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 (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作者:杨瑞-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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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现在看似渺茫，但更可能在你采取行动之前，连这机会都烟消云散。国家的大门可能再度关闭，我应该抓紧行动，不然就只能落得后悔。试一下，天意让我走不成，我也不会太伤心，毕竞〃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过去母亲绞尽脑汁帮我办户口的时候，父亲总拿这句话泼母亲的凉水。我最不喜欢他这么说了，现在我却发现这句话大有深意在。　　
　　在这个念头的鼓舞下，我骑车直奔北京图书馆，在那儿找到几本介绍美国大学的小册子。我挑了3所，3是个幸运数：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大学，读比较文学专业；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英国文学；另一所是堪萨斯州的大学，读社会学。虽然我对这些大学几乎一无所知，但我还是寄出了申请。我对整件事并不抱有太大希望，因为我一没钱，二没海外关系。　　
　　不出所料，我不久就收到堪萨斯大学的回信：他们无法为我提供奖学金。真遗憾，在美国中部当一个社会学家的梦就此破碎。我们新闻系的阅览室有几十种中外杂志，晚些时候，我不知在《新闻周刊》还是在《时代周刊》上读到一篇文章，报道一个冷血杀手专门残害和我同年龄的女性，他眼下现正在洛杉矶逍遥法外。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这则新闻使我联想起中国媒体在过去许多年中在美国问题上所作的宣传：美国是个充满暴力、犯罪、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地方。我一时也弄不清这种宣传到底有多真实。小心总是没大错，不是说有钱难买后悔药么？我还是别去加州为妙。　　
　　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了，这里的形势却越来越不利。那一年，有些领导忽然害怕中国人才外流，鼓励研究生留学的政策来了个急刹车。结果我所在的研究生院拒绝为我开具成绩单以及任何对我申请有帮助的材料。拿不到这些证明文件，当时中国又没有开办托福和研究生入学考试，我手上所有的材料仅有美国老师写的两封推荐信和我写的一篇关于《简爱》的文章。　　
　　当然，单凭这些申请材料，任美国或世界上哪一所学校都不会录取我，更别提经济资助了。但我对留学这个念头已经欲罢不能，不到山穷水尽不肯轻言放弃。于是我坐下，给马萨诸塞州大学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叙述了我在〃文革〃中的经历，希望我能用言辞表达为什么我这么渴求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　　
　　上天见怜，信转到几位热心肠的教授手上，他们把信又交给了一位同样古道热肠的老院长。不久我就听到了好消息：我被马萨诸塞大学录取为比较文学系的研究生，老院长还为我在东亚研究系特别设立了一份助教工作，这样我从一开始就能在经济上自立了。　　
　　直如梦想成真，得知马萨诸塞大学为我做的一切，我非常感动。但要实现这个梦还需翻越关山重重：如果两个月内我得不到一级级部门的批准，拿不到护照，我的留学梦仍是一堆肥皂泡。而且我看得出来，在当时的情形下，要打通这些关节难于上青天。我必须动用所有关系，敲开一扇扇后门，带着笑脸，求人说项，上下左右，百密一疏都会功亏一武我烦透了这求人的事，但1981年的整个夏天，我都马不停蹄地为此事奔忙。白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满北京乱转，有如热锅上的蚂蚁。系里另外两个男同学也在忙同样的事，我们交换信息，有一种战斗在同一战壕里的感觉。　　
　　到了9月初，我终于办齐了出国手续。另外两个男同学的申请却落了空。他们当然对那些卡他们的官员恨之入骨，而且连我也一起恨上了。于是他们控告我走后门。对此我又如何能为自己洗刷辩白？我的确走了后门，但如果说我热衷于这种后门交易，我却只能苦笑一声：如果局势开明、政策合理的话，我又哪里用得着走后门呢？我的请求，和他们的请求一样，都是完全合法的，问题在于经过〃文革〃，虽然有些前门还是开着，但更多场合，如果没有关系，合理的请求一样石沉大海。　　
　　为此，我深知只要还在中国，就逃脱不了后门交易。每次事到临头，不期而然准要这么做。比如叔叔从盐场平反回来，没有工作单位，有一个研究所愿意要他，但那年招人的指标用完了，他问我能不能帮他这个忙。我知道这个忙还是可以帮到的，而且我觉得经过这22年的磨难，他应该得到些补偿，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单位。再说他是我的叔叔，奶奶说过了，我会帮他的。她料事如神，我的确帮了他，然而我内心难耐困惑。　　
　　是不是目的合理就可以不择手段呢？我想过去母亲帮我的时候一定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她的一生都忠于党，信奉共产主义，而另一方面，她又放不下她的女儿。她知道如果她不帮我，没人会来帮我，我会长年陷在北大荒，也许还会惨遭不测……但她对她的所作所为又不能完全释然。难怪那些日子里，她只和我讨论〃战略战术〃，而极力回避她在道德上所面临的两难之境。　　
　　现在我迈出国门，终于可以和后门交易作别，我深深舒了口气。真怕长此以往，有朝一日我会不能自拔，丧失最后一分是非观念。从此我可以凭真才实学和别人公平地竞争，那种畅快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胜了，充溢的是成功的喜悦而非内疚；如果败下阵来，我会在下一轮加倍努力，而不会怨天尤人。我知道美国竞争之激烈，再没铁饭碗可捧。而且这次我是单枪匹马出国门，不像30年前我离开中国时，二姨抱着我，父亲在我身边。　　
　　飞机即将带我横跨大洋，送我踏上新大陆。登机时，我口袋里只有50美元，这还是向人借的。但我并不贫穷，我随身带着继承来的一大笔财富：二姨的志气，奶奶的天目，母亲的精力和急智，父亲的达观和胸怀，还有我从农民那里接受的再教育……桩桩件件，日积月累，成了我的内核，我性格的底蕴。将来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我的其它方面会变，但这一内核决不会变。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从研究生到大学教师，不论我走到哪里，不论我做什么工作，只要我能时时与这内核相接，我便明白我是谁，我要的是什么。我也许会感到孤独，也可能会受到挫折，但我不会迷失在茫茫的大千世界上。　　
　　至于〃文革〃的记忆，那些美梦和恶梦，我都让它们形随左右。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敢稍加忘怀。即使它们常常以痛苦和耻辱刺激我，也不应稍加忘怀。援用鲁迅的比喻，我和同辈们是吃蜘蛛的人。早在我们之前，我父母和他们的同辈也已在吃蜘蛛了。蜘蛛难以下咽，而且有毒，但对我来说，却是一剂苦口的良药。我吃的蜘蛛使我明目醒脑，因为它们，我珍惜自由，看重人的尊严，对异见更加宽容，对大大小小的谎言不为所惑。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除了为儿子和自己谋生之外，我还怀着更重要的责任，其中之一便是将我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而换来的教训传诸世人，包括生活在中国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使这些教训成为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