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21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把我的权利还给我
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城市政府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已经落实的要完善政策，没有落实的要加快落实。对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解决子女入学等问题，国家已有明确政策，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采取更得力的措施，明确牵头部门，落实管理责任，加强督促检查。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各项权益。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
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实行定向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各级财政都要安排专门用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为提高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培训效果，应由农民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政府对接受培训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补贴和资助。要防止和纠正各种强制农民参加有偿培训和职业资格鉴定的错误做法。
（摘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 血与泪的申诉
申诉书之一：
黔东南人民政府驻东莞市办事处领导：
因我侄儿吴治良系凯里市湾水镇岩居村二组村民，现年２３岁，于２００３年３月中旬前往东莞市大朗镇佛子凹村在叶富安负责的建筑队里打工。不幸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８日上午在建筑工地施工事故中伤（死）亡。当家中接到此消息时，全家悲痛万分，特别是其母亲更是悲痛极限，即时昏倒在地，一直卧床不起，不思茶饭，近情如何很难预料。
因为吴治良其父亲吴朝书也外出打工去，现无法联系。我们作为受害者叔父，特别得到村委会的关心和委托全权代理。我们怀着很不平静的心情驱车赶到东莞市，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下午去大朗镇佛子凹村找到了叶富安，与他商量吴治良的后事等问题。我们首先向他说明了吴治良的家境情况后，并多次请求他对吴治良后事等问题的解决意见。可他不冷不热地反问我们说：“你们代表死者家属要求多少？”当时我们根据吴治良在家中身为长子是主要劳动力，是家中顶梁柱，他的生（去）世对家庭的影响极大。所以，我们向叶富安提出要求补偿１２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丧葬费、工亡补偿费、抚恤费、精神补偿费、旅差费、误工补偿费等。当时他说：“要这么多怎么可能？”还说：“今天这事不谈了。”饭后他又说：“今天这餐饭算我来结账，过后你们的食宿我就不管了。”也不跟我们说他自己的意见，如何和约定时间再谈，装着自己不得了的样子就离开我们而去，好像吴治良的死对他来说不当一回事似的。
由此看来：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为（怀）着侄儿逝后悲伤，从千里迢迢赶到这里，不但得不到他的热情、同情、安慰，反而对我（们）无比冷淡。最可恨的是叶富安对我们从异地来打工的孩子不当人看。为此：特请贵处代表家乡政府为我们做主，给受害者讨回公道。
死者家属吴良贤吴朝忠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送给黔东南政府驻东莞市办事处的锦旗申诉书之二：
尊敬的贵州省黔东南州人民政府驻东莞办事处：
我是贵州省三穗县良上乡岑兴村四组人，１９岁，侗族，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８日，到东莞市大岭山恒丰家具厂做工。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因工伤左掌锯伤断，经大岭山医院医治，伤愈出院。按国家法律机关规定在谷涌医院评残为六级。当时是这样的：我不是上机的工位，是厂里临时调动上机工作，我不懂该机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从没受过什么培训，就危险作业，才使我的左掌锯断，无（不）幸地成为一名残废人，我的心身受到严重伤害，日后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厂里领导说用人民币５０００元补偿。我这么年青（轻），一只手掌价值５０００元吗？我心不死（甘），上访我们黔东南州人民政府驻东莞办事处，请求办事处领导给予法律援助，找回我这可怜的残废打工仔的合法权义（益），要求厂方给我应得的补偿。
打工仔三穗县良上乡姜绍林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５日
有关这样的“申诉书”，办事处的副主任胡文勇给了我一大摞。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个贫穷的山区，也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出来打工的人数相当多。就三穗县一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仅２５００万元左右，而民工寄回家里去的钱，却有１亿左右，是该地财政收入的４倍。全州的民工收入达到了８．４亿，超过了全州的财政收入。该地区到东莞来打工的就有２０余万人（这是指注册的打工仔，如果加上没有登记的共有３０万人），所以，州政府便在这里设立了一个驻东莞的办事处，主任由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吴应州担任，胡文勇是副主任。这两人都是当兵的出身，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据吴应州告诉我，他在部队里当过侦察兵，当过团长，现在手上还有一两下“功夫”，所以他们都有乐于为民工打抱不平的倔劲。
类似于黔东南这样的办事处，在东莞还有很多，因为湖南全省约有９８万人在东莞打工，四川在东莞打工的更多，估计有百万人。因此除贵州各州地的办事处外，还有江西的、云南的、湖南的、四川的、河南的等等，这些办事处大都是劳动部门设立的，惟独应、胡的办事处是属于政府设立的，所以规格也略高一个档次。
办事处的作用是联络、推介民工，其中主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维护民工的权益。当然，它不是一个执法机构，只能通过与当地的劳动部门、司法部门洽商来解决。但是有这样一个机构和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是大不一样的，有了这样一个机构，民工们就觉得有了“主心骨”。
类似上面的这些申诉，每一桩每一件他们都帮民工去办，去同厂方、包工头交涉，有时一天要跑许多个单位，像吴治良的工伤致死案，经他们努力，最终得到了５６０００元的赔偿，虽然离家属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是从个体建筑队老板叶富安那里能拿回来这样一些钱，已经算是了不得的胜利了。
为民工而打不完的交涉仗（嘴皮仗、文书仗），是吴应州、胡文勇他们不胜其烦的任务，如果缺少了对民工的同情，他们是干不好这个差事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为死亡民工寄出的一份文书：
李云之死无人过问
番禺区人民政府：
我办事处接到李云家属兄弟的投诉，同区劳动局仲裁科取得联系，我办副主任胡文勇同志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９日到石基镇劳动管理所，同砖厂张、古等三位老板协调，几位讲李云做了两年工，我们砖厂没有同死者签订《劳动合同》又没办理暂住户口，砖厂没有任何责任。砖厂老板说，当地劳动部门应保护当地砖厂的利益才是，我砖厂没有经济补偿责任。据调查，我办认为：
１。根据广州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第七条：企业招用职工，双方必须依法订劳动合同。企业招用职工３０日以上不订劳动合同，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企业限期补订劳动合同，由于没有订立劳动合同造成职工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
２。按死者李云未同砖厂签订《劳动合同》，但李云生前在该厂做了两年工，死于该厂宿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是砖厂没有履行有关法规，劳动关系成立。
３。死者李云的妻子龙阿多是该厂的员工，李云死后的第二天，连死者的丧事都未处理而解除龙阿多的工作关系，此种做法是不人道的。
４。死者李云是少数民族（苗族），根据国家对少数民族有关法规，应尊重少数民族处理死亡的有关风俗，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
我办胡文勇，找区劳动局同镇劳动局两次，但对李云之死根本不重视，致使该事故至今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５。李云死于５月８日，至今已是２０多天，竟无人过问。这是根本无劳动法可言，人道主义更不讲的事。
６。要求区政府及劳动部门给予此事件公正、依法合理处理，安抚好死者的家属及两个未成年的子女。
（抄送区劳动局、《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社“读者来信部”）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驻东莞办事处
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这家砖厂的老板，在一个民工死亡之后，第二天连丧事都没有办就把他的妻子开除了，这种老板的良心真是黑透了。
现在，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想一想，这位龙阿多肯定是个识字不多的少数民族妇女，面对着这种局面，又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子女，她还有什么办法呢？在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时候，有政府的办事处出面来帮她申诉，并且从劳动法入手说得那么头头是道，当然她会觉得是“救星”来了。即使这份公函没有起到作用，很可能引来了媒体的关注，在报纸上为这个女工申冤理赔，那么，那些漠视李云死亡的人，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也不得不给这个家庭一些公道了。
因此，我们才看到了在简陋的办事处里面，有着那么多的民工赠送的锦旗，真心真意地称他们是“民工的救星”。
● 人性的劳动监察部门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农民与民工问题的日益重视，随着农民工被提升为“产业工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工作也日趋重视，劳动监察被当作专项工作抓起来了。
在浙江省，１９９８年开始组建劳动厅监察大队，２００１年正式挂牌。这个大队共有１３位人员，一个大队长，两名副手，两个科室和一个办公室。在他们下面，全省１１个地市及９０个市区里都建立了劳动监察支队。这支队伍共有劳动保障监察人员５９５名，并且还在扩大之中。他们接受民工们的举报、投诉，然后调查处理，据他们称，他们就是民工的“娘家”，维权的“窗口”。
到浙江的民工逐年增多，据２００２年第４季度的统计，到浙江省来打工的人数为２７３７６２６人，至本季末外来劳动力累计总数则为５５８２４５３人。但有人告诉我，这个统计是就业管理服务局的上报表，与实际人数差别很大，例如温州，只填写了３７万人，而实际人数在１５０万至２００万之间。有如此多的外来民工在浙江省打工，劳动纠纷自然也在逐年增长，向他们举报、投诉的案件也呈不断增长趋势。据该大队郑益群副大队长介绍，２００３年一年，他们接到举报的案件就有２．４万件，被他们立案查处的各类企业违法案件有１．９万多件。浙江是孟郊的故乡，喜欢用“三春”来表示些什么，他们主动的出击行动就叫“三春行动”，其用意是要给民工们春天的温暖。
第一春是“春雷行动”，主要是打击非法中介、规范劳动用工；第二春是“春苗行动”，这是旨在打击非法使用童工的行动，经过对制鞋、服装行业的明查暗访，２００２年他们查出４７６人，２００３年查出５２０人。对这样的单位他们作为典型全省通报批评，把使用童工企业变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还有第三春，叫做“春雨行动”，主要是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即工伤的赔付与欠资的讨要。在人手缺乏的情况下，他们组织发动了２００多名大学生，在暑期分赴１１个地市到各地去进行调查、宣传，并让他们写出调查报告来。大学生们当然愿意，这既是他们的社会调查课，也是为社会做了一件好事。
截止到２００４年的２月１８日，他们检查了企业５．３万家，涉及劳动者３６２．４万人，出租屋外扎堆的民工们处理案件２．４万件，结案率９６％，讨回工资２．３亿元，涉及劳动者２４．８万人。
２００４年始，他们已开通了１２３３３举报热线，全省统一都有人２４小时值班接听，民工们只要打一个电话，他们就能够受理与调查、处置。
春雨、春雷，大约不会终朝，但维权、讨要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