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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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年人年纪颇大，一边是位妇女，对比之下相当年轻，那幼童就站立在那妇女膝前。另一边呢，则是一位男士——尽管相片上的男士也很年轻，并绝非胖人，但瑶表妹本能地认出来——那是七舅舅！绝对是！
瑶表妹出神地望着那张照片，不禁脱口发问：“相片上是谁？”
那位娘娘回答她：“当中是我公公，早去世啦，我也没见过。这边是我婆婆，前几年也过世了。这个小人么，是我男人。他现在好老了，在镇子上五金公司做事。”
“那，这边这位是啥人呢？”瑶表妹只好指着主人没有介绍的一位，盯着她问。
“那是我们一位亲戚，我男人跟我都随小辈们叫他七舅舅……”
大概那位娘娘从瑶表妹的神情里看出了问题，便不打算再招待她，而提醒她说：“大妹妹不是说你们就要集合回上海么？大妹妹不要误了车子好哩……”
瑶表妹心里乱哄哄的，哪里肯移动双脚，她坚持打探：“你们叫他七舅舅！那，你们现在还来往么？”
那位娘娘的眉眼全变了，据瑶表妹形容，仿佛一盆脏水倒进了莲花池，她满脸乌黑地对瑶表妹说：“完了事了，请你去吧！”
瑶表妹恍恍惚惚地出了那户人家，恍恍惚惚地至集合地点，恍恍惚惚上了带空调设备的飞机舱式旅游车，单位的人都以为她病了，有人递药给她，有人递水壶给她，她糊里糊涂地吞了、喝了，闭上眼，放倒座椅半躺着，心里头仿佛有许多部电影片子映在同一个屏幕上，直到车子进入上海市区，车窗外显示出万家灯火，她才痛切地感到悔恨——竟没有记下那户人家的门牌号码，更没有能知道姓甚名谁！
然而当瑶表妹把这梦一般的遭遇告诉我时——其时七舅舅已然去世——我不用她帮着分析，便立即悟出，那照片中的老一点的男士，便是我的爷爷，而那年轻许多的妇女，便是与爷爷相爱并同居的湖南农运中的女赤卫队长。传说曾是位左右手都能开枪的双枪将，而那依在她膝前的男孩，便是我的一位叔叔！瑶表妹所见到的那位摆小摊子的娘娘，不消说便是我的一位婶娘！
我当然要追着问瑶表妹：她回到上海以后，可曾向七舅舅打听过：他承不承认跟这样一个人家来往过？他们都是谁？而最关键的是，他这些年来直到最近是否仍同这家人保持着联系？
瑶表妹说，她曾寻找一个七舅母和保姆都外出，而七舅舅精神尚好的机会，把她在那运河边小镇子里的遭遇，细细地讲给了七舅舅，她自然重点描绘了那张旧照片，并且重复了那位摆小摊娘娘的话：“我男人跟我都随小辈们叫他七舅舅……”讲完，她坦率地问：“那个七舅舅就是你吧？你该把这家人的事告诉我们才对！”
据瑶表妹形容，七舅舅很平静地听她讲述一切，面对她提出的问题，也很平静，然而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沉默了好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瑶表妹盯住七舅舅的眼睛仔细观察。七舅舅坐在藤椅里，肥胖的双手指头交叉地握在圆鼓鼓的肚子上，双眼望着窗外，瑶表妹似乎从他双眼深处捕捉到了一点什么，像闪烁的火花，或像晶莹的泪珠，又有点像缥缈的云丝，但刹那间随着七舅舅的回答这一点点东西便再也捕捉不到了——七舅舅慢悠悠的回答是：“有这事么？没有什么。天下本来会有好多个七舅舅。”
瑶表妹因此一度确把这事看淡。天下凑巧的事本来不少，所以她那时并不曾把这事告诉给我。
后来七舅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外出游逛的时候便渐次减少，但他只要是精神稍好便一定要外出活动，晚上仍然常进戏园，吃东西依然讲究口味，不是进饭馆便是在家里大盘大碗地饕餮一番。七舅舅是好热闹的，举凡外出游览、上饭馆、上戏园，总希望有人陪同，在家里更是希望顿顿饭有客人来吃，偶尔一个人外出，多半是因为亲朋徒弟中实在找不出有空闲的人相伴。但就在瑶表妹向他询问有关那张旧照片的事以后不久，有一天七舅舅一早就显示出要外出活动，当时七舅母恰好回娘家去了，瑶表妹便对七舅舅说要上哪儿去，告诉她好了，她到单位后可以打电话给他一个也已退休的徒弟，让那徒弟去找他，以便与他做伴，并陪他吃饭和送他回家——这也是以往常有的做法，比如说七舅舅先一人去老城隍庙湖心亭吃茶，亲朋中哪一位过些时候到茶亭中去找他，汇合后再一起消磨。七舅舅说不用瑶表妹打电话，各人都忙，都不必陪他，他一个人随便走走。瑶表妹也就算了。但当天傍晚——瑶表妹在轮船码头附近换乘公共汽车时，却发现有一个胖胖的老头仿佛刚从到埠轮船上下来，在雇三轮车，从那侧影上看，很像是七舅舅；当她搭上公共汽车后，在前后左右乘客的拥挤中，她猛地想到：七舅舅莫不是去了那个镇子？乘小轮船当天来回是完全来得及的！瑶表妹到家时，七舅舅已然安坐在家中藤椅上，打着瞌睡——他在等待家人归家汇齐吃饭时常是这么一种状态。保姆开饭了，当七舅舅与瑶表妹以及保姆一同坐下来吃饭时，瑶表妹便问七舅舅：“今天玩得开心吗？去哪儿了？”七舅舅平静地夹菜，保姆汪妈代答道：“能有多开心？还不是老地方。”瑶表妹干脆逼近一步问：“是坐船去远处了吗？我路过码头时候好像看见您在雇三轮车……”汪妈抢着说：“偌大年纪敢一个去坐船？亏你想得出！”七舅舅表情依旧，平静而恬淡，瑶表妹便没有再问下去。
四牌楼 第十二章（10）
七舅舅在那以后没多久就发病了。冠心病又引发了肺气肿，很快转入危急阶段。七舅母、瑶表妹、汪妈及其他一些亲戚及七舅舅的徒弟轮流值班，在医院特护室陪住照顾。有一天瑶表妹去接班，在医院走廊上同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擦肩而过，瑶表妹走出几十米后，猛然觉得那擦肩而过的一对中有张面孔似乎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对了！就是那运河边小镇上摆摊卖小食品的妇人！就是那开始好心地借她马桶用后来却脸色乌青地把她赶走的妇人！就是同她男人也把七舅舅叫作七舅舅的人！悟出这一点以后，瑶表妹赶紧扭身回去寻找，一直追到候诊大厅和挂号处，却再认不出那张面孔……瑶表妹到了住院部七舅舅的特护病房，正在那里值班的是他的一位徒弟，也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瑶表妹便问他下午都有谁来看望过七舅舅，他说来过的人很多，有市卫生局的领导，有曾受惠于七舅舅的患者，也有他认不清的我们家族的亲友……瑶表妹便把那对夫妇的面貌身段形容给他，他却说不清是来过还是没来过——瑶表妹不便再问下去，因为七舅舅似乎又从昏睡中醒了过来，费力地喘息着，瑶表妹立即踩动吸痰机，给七舅舅吸痰……
七舅舅终于寿终正寝。追悼会开得很隆重。悼词全是赞美的话，但没有提到他早年的革命历史，讲他生平只就他何时学医、何时从医、何时成为名医一路讲下来，颂扬的全是他的医术医德。难道他果真是及时退出了不适宜的人生角色而终于选定了最称职的角色？幕落时他安详地躺在那里，听取他想听的评价。
我在北京，自然没有参与七舅舅的丧事。不过当瑶表妹把那一切转述给我时，我却颇为不平，我想到了我父亲的去世。我父亲去世在1978年，当时部队已给他彻底平反，并承认对他的所谓“复员”处理荒唐失当，父亲原来任教的那所部队军事学院“文革”被砸烂，1978年时正积极准备恢复，父亲等待着学院把他和母亲接回去继续任教，但父亲却突然在那年的一个夏日中午脑溢血，几个小时后仙逝而去。据母亲事后告诉我们子女，直接的发病原因是父亲为准备重执教鞭，从县立中学教师那里借来了一套供教师进修用的英语教材，那教材是省城一所大学编印的，父亲借看是为了了解一下那几年里英语教学的一般情况，谁知他一翻阅，大惊失色，不仅编写的角度他认为岂有此理，不按英语本身规律，而是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排列课序，而且语法上的错误比比皆是，加以校对极不认真，而“勘误表”中又再出现错误，他气得一拍桌子：“简直误人子弟！”就在这一拍之间，便发作了脑溢血！
我父亲逝世在离他所属的那所恢复中的军事院校和我们子女都很遥远的地方，我们赶回去时他已火化。部队来了两个人，因陋就简地在父母所住的那个院子里开了个追悼会，尽管部队带来的悼词也都是些赞扬的话，但原则而空洞，究竟我父亲的一生是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很不明确；并且他也未能像七舅舅那样，以瞑目的遗体聆听着悼词中的字句。
16
我后来给那个小镇的户籍部门及五金公司写过信寻找那与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叔叔，都给了我回信，说根据我提供的线索，他们找不到那样一个人。我又曾向瑶表妹建议约定一个于我们两个都相宜的时间，一同去那小镇一趟，找到那个摆小食品摊的娘娘，同她恳谈，也许她和她丈夫会认下我这个侄儿，但是瑶表妹写信告诉我，她后来又曾去过那个镇子，沿河那条街的旧房子全拆了，翻修后的街道为适应旅游已几乎全是商店，大多数居民都已迁往别处，她又不知那位娘娘的姓名，如何问得出下落？而在街巷市场中邂逅的机缘又实在渺茫。她对此已全不抱希望。瑶表妹毕竟与那对夫妇毫无血缘关系——就算他们真是我爷爷的儿子和儿媳妇——而我却总在心中萦怀着一种拂不去的柔情。也曾向最亲近的朋友讲起过这桩事，有的就打趣我说：“人家都是忙着跟失散在台湾的叔叔婶婶相认，因为都知道台湾人如今腰包鼓，你倒好，急着要认小地方的穷亲戚……”我便也揶揄地说：“你怎见得我那叔叔没发财呢？也许他是个乡镇企业家，已经腰缠万贯了哩！寻上他，不是连你也能揩一点油么？”
近来我对寻找这位叔叔的兴致也淡下去了。因为我悟到即便真有那么一位叔叔，当县里有关部门或五金公司有关人员拿着我的信找到他面前时，他明知我们有那么一层血缘关系，也会冷淡地否认，因为，他一定从他父亲——即我爷爷，还有他母亲，以及他也叫作“七舅舅”的那位亲友那里，继承到一种心理，那是一种隐姓埋名的心理，一种退出政治的心理，一种减少复杂的社会联系的心理，一种避免内心激动而归于永远恬淡的心理。该怎么样来评价这样的心理呢？
四牌楼 第十二章（11）
当然，我爷爷、爷爷那位未与之正式履行结婚手续的爱人，其具体的心理状况及形成那么一种状况的契机与我七舅舅并不相同。似乎不好一概而论。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我爷爷有同乡间口碑相符的一面，在所谓“朴园时代”，他享有“小孟尝”的美称；到广州投入大革命，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周围也总是簇集着若干相得的学生，并且他与廖仲恺、何香凝、胡汉民、鲁迅、郭沫若、黄琪翔、孙炳文等历史上留下重大痕迹的人物都有过从。然而，他的人生观里一开始就有着某种排拒公开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尤其是浮上表层涌向漩涡中心的固执想法，他总是既积极投入演出，又自觉地与舞台中央保持距离。因此，他就总带有着某种神秘色彩。据我父亲告诉我，奶奶临终以前，告诉我父亲，历史上著名的刺杀摄政王的“银锭桥炸弹事件”。其实是爷爷同黄复生、汪精卫及一位日本浪人一起干的，他们的地下机关就设在地安门外大街的一家照相馆中，炸弹就是在那照相馆的暗室中制作的——谋炸未遂后黄复生和汪精卫均遭逮捕，并成为名噪一时的社会政治名人，我爷爷逃脱并始终未让清廷得知，辛亥革命后，我爷爷亦绝不提起曾参与此事。又据说爷爷在北京时曾参加过陈独秀、李大钊初创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但他并不每次参加，并主动向陈、李二人说明他不算正式成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后，他与大学中的中共党员如毕磊等过从甚密，在近年出版的一册《鲁迅在广州》的资料书中，尚可见到有关资料。当时毕磊出面组织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曾邀鲁迅先生演讲，鲁迅先生并多次捐款给这个组织，而我爷爷则是这个组织的幕后张罗者之一。虽然如此，估计我爷爷却未见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像找不到证据判定他曾正式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一样；大革命失败后，我爷爷得知孙炳文、毕磊等同辈及晚辈的挚友惨遭国民党杀害，曾愤而写下长达千行的七言歌行《哀江南》，由神州国光社印行。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