奔到她的面前，跪下，说明我的真心，让她抽我，打我。我抓着信纸，贴在脸上，像贴着她的手，饮泣不止。我流够了眼泪，冷静一点之后，我就给她写回信了。
我写道，我仍然坚持前信的看法，解释也没用。而且宣布，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写回信，不看来信，接到即投之以拒；我再不和她见面，一切都到此为止……
不要骂我心硬吧！我成了什么人？简直不是人了呀！我怎么能牵连着她跟着我受苦？只有用最冷酷的斧头砍断俩人的纽带，除此无法使她和我的心分开。我只能这样做。
她又来过几封信，我咬着牙扔进烧水的炉膛里，连拆也不拆开。她后来又找我两次，我仍是从后窗逃避了……我相信我的举动是为着她好。
她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行动，完全撕开了我和刘建国之间的那一层老同学的关系。即使我当了右派，刘建国表面上仍然是关心我的，他说，要不是他关照，我不会定为“中右”，早该定成右派，发落到农场去劳改了。他说，他并不在意我当众说他“好大喜功”的话，只是我的话说得不是时候，在右派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我的话正投合了右派的需要，性质上就变成右派反党大合唱的一个音符了，并不是对他刘建国本人的威信有何伤害……我最初相信这些话，也相信刘建国，即使我当了右派，我也相信他说的主要是在非常的背景下说了不合适的话、现在，自从田芳来过几次以后，刘建国再也不对我说什么了，他冷着面孔在院子里喊：“怎么搞的？院子脏成这样？”那无疑是在大庭广众中谴责我没有尽到扫地的义务。
他对我给他每天送水再也不觉得不好意思，甚至连头也不从报纸上抬起来。
每月一次的改造汇报，他都亲自主持，在全体教师面前，我把自己骂一通，让教师们再批判。尽管我觉得那些污水脏物是自己吐到自个脸上的，教师中有几位总是还嫌我吐得少。刘建国过去还要肯定我一点进步，越到后来，反倒一丁点儿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