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2期-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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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日子里对阿马兰塔的评说，有可能是作家通过书中一个人物的嘴来评说。尽管如此，评说弄错的本质使人想到，实际上是我们面对乌苏拉的评说。这是一个陷阱。《百年孤独》中充满了这种可以做出多种解释的叙述，而且，所有这些叙述都具有重大意义。一种严肃的评论，应该把这种讲述的内涵弄清楚。不过，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需要数年的时间。此外，《百年孤独》不仅仅是叙述了一系列的事件，其内容远远超出这些。所以，如果作家们愿意帮助评论家的话，后者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了。你愿意同一伙评论家讨论你的作品吗？
当然不愿意。评论家是些严肃的人，很久以前我就对严肃失去了兴趣。看到他们在黑暗中滑冰我更开心。其中有个评论家不久前恰恰是在一家委内瑞拉的报纸上这样评论《百年孤独》的：“作品中提到维克托·乌盖斯——你知道，这是卡彭铁尔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是一种幼稚，它表明作者对这个人物抱崇拜态度，也让读者警惕起来。”我说，不是我幼稚，而是他幼稚，因为他没有发现书中还提到了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一个人物，胡里奥·柯塔萨尔的一个人物；而且，我还运用了显然是巴尔加斯·略萨的写作特点，多次坚持说了胡安·鲁尔弗的一句话。
另一位评论家为自己的一大发现而感到高兴。他认为加夫列尔（这是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评论家们却企图把他跟我对号入座）将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全集带到了巴黎。他说：“这说明小说的作者承认受了拉伯雷的影响。这种影响从奥雷良诺第二反常的性行为和野兽般的性欲上看得出来，从何塞·阿卡迪奥硕大无朋的、画了花纹的生殖器上也看得出来。另外，总的来说，所有男性人物都性欲过分强烈，而且做爱的方式也异乎寻常。”我读着这些话感到很好玩，因为实际上加夫列尔带到巴黎的书是笛福的《大疫年日记》。我在这儿耍了点俏皮，最后把它改成了拉伯雷的全集，为的是给评论家们设下一个圈套。
你可要小心！说不定这种圈套也是你的潜意识给你自己设下的。
我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事实是，如果评论家们不钻进去，这些圈套是无害的，因为他们躲开这些圈套要比深入研究作品实质性的内容来得容易。毫无疑问，作品真正的谜都隐藏在这些实质性的内容里。举例说，许多评论家在对待阿马兰塔·布恩地亚这个人物上误入了歧途，他们甚至认为这个人物是多余的。惟一对这个人物做出正确解释的是德国人埃内斯托·福尔克宁，他是从阿马兰塔明显的乱伦嗜好出发进行分析的。好像阿马兰塔的确有一种社会学和道德上的考虑才怀上了将门第结束的长猪尾巴的孩子。她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面对每一次机遇她都缺乏勇气，没有去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还是坚持我以前对你说过的：对一个评论家，不能苛求他具有魔术师的本领，可以揭开所有的谜。
一切优秀的长篇小说都是一个世界之谜。评论家们已经自觉地冒险承担起了这个揭谜的重大责任，应该期望他们来做这件事。自然，我不是说让他们去揭示《百年孤独》中那无数的对私人性格的暗示；那些秘密只有我亲密的朋友才能发现。在那儿，每一个日期都跟某个人的生日相对应。有一个人物的气质跟我妻子是一样的。有一个人物想给他的孩子起跟我的孩子同样的名字。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不是简简单单地读读作品就能发现的。但是，相反，令我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指出书中存在的42处矛盾中的一处。这些矛盾是在书出版之后我自己发现的。也没有一个人发现意大利文译者给我指出的6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不管是在《百年孤独》再版时还是在它的译本中我都坚决不改，否则那就是不诚实了。
是的，我经常对评论家的工作成效持怀疑态度。不过，今天下午我倾向于保护他们。我认为应该给他们时间。
我的结论是，只要评论家不脱掉他们主教的外衣，更多地从基础的东西出发，而是想当然地认为这部小说完全缺乏严肃性，他们中间就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向读者传达《百年孤独》的真实观念。我写这部小说是非常认真的，因为我厌倦了那么多纯属卖弄学问的故事，那么多乡土短篇小说，以及那么多不是要讲一个故事而是要推翻政府的长篇小说。总之，我厌倦了把作家看得是那样的严肃和了不起。这种装腔作势的严肃性本身就迫使我们逃避开了多愁善感的东西，逃避开了虚假的东西，逃避开了故弄风雅的东西，逃避开了道德上的欺骗、愚弄现象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生活中都是真实的，在我们的文学中却不敢反映它们。以石铺路的好心文学搞了那么多年，我们也未能用文学推翻任何一个政府；相反，却是把书店里塞满了味如嚼蜡的长篇小说，我们跌入了一种任何作家、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原谅的境地：失去了我们的公众和读者。现在，我们放下了点儿架子，观念不再那么傲慢，才开始争回了一些公众和读者。
承诺文学和现实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带进了当代文学的非常重要的方位。你不认为自己是个承诺文学作家吗？
为了不把事情弄错，我们先从事情的结局说起。我认为世界迟早要实现社会主义。我希望事情是这样，而且越早越好。不过，我也相信有一件东西会拖延这个过程，这就是糟糕的文学。如今，在长篇小说中身价最高的所谓社会小说，也就是承诺文学方面，我的个人存货基础是残缺不全的、排他的，因此它注定只能使读者观察到局部世界、局部人生。这类文学在我们这些国家的失败使我们想到，拉丁美洲的读者，尽管他们说不出来，他们却意识到了这种文学的局限性。因此，作家们出于那么善良的愿望去表现我们大多数人的政治和社会悲剧，这只不过是荒唐至极的举动；其结果是他们最后变成了世界上的最少数派：没有人读他们的作品。萨特说过，为了让法国人记起被占领时的恐怖景象，只要写一写德国军乐队在公园里举办的音乐会就行了。我认为这对我们同样有效。我认为对拉丁美洲的读者不需要再继续向他们讲述他们自己受压迫和遭受非正义的悲剧，因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太了解这些事了。这是他们的亲身遭遇。现在他们希望小说给他们讲点儿新鲜的事情。
我认为，为了让拉丁美洲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要做的最有效的贡献不是写那些虽出于善心却是没人看的小说，而是写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朋友们觉得有义务给我们指出写作标准；我要让这些朋友看到，他们指出的那些标准是限制创作自由的，而一切限制创作自由的东西都是反动的。总之，我真心地希望朋友们记住，一部美丽的爱情小说不会背叛任何人，也不会推迟世界的进程，因为一切艺术作品都会促进人类的进步，目前的人类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进步。总而言之一句话，我认为作家的革命责任是把作品写好。这就是我的承诺。
全面地考虑起来，你认为什么样的小说是理想的小说？
一种绝对自由的小说。它不仅由于其政治内容和社会内容而令人不安，而且也由于它深入现实的力度令人不安。假设它能把现实翻个个儿，让人看到现实的另一面，那就更好了。
现实，这一点我们应该谈一谈。我第一次读《百年孤独》时，特别发现了两件事：丰富的想像力；特别注意在讲述布恩地亚一家的故事时不打断叙述的结构和语言结构。但是在读第二遍时，我想到了书中也存在此类打断的意图，它在结束时就打断了现实。那时我联想到了普鲁斯特，想到了他以巨大的努力塑造的人在世界上的形象。我也想到了康拉德。坦白地说，我认为如何对待现实是我们在谈论叙事文学的形式时应该给我们自己提出的基本问题之一。
我惟一知道的是，毫无疑问，现实最后不是跟西红柿的价格相同。日常生活，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担负着表明这一点的责任。1894年在亚马逊地区作了一次神话般旅行的美国人F。W。UP。 德格拉夫看到了许多东西，其中有一条河是沸水，那地方的人说话会引来瓢泼大雨，一条大蟒有20米长，身上落满了蝴蝶。陪同麦哲伦做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安东尼奥·皮加费塔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植物、动物和人的足迹，后来这些事就杳无音信了。在阿根廷南方一个叫科莫多罗·里瓦达维亚的荒凉之地，极风把整个马戏团卷到了天空，第二天渔民们的网从海里捞上来的不是鱼，而是狮子、长颈鹿和大象的尸体。几个月以前，一个电工早上8点钟敲我家的门。门一打开他就说道：“烙铁的电线应该换了。”但是他马上意识到走错了门，于是请求了原谅，走了。几个小时之后，我的妻子用烙铁，电线真的烧了。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只要读读报纸，或睁大眼睛，就足以感到要和法国的大学生们一起高喊：“心想事成，想像力是神奇的。”
想像有那么厉害？
请你记住，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东西，从小调羹到心脏移植术，都是在它们实际出现之前人们想像出来的。社会主义就是在它出现在苏联之前由卡尔·马克思想出来的。这些十分明显的真理颇富有诗意，因为它使我们认为地球也许不是圆的，而只是开始时是这样，那时有许多人，由于处于歌舞升平的时代，日子过得很舒服，就把地球想像成了圆的。我认为这种无害的理性主义的探察现实的体制给我们长篇小说的创作打开了光辉的前景。不要认为这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解释方法；现实最终会告诉我们想像是有道理的。在我的短篇小说《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讲述了一次难以想像的教皇去哥伦比亚一个小村庄的声势浩大的旅行。作品发表11年之后，教皇真的去了哥伦比亚。更有趣的是，我写这篇故事时总统又高又瘦，为了避免影射之嫌，我把总统写得矮胖而且秃顶。问题是现在要接待教皇的总统不幸被我言中，果然矮胖而且秃顶。另一件事是：南美出版社总经理费尔南多·维达尔居然在热带雨林深处发现了一条被遗弃的船，并且把它拍了下来。最后一件事是：我这里有一条消息，你可以复制，讲的是巴兰基利亚有一个27岁的小伙子敢于说出他身上比别人多了一样东西：一条猪尾巴。
这一切使我想起了巴尔加斯·略萨；他以高度敏锐的直觉指出了西班牙骑士小说《阿玛狄斯》和《百年孤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图书和骑士小说这个神奇的世界是否跟你宣称的高喊“心想事成，想像力是神奇的”有着很多关系？
我认为，问题是骑士小说的作者是在中世纪想像的梦呓中造就出来的。他们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可能的。对他们来说，惟一重要的就是故事的实效。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把骑士的脑袋砍掉4次，那就砍掉4次。这种神奇的、令人惊讶的能力是如此地深入那个时代的读者心目中，以致它成了征服美洲的征兆。寻找黄金之地和永葆青春之源只有在一个被自由想像美化的世界里才有可能。可悲的是拉丁美洲文学早早地很快就把这些神奇的起源忘掉了。只是等过了4个世纪之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才抓住了这个被中断了的传统的把儿，让人们注意骑士小说和我们日常生活的稀奇相似。
工作方法
当你开始写一部作品的时候，你心中是否有了故事发展的轮廓和结局？在你的作品中，想像和个人经历各占什么重要位置？你怎样加工这些材料？
我所有故事的来源都是一个简单的形象。《礼拜二午睡时刻》是我自认为最好的小说，它的全部情节就是来源于我看到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姑娘身穿丧服，打一把黑色雨伞走在一个荒凉镇子的烈日下。《枯枝败叶》那个复杂的故事来自我对自己的回忆。回忆的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坐在大厅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关于《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我首先看到的是在巴兰基利亚的鱼市上，一个男人凝望那儿的船。许多年之后，我自己在巴黎也陷入了焦急等待的状况中。我把自己跟那个回忆的人联系起来，那时我明白了一个人等待的心情是怎样的。在许多年之间，我对《百年孤独》惟一所知道的就是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去见识马戏团作为新奇发明展示的冰块。说到我现在写的长篇小说，许多年中间，我脑子中惟一的形象就是一个老得不可思议的人在一座宫殿被遗弃的宽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