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半个世纪的改革变迁:世道-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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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稳当点些好。”
　　老鲁好像没工夫跟他闲磕牙，便说：“我看你思想僵化得厉害，你跟我去看个大队，思想就解放了。”说着，就把他拽上了车。
　　鲁子凡把他拉到了全县分得最早的一个三类队。这个村是名副其实的“吃粮靠救济，花钱靠贷款，一切靠国家”的“三靠队”。去年春天，他们听说南方有的地方把地分了，几个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聚一块儿一叽咕，就偷偷摸摸地把地分了。为此，鲁子凡挨了地委的批评，他放下电话就来到这个村，狠狠批评了这个大队支书一顿，让他们把地还伙起来。社员们就是不听，结果来了个意想不到的大丰收。这个三类队一下子成了改革的典型，来参观的络绎不绝。
　　在车上，老鲁给大夯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个大队的故事。大夯越听越觉着这个村跟东堤下村情况不一样，也就没在意。到了那个大队，鲁子凡去找支书，大夯却趁机溜到了地里。他见这个村深翻土地的不少，便问：“这是干什么？”人家说：“明年春天种地膜西瓜，这玩艺儿可发财哩。”他就仔细打听起来，地要翻多么深，地膜西瓜什么时候种，种什么品种好，怎么个种法……他越听越上瘾。
　　鲁子凡把那支部书记找来了，却不见了石大夯的影子。问村里人们，因不认识，都说不知道，一直等到吃晌午饭还不见他的影子。老鲁一气之下，把他扔下就回来了。第二天，鲁子凡带着公社书记苏振奇去找石大夯，一见面就狠狠地批了他一顿。石大夯说：“鲁书记，谢谢你的好意。说心里话，我不同意搞大包干。”
　　苏振奇听说大夯捉弄了县委书记，狠狠地批评他：“你也太傲气了，连鲁书记的话都不听。全县就剩下你这一个大队没包了。限你三天把地分了，不然就……”
　　“苏书记，你别‘不然’了，干脆把我免了算啦！”
　　鲁子凡和苏振奇都没想到大夯会来这一手。他俩只是想帮他解放思想，跟上改革的形势，并没想撤他的职。他这么一说，倒把他俩说愣了。老鲁语重心长地说：“大夯同志，你怎么这样固执呢。不要认为分了就是单干，这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之所以受人们欢迎，是因为它适合我国农村的情况……”
　　石大夯打断鲁子凡的话说：“老鲁，这地是在我手里合成块连成片的。支书我可以不当，分地绝不同意，但我决不当绊脚石！”他扔下这么几句，倔呛呛地走了。
　　鲁子凡和苏振奇商量了半天，觉得大夯的思想一时很难转过弯子。老鲁主张再给他做做工作，苏振奇却等不得了：“他不是说不当绊脚石吗？干脆免了他算了。”
　　老鲁说：“抽空我再给他做做工作……”他的话音还没落，石大夯拿来了一张辞职书，说：“我老了，早该让位了。”说完，把那张辞职书扔下，扭头就走。老鲁紧喊慢喊也没把他叫回来。石大夯辞职不干了，公社党委必须对东堤下大队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让谁当支书呢？李碾子是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吃苦实干，按说应该让他接班。可他是将才，不是帅才。再说，他岁数大了，最近身体很不好，坚持工作都困难。副书记韩正忙高中毕业，年轻好学，肯动脑子，在县造纸厂又干了两年多，见多识广，思想解放，积极拥护大包干。从哪个方面比，也符合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条件，就是嫩了点，担心“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再说，他是韩天寿的儿子，让他当一把手，群众特此通知想？石晚来是支委，小伙子作风正派，也有头脑。让他接爹的班，就会落个顶老子的名声，他肯定不干。再说，石大夯不同意大包干，他能同意吗？经过反复研究，觉得正忙比较合适。苏振奇知道石大夯与韩天寿的关系，怕伤大夯的心，就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却打起了官腔：“既然辞职了，就不再参政了，至于谁当支书，这要问党员们。”
　　“要叫你选，选谁呢？”
　　“我还没想这事。”
　　苏振奇拐弯抹角地想把大夯的意见套出来，他就是不表态。只好召开党员和社员大会民主选举。选举结果，韩正忙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党支部书记，石晚来当选为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人们注意到，石大夯投了韩正忙一票。
　　韩正忙当上党支部书记后，和晚来一起去找石大夯，请示当前工作怎么干？生产怎么抓？并请他当支部的顾问。
　　石大夯摇摇头，“既然不干了，也就不顾不问了。”
　　正忙说：“对于大包干的事，我和支委们商量了，想再让社员们投一次票。”
　　这一次，大夯发表意见了。他对正忙和晚来说　：“投票归投票，你俩必须有主见，特别是正忙。你俩心里要是没有底，就会当群众的尾巴，出了问题可就不好收拾了。”他瞅瞅正忙的脸，接着说，“如果多数人不想分，那自然好；如果多数人主张分呢，你们也听吗？毛主席早就说过，民主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
　　晚来说：“正忙想先开个党员会，听听党员们的意见。”
　　“这个程序倒是对，在大事上必须先党内后党外。”大夯说着，话锋一转，问正忙，“难道你真的想分？”
　　正忙说：“最近我和晚来又认真抠了抠中央文件，上面有八个子说得很好……”
　　正忙这么一说，大夯急急地打断问：“哪八个字？”
　　“‘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意思是说，适合统的就集体统着，不适合统的就分下去。有这么一条，我看就好办了。”
　　大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怎么就没注意这一条呢。看来没文化就是不行。”
　　晚来说：“这样，办法就不只是分与不分两个极端了。除了分与不分之外，还有第三种办法，就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有的统，有的分。”
　　大夯抽着烟咂摸着这八个字，脸上有了笑模样，问正忙：“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和晚来商量，先把地分了。地分到户里种，比在一块伙着种好。大锅饭人们吃腻了，分小灶可能更尽心。往前就要种麦子了，节气不等人，这事不能再拖了。”正忙说，“至于那几摊副业、机井和拖拉机什么的，想先统着。等冬天没事了，再坐下来慢慢商量怎么办好。”
　　石大夯笑模悠悠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心里说：“这小子行，还真有点韬略。”但他没这么说。说出口的是：“大队的事你们看着办。过去老鲁叫我记住一句话，就是毛主席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做好工作的两条基本原理。只要按着这两条办，就不会出偏差。”
　　石大夯终于不再抵触了。韩正忙和石晚来先后召开支委扩大会、全体党员会和社员代表会，先学习中央文件，决定分不分的事，办法还是用碗放豆进行投票，放豆的碗由两个增加到三个：一个写着“分”，一个写着“不分”，一个写着“先分地和牲口，其它暂时不分”。投票的结果，同意第三种意见的占％。谁也没想到意见这么集中。
　　石大夯虽然卸了任，不参加任何会，消息依然最灵通。党支部的一举一动，社员们想啥说啥，都有人给他送信儿。他知道，投票赞成分的，也不是都打心里拥护。多数是人云亦云随大流。有些觉得三十年老是敲钟上工怪俗气，分开干倒是挺新鲜。至于大包干后会出现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根本没有想。那几户反对的，有的是老党员，跟他的观点一个样，“宁肯坚持社会主义饿死，也不搞资本主义复辟”，以此来保持自己的晚节，表示对老支书的忠诚。有的是没劳力的老弱孤寡户，在队里集体干还能混下去，要把土地分到户里种，自己鼓捣不了。不愿分的干部觉得，官不大权不小，不仅事好办，便宜也沾不少。如果分了，他们也就没什么便宜可沾了。个别弃权的，石大夯明白，都是跟他不错的，就是自己愿分，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和老支书唱对台戏，只好保持暧昧态度。
　　实行大包干看来挺简单，其实很复杂。地有水旱之分，有好赖之别，有远近之差；牲口有骡子有马有牛有驴，有口轻口重，有壮有弱；还有些小农具，像杈把扫帚之类，层次不等，大小不一。怎么分才能做到公平合理？这些具体事使正忙抓起了脑瓜皮。好在自己村里分得晚，邻村的经验可以借鉴。他跑东村，奔西村，学经验，问做法，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没按时吃过饭，脸顾不上洗，发顾不上理，两眼红肿，布满血丝。晚霞抱怨他，“没有金刚钻，别揽大瓷盔”。他说：“既然接了这副担子，咬着牙也要干好。”他根据其它大队“抓主要矛盾，繁事简办”的经验，先把地分下去，把牲畜农具拨拉开，以免影响种麦子。他们把地分成三类九等，好赖搭配，按顺序抓阄，凭运气谁也甭怨谁。牲口作价，几户分一头，可以伙着使，也可以归一户，谁要谁掏钱。小农具挺零碎，不好分就折价卖，然后给各户分钱。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挺复杂。特别是分地，块块量，户户算，人口少的，一块不够一个垄儿，不能种还得调。不调没话说，一调是非就来了。挑肥拣瘦，嫌这嫌那，争争吵吵，骂骂咧咧。正忙和晚来还得跑东家说好话，跑西家做工作。别管怎么着，头秋分节总算把地分下去了。这些日子可把正忙忙坏了，回家脑袋一挨枕头就呼呼睡着了。
　　石大夯卸了任，没了工作，成天闷在家里无所事事，觉着没啥意思，不免长吁短叹。小俊见他这个样子，就嘟嚷他：“这是自找！全县都分了，你硬看不惯，还把职辞了，后悔了不是？”
　　大夯本来心里就烦，小俊责怪几句，气得他把脚一跺，大吼起来：“我愿意，你管不着！”
　　正在这时，鲁子凡推门进来了。见两口子剑拔弩张，满院子火药味十足，便笑嘻嘻地说：“这是吵什么呀？大老远听着就这么热闹。”
　　大夯一看老鲁来了，脸上马上有了笑模样，小俊也忙往屋里让老鲁。大夯说：“鲁书记，什么风把你刮来了？你可是大忙人啊！”
　　老鲁打趣道：“本来我没想来，走到黑龙河大堤上，听见这里起了战争，就赶紧过来看看。”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鲁书记，叫你笑话了。”小俊赶紧沏茶。
　　在老鲁面前，大夯不愿跟小俊理论，便对老鲁说：“也不知咋的，这一闲下来看什么都不顺眼，看啥都别扭。”
　　鲁子凡喝口茶说：“你到地里走走看看，就会感到与过去大不相同了。”
　　“可他就是不出门。”小俊趁机嘟嚷一句。
　　“大夯，我看你白受了极左线路那么多苦，也没从中悟出点道理。”鲁子凡说，“你想想，自打咱办农业社，哪一步不费劲？甭说办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富裕中农们反对，就是办初级社，人们真心愿入吗？甭说中农，贫下中农都那么积极吗？我记得你爹就反对哩！”
　　大夯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鲁子凡接着说：“办社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防止两级分化，让人们都过上好日子。但走得太快了，步子迈得太大了，超越了人们的思想觉悟。”他说到这里，忽然转了弯子，反问：“大夯，你说社员们在生产队干活为什么积极性越来越低？”
　　老鲁说的是事实，大夯不言语。
　　“这事我一直在想，从来没有说过。”鲁子凡说，“我读过《资本论》，特别在干校改造的那几年，我读了不止一遍……”
　　大夯不知老鲁为啥要扯这么远，莫名其妙地瞪着眼听。老鲁接着说：“任何一个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都要抓建设，建设就要搞原始资本积累。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是在劳资关系中实现的，那么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城乡关系中实现的。在工业化过程中，国民收入积累的三分之一来自农业。那么，农民的收入就相对减少了，积极性怎么还会高呢？人们自然会消极怠工，其实是一种消极反抗。”
　　老鲁这么一指点，大夯的脑袋逐渐开了窍，不住地点着头。老鲁接着说：“大包干之所以深受农民欢迎，就因为‘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怎么会不拥护呢？”
　　石大夯在认真听着，思索着，开始醒过闷儿来。
　　最后，老鲁劝他：“没事到地里走走，看看有什么问题。支书可以不当，问题不能不管，你还是共产党员嘛！”
　　老鲁这么一说，他突然有些担心。由于分地，今年种麦子插手晚了。天又旱，地需要浇。这么一家一户的种，是不是都能按时种上呢？
　　这么一想，他就有些不放心，决定到地里看看。
　　石大夯到地里一看，虽没有集体作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