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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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在混沌的边缘上
动力系统：
秩序——“复杂”——混沌
物质：
固体——“相变”——流体
计算机：
停止——“不可决定”——非停止
生命与智能：
过于稳定——“生命／智能”——过于喧闹
但所有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朗顿判定：“固体”和“流体”不只是物质的两种根本的状态，就像是水和冰那样，而是一种动力行为的两种根本等级，包括像分子自动机规则的空间，或抽象算法的空间这样彻底的非线性王国的动力行为。他还进一步认识到，这两个动力行为的根本等级存在，意味着第三个中根本等级的存在：混沌边缘的“相变”行为。在混沌的边缘，你会碰到复杂的计算机，很可能碰到生命本身。
难道这意味着有一天你也许能写出相变的一般性物理规律，包括能够解释水的冻结和溶解以及生命起源奥秘的规律？或许吧。也许生命起源于40亿年前的原始初汤，起源于某种真正的相变。朗顿不知道，但他无法抗拒这样的想象：生命确实是永远力图在混沌的边缘保持平衡：一方面始终处于陷入过分的秩序的危险之中，另一方面又始终被过分的混乱所威胁。他想，这就是进化：这不过是生命学得越来越善于控制自己的参数，以使自己越来越能够在边缘上保持平衡的过程。
● 有两股绳在拉扯着民工潮
城市的铁饭碗，把工人、城里人端懒了；农村的一亩三分地，把农民种穷了。同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秩序”，造成了社会体制的分割，由此而产生的财政、金融以及观念、思想的隔阂也异常严重。
今天，不仅是国家政策作了调整，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进城，打破了这种二元结构。在亿万民工的冲击之下，并随着致富的民工在城市里购置了房子，建起了家，还随着他们中的某些分子成了百万、亿万富翁，优越感超过了城里人，“城里人”与“农村人”的概念开始模糊。
“英雄不问出身”。当城里人与农村人一旦被放在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竞争的时候，许多农村人便用他们的智慧和能干超越了城市人，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而那些懒惰的不思进取的城里人，也就像清末的“八旗子弟”，开始衰落下去。最后，一切的一切就开始混淆。而这，也许正是我们所企盼的。
深圳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美国科学家法默在研究人工生命系统后如此说道：“现在事情很明显了，用中央集权的办法来控制社会不会有好结果。”从长远来看，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体制过于僵硬呆滞、对社会的控制过于严密，所以无法维持下去。而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也不是行之有效的社会机制，放任自流的社会体制是行不通的。一切健康的经济和健康的社会都必须保持秩序与混沌之间的平衡，而不是保持某种软弱无力的、平庸的、中间道路的平衡。这就像活细胞一样，它们必须在反馈与控制之网中调整自己，但同时又为创造、变化和对新情况的反馈留有充分的余地。法默说：“在自下而上组织而成的、具有灵活弹性的系统中，进化油然而兴。但同时，在该系统中，自下而上的活动必须纳入正轨，使其无法毁坏组织结构，进化才有可能。”混沌边缘上的复杂动力，似乎是这种进化行为的理想解释。
这段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理论思考：每一个社会与自然系统，都存在着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是“秩序”，这是冰冻的阶段，分子与分子间、人与人之间都被凝固、割裂开来，虽然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阶段是不好的，太僵化太死板了，人与人之间正是缺少了交流碰撞而少有机智创新的迸发。第三个阶段是“混沌”阶段，所谓混沌即是混乱，好像是洪水泛滥，到处乱流。这个阶段也不好，混乱造成了大量的内耗与无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
在两者之间，就是“复杂性”的阶段，它区别于“冰”与“水”，是属于“冰水混合”的相变阶段。它比冰积极，又没有水那么紊乱。我们可以称它为“混沌的边缘”。这是一个最积极的阶段，地球上的生命或许就是在这个阶段中诞生的。
在这个阶段上，有着一种危险的平衡，一方面，有一股力量想把系统拉向混乱，另一方面，还有一股力量想令系统返回到秩序。打一个比方，这就像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把深圳称作“特区”那个时候，急于事功者想要拔苗助长，完全学习西方；看不惯变化者则大喊深圳变色了（一位大理论权威从深圳考察回来说：深圳除了国旗还是红的，其他都变白了）。
珠海新平珠职业介绍所因此，守护系统保持在混沌边缘上的平衡，是一个了不起的领导艺术，或者叫宏观调控艺术。
农民工进城打工，它形成的积极效应无以伦比，不说其他，就说农民工的工资问题。２００２年农民外出务工总收入约为５２７８亿元，其中，约有３２７４亿元返回了农村，接近于当年中央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全部财政投入。
世界银行等机构研究证明，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制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为１６％～２０％。有学者估计，劳动力流动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平均９．２％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为１６．３％。在今后的３０年里，如果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的种种障碍能逐渐被清除，劳动力在部门、地区间转移可为每年经济增长贡献２到３个百分点。
看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真正好处的各级政府、农民本人，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每年外出打工的人数，都呈８００～１０００万的数量递增。
在农村，还有１．７亿的剩余劳动力在“整装待发”，如果全部转移出来，就有近３亿的劳动力流入城市，它相等于城市全部的人口（目前中国城市加镇区的全部人口是５．１亿）。而现在，在每３个产业工人中，就有２个来自于农村，要是到了那个时候，产业工人中已不复有城市人，即使有，也仅占到１／１０或者１／２０。
在谁都想要使自己迅速致富的努力中，农民的眼睛闪亮了，乡、镇政府与县政府领导的眼睛瞪圆了，已经成为大企业家的人胃口大了，手工作坊的小业主发急了，黑中介、骗子们的心与手痒痒了，在各方力量都想“乱动”的情况下，混沌状态难免会发生，而一旦进入了混沌局面，社会也会不可收拾。
湖南嘉禾县征用农民土地事件，江苏民企铁本钢铁公司违规占用耕地事件，之所以都能得到各级政府的批准，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各个关口，其实表现出来的是各级地方政府“急于事功”的心态。
据《了望东方周刊》报道：２００３年６月８日，开发商张海龙奔忙了几个月的盐城上海工业园在盐城签字，盐城领导也出席了签字式。按照张海龙的宏伟规划，上海工业园采用自主招商引资、自主开发经营的“区中区”形式，园区建成后总投资将达到６０亿元人民币，据称可以实现工业产值１００个亿。
该年年末到２００４年初，一封检举信及当地居民的多次上访把真相给透露了出来，原来如此巨大的投资项目只是个“空中楼阁”。
１。土地廉价出让：
举报信说：“２００３年７月，在没有任何合法批准手续的情况下，盐城市委、市政府仍以协议转让的方式，以每亩１０００元的价格，从盐城市开发区出让土地７５００亩，给了打着‘上海工业园’招牌的几个开发商，共得土地出让款７５０万元。”
按照专家的说法，盐城的土地属于三类土地，每亩应不少于４万元。这就意味着，盐城仅以每亩１０００元把土地“出让”给开发商，不算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每亩掏出７０００元用于上缴中央和省里的费用，而农民的补偿根本就没有着落。
２。“空手套白狼”获取利益：
当地熟悉房产开发的人士说：“他们连土地使用证都没有拿到，怎么可能有其他证件？所谓国际商贸城就是一个‘空中楼阁’。”
盐城金笋置业是国际商贸城的开发商，而对外宣传则称由上海金笋置业有限公司建设。但是记者在上海工商部门的网站上，并没有发现上海金笋置业的注册资料。上海１１４查询台也没有这家公司的电话号码。
可是，以推出“商贸城”为由，这家公司已经向社会公开发售了几十万平方米的商铺，收取房款和“诚信金”高达数千万元。
３。关于和盐城合作建设上海工业园的事情，上海工业综合开发区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咨询时回答说不清楚。该工作人员说张海龙是公司原来的副总，２００３年就离开公司了……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视土地为“投资”，大搞“圈地运动”，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其中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已经造成了４０００万失地农民，他们被称为“三无农民”——“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４０００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直辖市居民人口的总和。
据“九三学社”２００３年的一项调查表明，６０％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而影响基本生活的仅占３０％。因为生活拮据，出现了失地农民以捡破烂为生的群体，有的农户夜里连电灯都舍不得点，到农贸市场捡菜吃、到河边洗衣服、在楼下支起锅灶做饭的农民大有人在。
另据国家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现行土地收益框架下，农民仅得５％～１０％，村一级得２５％～３０％，各级政府得６０％～７０％。按照国土资源部的保守统计，从１９８７年到２００１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３３００多万亩，近七成是政府用行政方式征占土地，如果每亩地的最终使用价格为１０万元，农民分得１０％计算，那么近２０年来全国农民最少丧失了３万亿元的土地增值收益。这样的利益分配格局意味着，迄今为止，农民依然在为城市经济的发展不断做出牺牲。故而有识人士指出，寻求遏止土地的任意被占用和分配方式的机制性力量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但是，无疑地，农村土地的无遏止被侵占，会使中国的经济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混乱。是这些人的行为激发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并使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使他们如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那样，被赶进了城市，成为失业游民。这不仅影响了国家的安定团结，也是一股将系统引向混沌的紊乱之源。
同时，中央政府对农村与农民政策的制定，对高官的“问责风暴”，对于不法官员的严肃处理，以及不断加大打击黄赌毒、假伪劣的力度，是想把系统拉回到混沌边缘的另一股力量。这是一场严峻的“拔河比赛”，如果凭着中央的力量和正义诚信的力量都拔不过那股邪恶的非法的力量，那么，中国就非乱套不可。
民工技能的提高迫在眉睫
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电视节目上，民工讨不到工资反被打伤打死的事件，民工工伤后得不到赔偿的事件，以及民工受到了意外袭击的事件，层出不穷。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能让我们的农民兄弟获得一个更利于他们生产劳动的环境，使他们少受伤害呢？
结症明显，办法明了，这个办法可以用一名话来说明：农民应提高文化与技能水平，政府官员应提高政策管理水平，而企业主应该提高他们的道德良善水平。
这句话的背面是说，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处于相当低的程度，政府管理人员的政策水平处于相当低的程度，小业主与手工作坊的老板们的道德、诚信与良善也处于相当低级的状态。
在我国的人才资源中，不缺高档次的人才。以上海归国留学生为例，现有留学生近５万人，其中３．２万人在国家机关及国有企业就职，２６００人独立经营，１万人在外企工作。据说，这些留学生９０％都获得了博士或硕士的学位。
另一方面，在工厂里工作的我国蓝领阶层也相当优秀。不久前，日本大型汽车制造厂家开始与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合作。刚开始时，日方曾打算解聘部分中国工人，但后来并没有这样做。相关人士说明了真相：“其中固然有中国汽车需求量扩大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工人干得比预想的要好。”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国际协力银行对海外的日本制造业进行了一次题为《海外直接投资问卷》的调查。在赴中国投资的理由中，７４．９％的人选择了“中国拥有廉价劳动力”，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