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2期-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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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死。搞错了吧，”萨莎说，好像可以否认或者阻止它发生似的。“这不是真的！”她喊着，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她觉得自己身上的每一块组织都受到了近乎致命的电击。她喘不过气来。
“是真的，”塔蒂安娜凄惨地嚎啕着。“詹金斯夫人打给我的电话。他们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他死了。妈妈，回家来啊……”
“我马上回来，”她说，悲痛地站起身来，扫视了一下房间，仿佛期望有人突然出现来帮助她，告诉她这不是真的。但是没有人来。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你在哪儿？”
“在上班。”
“回家……不，别回家。到画廊去吧。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呆着。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会理解的。”塔蒂安娜听着电话只是哭。萨莎知道九点钟有一趟飞纽约的航班，七小时之后她就会在纽约了。纽约时间比这里早六个小时。她可以在当晚纽约时间十一点、巴黎时间早上五点前回到城里。她晓得自己忠诚的助理会把塔蒂安娜带到父母的公寓。“呆在那里，塔蒂。我让玛尔西去接你。”萨莎的画廊刚开张时，玛尔西就为她工作了。她四十出头，为人善良，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就像爱自己孩子一样疼爱萨莎的孩子。接着，萨莎好像是在电闪雷鸣后的慌乱中突然又想到说：“我爱你，塔蒂。我会尽快赶回家的。”放下电话时，她的手脚都在发抖。在一阵完全六神无主的情况下，她拨打了亚瑟的手机。他的秘书詹金斯夫人接的电话。她当时正要给萨莎拨电话，萨莎先找到了她。在失去理智的一瞬间，萨莎竟想相信亚瑟会接起电话。但接电话的是他的秘书。
“非常遗憾，博德曼夫人……非常遗憾……一切都这么突然。我不知道……他没喊我……我五分钟前刚刚见过他。我进去让他签署一些文件，他跌倒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已经走了。他们尽力了……但是回天无力。”她没有向萨莎描述在他们抢救他未果时她看到的可怕景象。她也哭了。“我会尽一切力量的。我该给谁打电话吗？医院？殡仪馆？非常遗憾……”
“回家后我来做这些事。”或者玛尔西会做的。她不想让任何其他人替她丈夫的事拿主意。她甚至不想由自己来做决定。首先，她得给他们的儿子打电话。
萨莎迅速将事情告诉了在巴黎的秘书尤金妮亚，请她给自己订航班，并到隔壁的房间帮她收拾东西。她的秘书一下子怔住了。起初都不想相信，但看到萨莎的面部表情时，她明白了这是真的。萨莎脸色煞白，好像惊魂未定。尤金妮亚看见萨莎在给塞维尔打电话时手抖得像风中的树叶一般。
尤金妮亚离开了房间，不一会儿端来了一杯茶，随后就去预订航班了。在那一刻，萨莎正在电话上向塞维尔哭述，塞维尔和她一样无法控制住情绪。他提出飞到巴黎接她，然后陪她一起回家。但是她知道万一他的航班误点的话，他们就会互相错过的。她让他尽可能在当晚直接赶回纽约。这样做对他父亲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对于她和塔蒂安娜来说却意义重大。塞维尔呜咽着挂上电话。接下来的夜晚是一片混沌。
尤金妮亚按照萨莎的吩咐收拾好她的旅行包，并取消了这一周的业务安排。到布鲁塞尔的行程必须得延后了。她的一生在顷刻之间惨遭分崩瓦解。萨莎简直不敢让自己想这件事，也不愿想起。她的秘书和画廊经理开车把她送到机场，好像焦急的父母一般围在她身边，直到把她送上了飞机。在她登机后，他们谨慎地把事情向在机舱门口的乘务员做了说明。他们为她在飞机上的状态感到担忧。经理伯纳德提出陪她一起飞回去，被她勇敢地拒绝了，但飞机一起飞她就后悔了。悲痛如潮水般涌来，让她完全无法控制，甚至担心起自己也会心脏病突发。一名乘务员告诉另一名乘务员说萨莎脸色发青，虚汗淋漓。他们给她盖上毯子，请她身边的乘客到另外的座位就座，乘务长在她身边陪坐了一会儿。他们问她有没有带镇静剂，她说没有带，而且从来没有吃过。但是她以前也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丈夫呀。父亲死的时候她甚至都没有这样的感受，那已经非常让人难受了。但是当时他已经八十九岁了，而且还常常警告过她迟早有一天他会离开的，她也知道这点。对父亲的去世，她多少是有所准备的。但她从没有为此刻做过准备。不应该是亚瑟啊。前天他还刚刚对她说过他爱她。在南安普敦她与尚在睡梦中的他告过别，如今却人去屋空了。不可能。没有发生过。但的确发生了。惟一一次她记得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完全不能自控而且惊恐万分——是她九岁那年母亲去世的时候。现在她又觉得自己像个孩子了。一个孤儿。在飞往纽约的旅途中，她哭了一路。玛尔西接到了巴黎伯纳德打来的电话后就赶到机场等萨莎出海关。她将塔蒂安娜托付给了公寓里的一个朋友。
玛尔西没有问她怎么样。不需要这样做。萨莎几乎不能说话。她是玛尔西认识的最能干的女性，但此刻却显得彻底地不堪一击了。萨莎泣不成声，惹来周围陌生人的注视，玛尔西静静地伸出胳膊搂着她，让她紧紧靠着自己，领她走出了机场。不一会儿后，她带她上了轿车，司机加速向纽约开去。起初萨莎神志模糊说不出话来，车开到半途时她开始念叨起来，让人回答问题，不过答案现在已经并不重要了。无论是什么问题，亚瑟已经不在人世了。没有一点警告。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对自己的孩子和妻子说一声再见。走了。
半小时后，萨莎和塔蒂安娜重逢时悲伤的场景让人不忍观望。玛尔西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流眼泪。觉得自己起不到什么作用，就替她们做了三明治，但没有人吃。她倒好了水和咖啡，也没有人喝。她试图劝说萨莎喝点东西，她也不想喝。早晨两点塞维尔从伦敦赶了回来。他打电话让一位朋友开车去接他。走进门，他径直向母亲走过去，身后紧跟着一位年轻的画家朋友。他搂住萨莎和塔蒂安娜，三个人站着抱成一团痛哭流涕。看到这一幕，玛尔西差点受不了。他们坐下来一直谈到深夜。只有塞维尔的朋友吃了玛尔西做的食物。其他人都是滴食未进，滴水未喝。
早上，现实来临了。萨莎去医院坚持要看看自己的丈夫。她想一个人和他呆一会儿，走出病房的时候，她看上去就像个幽灵，不过她没有哭，仿佛患了战争疲劳症。她已经向他道过别了。之后，他们前往殡仪馆安排后事。牧师到公寓里来看她，玛尔西一直都陪在她身旁。牧师离开后，她转身看着玛尔西。
“真的发生了吗？我不能相信。我一直在等人告诉我一切都是个可怕的玩笑。但这不是玩笑，是吗？”玛尔西摇摇头。
这一天总算熬过去了，萨莎整天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还要尽量宽慰孩子们。晚上他们终于吃了点比萨，其他什么也没碰。塔蒂安娜回到自己以前的卧室睡觉，塞维尔和朋友出去了，回来的时候酩酊大醉。萨莎坐在起居室里发呆。回到卧室让她受不了，她满脑子都是他。到最终上床睡觉时，她筋疲力尽不能入眠，依稀闻到枕头上他留下的剃须后的味道，她又把脸埋在里面哭泣起来。玛尔西留下来睡在沙发床上，不愧是他们忠实的朋友。那天晚上她给他们的朋友打了几个小时的电话通知葬礼的事情。她拨通了巴黎画廊的电话。那里每一个人都要赶来。
玛尔西订购了鲜花，萨莎选定了乐曲。朋友们络绎而来给予她帮助。引宾员是从亚瑟的合伙人和好朋友中请人担当的。萨莎在去拿他的衣服时，觉得自己要死掉似的。不管怎样，最后大家都是衣冠整齐地准时出席了葬礼。人们在这之后来到他们家。很久以后，萨莎承认她完全记不得当时的情形了。记不得放的什么音乐，摆的什么花，也记不得有什么人在场。她想不起来有谁来到她的公寓。她表现得正常而有理智，尽可能地做到仪态大方。但本质上，她还没有摆脱震惊的状态，她的孩子们也是如此。他们偎依在一起，就像是从一艘下沉的船上掉下来，就要淹死了。萨莎真的要被淹没了。那天之后最难受的时刻来临了。真正的生活，没有亚瑟的生活。一天天没有他的令人恐惧的日子。这种伤痛无法摆脱。就好像做不用麻醉的外科手术似的，萨莎不能想像每天知道自己见不着他、永远也见不着他而醒来的情形。每一件曾经亲切美好轻松的东西现在都令人痛苦，让人备受煎熬。每一个没有他的日子都变得索然无味，早晨起床也是毫无意义，没有任何值得期待的东西，除了孩子，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
两周后塞维尔返回伦敦。他常常给妈妈打电话。塔蒂安娜也在一周后回去上班了。萨莎每天与她通一次电话，大部分情况下，塔蒂安娜只要听到妈妈的声音就会哭起来。惟一让萨莎获得安慰的，既不是雇员们谨小慎微的同情，也不是玛尔西坚定不移的支持，而是和有同样经历的朋友述说。她讨厌和她们说，而且通常会觉得压抑，但至少她们可以诚实地告诉她可以期待什么。没有一样东西听起来是不错的。
爱兰娜·阿普尔波姆——她的丈夫曾是亚瑟的朋友，她的生日宴会那天萨莎由于亚瑟的葬礼就在前一天而未能出席——告诉她说第一年从头到尾都是一种折磨。现在偶尔还是这样。但在一周年纪念之后，她强求自己和别的男人出去。她说他们多数都是蠢才，还没让她碰上一个像样的男人，但这样至少不用呆在家里，一个人哭泣。她的理论是，无论和自己出去的男人有多糟糕，也要比一个人呆着好。
萨莎在巴黎的一个密友不这么认为，她三年前在伊泽尔谷一次滑雪事故中失去了丈夫。她说她宁愿一个人也不愿意和蠢蛋出去。她四十五岁，在四十二岁的时候成了寡妇，她说世上再也没有像样的男人了，好男人都结婚了。剩下的都是白痴，或者更糟。她坚持说一个人更幸福。但是萨莎清楚地知道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她开始酗酒。常常，她打电话给萨莎寻求安慰却把时差算错了，那时她多半是喝醉了。她也没把生活搞好。
萨莎对玛尔西谈起她们的电话时下评语说：“或许熬过这关惟一的方式就是成为酒徒。”聆听她们这些人的述说令人沮丧。萨莎认识的离婚女性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她们的生活中没有不可忍受的悲痛，而且可以躲在对前夫的憎恨后面过日子，特别是当她们是因为别人、比她们年轻的女人而被甩掉的话。倾听她们的述说令人胆战心惊。因此，萨莎避免跟她们接触，把自己隔离起来，企图用工作麻痹自己。有时候这种做法起到了作用。大多数时间，没有用。
没有亚瑟的第一个圣诞节在一连串大大小小的伤痛中来了又走了。塞维尔和塔蒂安娜陪她一起共度了圣诞夜，午夜时分他们都坐在起居室里哭泣。没有一个人想打开礼物，更不用说萨莎了。塔蒂安娜送给她一条厚实的开司米披肩，她一直都像在感冒，可能是因为她不怎么吃东西，睡得也少。塞维尔送给她一套艺术丛书，他知道她需要这套书。但是缺少了亚瑟圣诞节就不是圣诞节了。
第二天，两个孩子都和朋友去滑雪了。新年前夜，她在八点钟吃了一片安眠药，到第二天下午两点才醒过来，错过了新年她感到庆幸。她和亚瑟以前在新年前夜也没有什么特别活动，但至少那时他还和她在一起。
到了五月份，她才又觉得自己恢复了正常。这时距亚瑟去世已经有七个月了。这段时间她所做的就是每月回两次巴黎，晚上蜷缩成一团坐在冰冷的屋子里尽快地完成工作，然后再飞回纽约。在这几个月当中，只要有可能她就让两个画廊的经理代理事务，她很感激他们能帮忙。没有他们，她可能就会彻彻底底地失落，而且差点果真如此。星期天对她来说是最糟的日子，在两个城市都是这样，因为她不能去上班。自从他去世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到过他们在汉普顿的房子。她不想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回去，也不想卖掉它。就让它在那里，孩子们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她不会去的。她全然不知余生该做些什么。只有工作，工作现在对她来说也全无乐趣，但它是她惟一的依靠了。其他一切都仿佛是绝望的荒原。她一生中从未感到过如此失落和无望。
她的两位画廊经理，甚至还有玛尔西都催促她见见朋友。几个月来，她一直不回复电话，除非是画廊打来的电话。但就连这些电话她只要有可能也会让其他人去处理。从亚瑟去世后，她不想和任何人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