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 (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作者:杨瑞-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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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来的欲火。我非草木，已经年满十七，身体健康，七情六欲俱在。尽管我为人清高，尽管我理智健全，有所谓良好的家教，我依然抑制不住像猪般泄欲的疯狂的念头。甚至可以就在当时当地，和任何男人。陈就在我身边看着我，半步之遥，他能看穿我的身心么？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看穿我的这些念头！
说实话，我一直弄不清陈到底知不知道我的这些心里活动。有时我几乎敢断言他对我们没安好心，但有时我又推翻这一结论。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对我和另一个北京女知青袁怀有特别的好感，我们俩是他的得意门生，跟他学会很多活计，除了养猪，他还教我们兽医、瓦工、木工。他这些事样样拿得起，公道地说，他蛮聪明，也很勤劳。
我们刚到养猪场不久，陈就开始教我们基本的医药知识。然后他教我们给猪打针，这绝非易事，我们得用粗针猛劲扎透厚厚的猪皮，在眨眼工夫将药液完全推进去，猪感到疼后会踢腾起来。经过一番实践，我们做这活儿完全得心应手了。而后，陈又教我们施行手术，如治疗脓疮。疝气，阉割仔猪。这些活儿中，要数阉割母猪仔的手术最棘手：用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在一头吱哇乱动的小母猪肚子上恰到好处地切入，刀口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这样在刀口处使点劲，卵巢和输卵管就跑了出来，然后在血流如注中将这些东西去除干净，再一针针把刀口缝合起来。整个过程不用麻药。
出起差错会很致命，第一次动这个手术我就失败了，不知是割得太深还是割得位置偏了，我一刀下去，血便狂喷出来，一两分钟，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一头肥嘟嘟的小猪就在我手中一命呜呼了。我浑身发抖，不知所措，告诉陈我不干了。但陈说谁干这第一回都难保不弄死一两头猪，〃别灰心，再试一次！〃
我哆哆嗦嗦又抓起另一头猪。陈站在我后边，右手有力而准确地把着我的手，一直做到手术结束。袁则死命压住挣扎的小猪。这次手术很成功。我们直起腰来，我不由得对陈发出会心的微笑。3个人此刻的模样定然颇滑稽：一头一脑的汗，眼睛亮闪闪，乐不可支的样子，手上血淋淋的，像刚参与了一场凶杀案。
然后轮到袁操刀，又一头小猪的灾难降临。但一次次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信心也越来越强，到后来我们做的手术与陈做的难分仲伯。听说单是这一技傍身，在中国农村的任何一地我都可以生活得像模像样。
随后几年中，有大量知青从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青岛等地来到这儿。1969年，村里的知青人数超过200人。其中有八九个人和几个本地女孩经常在猪号干活。如果陈喜欢炫耀，教年轻人活计，为什么他从没教其他人，而独独教袁和我？我们不在同一个政治阵营中，还准备把他拉下马，他该心中有数的。难道他知根知底还诚心教我们手艺？还是完全蒙在鼓里呢？他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用心呢？一个人就是一团谜。有时阶级分析也分析不出来。一个人的行为并不一定能用政治立场来解释。我应该憎恨老陈亦或感激他？我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19 壮士之死：奶奶最后的故事
养猪场里我们一人负责一群猪，这上百头猪一出生我就得管它们的吃喝拉撒。春天来到时，我把它们赶到野外吃草，夏天出工更早，每天4点不到就起床了，4点半，我的猪已经全在草地上了。
晨风徐徐吹来，清凉而沁出芬香，6月里的北大荒是一片鲜花的海洋。金百合娇艳亮丽，红百合则像蜡制的一样，透着结实。鸢尾花有紫色有蓝色，在清浅的水塘边顾影自怜。野生牡丹更是怒放得跟小脸盆般大。这片沼泽地中的黑土壤从不缺水，植物的个儿都硕大无朋。荒园风光美不胜收，至今我还梦见她斑斓的颜色。
然而在沼泽地里放养这上百头猪可不是件容易事儿。猪儿不像羊，猪又固执又任性，不愿成群结伙。它们常常会走丢，隐没在高高的草丛里。要把它们拢在一堆，我得前追后赶，一口气不停地奔跑四、五个小时。晨露打湿了我的裤子，粘在腿上，跑都跑不快。丝丝凉意侵入着我的筋骨，脚下的球鞋在吱吱叫唤。但湿透的球鞋还是胜过于爽的橡胶靴子。靴子太笨重，每天要跑这么多路，每增加一分重量都要付出许多体力。
我不追赶猪儿时，便会一展歌喉：民歌、外国歌曲。样板戏……其他人也在放声歌唱，我老远就能听到飘过来的歌声。不知别人为什么唱，我其实并不是因为欢乐，而是因为只要我唱出美妙的歌声，猪儿就不乱跑了，也不再互相争斗，它们竞会安静下来竖耳倾听，还一左一右甩动尾巴，像是为我在打拍子。这使我相信猪很聪明，懂得欣赏音乐。
我在养第一群猪时，给它们分别起了名字。有一只猪看上去很可爱，长了一对低垂的耳朵，腆着大肚子，我管它叫小资本家；另一头猪高挑而有威严，我叫它王子。娜塔莎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这只小母猪模样俊俏，活泼风骚。林妹妹一度病得很厉害，它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似弱柳扶风。它抬起头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时，我真觉得它通足人性，因而对它充满爱怜。陈认为它的病没治了，想把它杀掉，而我却不肯放弃，盼着有一天我们能把它的无名病痛治愈。信不信由你，我的猪听懂它们的名字。我叫一声林妹妹，它果然就病骨支离地晃了过来，知道我唤它定是有好东西给它。慢慢地我藏起一些我认为对治它的病有帮助的药，它居然全吃了下去。陈和猪场的其他人都啧啧称奇。我大受鼓舞，又试了几味药，其中有一种见效了——我也弄不清是哪一种，总之，尽管小说中的林妹妹没能熬过风刀霜剑，我的林妹妹却病体康复如初了。
北大荒常常下雨。有时一下就是几天，甚至几星期。遇到这种天气，猪儿们只能呆在圈里，饥寒交迫，凄凄惶惶。它们把圈弄得一团糟，泥水中搅和着屎尿和虫蛆，踩下去会没过脚面。
这种时候喂猪真是苦差事。我一脚插进猪圈，立刻就被挤得动弹不得，上百头猪围拢来，每只猪都抢着吃我挑来的两大桶猪食，我得把猪先赶开，把盛满猪食的桶挑进去，将猪食倒在槽里。猪栏长宽各有几十米，槽在猪圈中间，我摇摇晃晃，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有时能冲得过，把猪食撂在小岛似的槽里；有时冲不过，翻倒在地，变作一只泥猴。
泥尚可洗掉，更糟的是有时栅栏上的木板落下，带钉子的木板藏在泥里，不露锋芒。母猪发情时，常常把围栏撞坏，倘若一脚踩在钉子上，那才是一番恐怖的经历。隔三差五我们就会尝到这种滋味，防不胜防。一瞬间，尖利的钉子刺透胶靴，扎进脚心，顿时恸彻心肺，冷汗直冒。我试图把脚从泥里拔起，但肩上重重的猪食担子却把我向下压，等得不耐烦的猪又会把它们的巨嘴加在猪食桶上……
之后，其他人会帮我挤伤口，再将它洗干净。第二天我的脚准会肿起来，钉于上有锈，泥又这么脏，难免感染。我只好请病假躺着，几天下不了地。那时请假总是很难为情的。幸运的是，尽管我有过若干次这样的遭遇，我竟没有得破伤风。
1969年10月，我养的第一批猪长成了。一天从佳木斯开来一辆大卡车，该我的猪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了。那天早起下了场雨，圈里泥泞不堪。肉食加工厂的工人开始抓猪，我的猪警觉起来，它们在栏里撒蹄于飞奔，尖声怪叫，踢起一团团泥浆。工人在后面追，气急败坏，满身满手都是泥，他们骂骂咧咧，收住脚步。
看着这一幕，我叫工人们离开猪圈，然后一只一只叫着猪儿的名字。我的猪停了下来，它们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我，一时间，它们犹豫不决。也许它们已经感到大难临头，直觉告诉它们不能相信人类。但它们还是慢慢向我走来，一直跟着我走上跳板，走进卡车的车厢里。林妹妹、娜塔莎、王子、小资本家……我所有的猪都在这儿。工人们高兴坏了，冲我鼓掌，他们谢过我，闩上车门，卡车开走了。
猪圈空了，我的心也空了，胃胀鼓鼓的。我晚饭也没吃，一头扎上了床。
〃你怎么啦？生病了么？〃
〃没病。〃
〃出什么事了？〃
〃没事儿，没事儿。〃
如果我告诉人家我爱着我养的猪儿，我的心在为它们哭泣，没人会理解，只会把我当笑柄。我怎么才能使人们相信猪既不懒惰也不愚蠢？它们真的有智慧哩！它们还有感情！看它们在最后一刻都信任我，而我却背叛了它们，成了杀它们的一个帮凶！我开始后悔我做的事，我恨自己。
我的猪儿们此刻在哪儿呢？也许正被人赶进屠宰场，它们正拼命号叫，求我去拯救它们，把它们领出那台森然的机器，那台机器正等着扒它们的皮，碎它们的肉，把它们制成猪肉罐头。支援世界革命？去他的！
试试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可以为我开解？我的猪儿们，你们前世作孽，今生不幸为猪，命中注定被人喂大，就要拉去宰了。或早或晚，无可逃避。村里现在是连种猪老了都宰来吃。这么说你们早死也不失为好事。可以早日投胎，下一世，做一羽鸟，做一尾鱼，哪怕做一条虫，一只蚂蚁，再也不要做猪！做什么都比做猪强！我从哪里得来这些命运和转世的怪念头的？当然是从老乡那儿得来的。我知道这属于迷信，但这么想想似乎开释了很多。
这之后我还是一如既往照料猪群，但我再也不会称呼它们〃我的猪儿〃，也无心给它们起名字了。让它们在我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实非明智之举。猪到底不是宠物，养它们就是为了吃猪肉、猪肝、猪心、猪肚、猪耳、猪舌、猪蹄、猪血、猪骨、猪皮……相信猪又懒又蠢的人才是明白人，知道得越多，对我越没好处。
如果说在猪号工作的第一年还有几分新鲜，接下来一切都变得司空见惯：母猪秋天怀胎，冬天产仔，我们在春天和夏天把它们喂大，到了秋天卡车来把它们拉走，母猪又怀上了，新的一轮开始。
虽然这一循环周期亘古不变，我们还是设法做得精益求精。在报上读到糖化猪饲料，我们也动手试做。我们在猪圈里搭起木地板，让猪睡在上面，冬暖夏凉。我们还大力消灭了猪肺疫，否则一次传染会死几百头猪。我们保证每头猪都有足够的运动量，饮食均衡。从早到晚，我们不停细致观察，发现问题于它的端倪。总之，我们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在猪身上，有一天，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我们这么关心猪，怎么就没有人来关心我们一下呢？当然这么想问题真是荒唐，我马上就排遣开了。
除了制作糖化猪饲料，我们还做豆腐。豆渣用来喂猪，我们天天吃豆腐。颇似和尚尼姑的素食，他们吃斋是为了礼佛，而我们是别无选择。10月底就吃光了大白菜和洋葱，再过多一个月，连萝卜和土豆也告罄。从12月到来年6月，豆腐就是我们的副食：煮豆腐、炒豆腐、炸豆腐、酱豆腐、冻豆腐、熏豆腐、豆腐干、豆腐馅做包子。豆腐花，……一周七日，一日三餐，在饭堂工作的知青想方设法多翻点花样，可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却难为无豆腐之菜肴。到后来，我们个个都对豆腐倒了胃口，只要一提豆腐两个字，就觉得反胃，烧心，直冒酸水。
天天吃豆腐斋不算，我们还得干繁重的体力活儿，睡觉很少，几乎没有节假日，没钱，没性生活——1971年以前有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绝对是大忌。如果这还抵不上和尚尼姑的清心寡欲，那么冬天没有炉火就真是十足的苦行僧了。我们的煤块用完时，屋子变成了冰窖。晚上人人都穿着皮帽子缩在床上，第二天早晨醒来，帽沿一层白霜。盖三床棉被，再压一件羊皮大衣，还是冷得直打哆嗦，手脚痉挛。屋里的水缸结成冰蛇，毛巾冻得僵硬，挂在绳子上像一排冻藏鱼，要想取下来往往把它们拦腰折断。
回忆这段日子，凉水泉有如一只深山古洞，我们在里边修行：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智，荡涤我们的灵魂，憧憬的是一幅人间天堂的绚丽画面。每天都长似一年，而每一年过得天天都一样。我就这么坚持了3年，如果我能像达摩大师那样面壁9年，对外部世界不加闻问，我或能修炼成佛，或得道成仙，要不就干脆发疯。谁说得准？到了1971年，我们却突然接到通知，说可以休24天的探亲假，于是我在8月回到北京。
我想见的第一个人自然是二姨。一听说有探亲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