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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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了锻炼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但看见爸爸妈妈竟如此这般地赶着来与甘木匠夫妇共享一种我们不能理解的快乐，我还是大为吃惊。
我还没来得及招呼他们，就只见甘木匠迎着我站起来，他满脸红光，剃了个光头，胡须也尽行剃去，半个脸青青的全是胡子碴，倒显得比当年年轻许多。他见到我似乎格外地高兴，右手举起个酒杯，伸向他自己唇下，左手举起个酒杯，伸向我。那裸露的左上臂，有着一盘凸出的蚯蚓般的伤疤，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说：“好啊！我女婿来了——来来来来，咱爷儿俩干上一杯！”后来我不再记得什么。我似乎是强忍着不耐烦度过了那一个傍晚的。但随父母返回那间临时当作家的办公室时，我见他们似乎很快乐，也就没流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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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粉碎了“四人帮”，后来我父母住在离甘木匠很远很远的故乡，而我自己虽然还在北京，但我成了家，娶妻生子，有了我自己的生活，我同父母哥哥阿姐等亲人也难得一见，当然更无暇与甘木匠那样的昔日邻居交往，甘木匠渐渐又从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逸出。起码在我，是几乎想不起他来，更想不起他那一大家子人……
我爸爸在1978年因突发脑溢血去世。1988年，在四川成都同二哥住在一起的妈妈突然查出来长了癌，是在肝部，这如同晴天霹雳。当医生把实情告诉二哥和我时，我们两个男子汉一下子都流出了眼泪，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然而妈妈接受了这个事实。她沉着、坚毅、冷静、顽强，同癌魔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我不想叙说关于我妈妈死于癌症的事情。这对于世上千千万万其他的人来说也实在算不得什么。几乎每天都有癌症患者在死去。人们已经习惯于癌，习惯于死亡。
我只想说说那一天，母亲也已经出现腹水，并开始脱发。她倚在病床上，当时病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握住母亲的手，母亲也握住我的手，我望着母亲，母亲也望着我。我不知道该跟母亲说什么才好，母亲却神志清明地对我说：“盈海！你记得甘福云吗？甘师傅的大女儿，甘福云，她去世，该有20多年了吧？我这病，就是当年她得过的。你知道她临死以前，为什么非要她爸爸把她病床，搁在一进门的地方，又为什么要她爸爸，总把那门帘子半掀着吗？从当年你住的那间屋，望过去，正好能见着她吧？其实，是她为了能常常见着你！她对你，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临到快死的时候，她就跟她爸爸坦白了——连她妈妈她都没直接说。她是趁她爸爸一个人在身边的时候，也许是那回她爸爸背着她去蟾宫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悄悄跟她爸爸说的。我想，她也没有特别深刻的意思，只是那时她已经快17岁了，以她那样的家境，她的早熟，是必然的。你也未必真那么可爱。说实话，那时候你恐怕是鸿蒙未开，浑浑的，而且有时候非常可恶，非常讨人嫌。但你想她的生活天地，只有那么样大，我们两家，正巧住对门，又同在一个月洞门里头，同享一棵马樱花树的阴凉芬芳。上小学时，你们俩又坐同桌，她的感情寄托，也只能落在你的身上……所以那时候，甘师傅就对她说你快点儿好吧！你病好了，我跟蒋大爷大妈他们说去，让那蒋盈海娶你当媳妇！甘师傅打那以后，对你就特别爱惜，心里头总认你做他的女婿。现在你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了，我把这些个事情说给你，你该不在意了……想起来，甘福云实在不幸！没等上富裕的日子到来就那么死去了，也没能享受到许许多多最平常的人生快乐，比如爱情、婚姻、生儿育女……就流萤般地湮灭了。而我，我很满足，我付出了许多，也获得了许多……我该有的全有了。而回顾一生，我也没有多少亏心、有愧的地方，我如果这就去了，也并无遗憾！……”
听了妈妈这些话，我从默默流泪，到痛哭失声。妈妈用甘福云同她作对比，回顾一生得失，如闪电霹雳，照亮了我的良知，撕裂着我的麻木，我眼前浮现出一个蓝夜叉来。我从此坚信，那确是护法的吉物，而并非狰狞的恶鬼……
四牌楼 第八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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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那条胡同，心里渐渐平静下来。
我不想打听，那甘七究竟靠什么发了那么大的财；也不想打听，他另外的兄弟姐妹，是都发了财，还是各有各的命运。我并且不想打听，甘木匠和他的妻子，是否还都健在，对于子女的发财，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反应，他们是将与甘七同住进那重金购置的小院中，还是仍固守在那月洞门中、马樱花树下的老房子里……是的，我都不想打听，因为那一切，同我实在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有一桩事是无须打听的，就是在这条胡同的35号大院里，在那个月洞门里面的小院落中，在那株巨伞般的马樱花树下，活过，并且又死去了一个名叫甘福云的女子，她临死前，默默地爱着一个绝对没有爱过她，并且不可能去爱她，甚至在今日的回想中也丝毫不爱她，今后也不可能通过臆想去爱她的，那么一个比她小一岁的男子。那个绝对不爱她，并且简直心目中没有她，甚至连真正花力气去鄙弃她欺侮她也不曾有过，无非是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地戏弄她、伤害她一下的男子，对她惟一的印象，集中起来，不过只是一个怪诞的符号：蓝夜叉。
我不想再打听什么。我曾去隆福寺——现在那里是一幢现代化的高楼，称之为“隆福大厦”。平日里就开放着六层营业大厅，各层间有电动滚梯相连，里面发售着一切最时髦的什样百货，从进口原装食品到香水发胶减肥霜，从金银首饰到卫生间用具，从真皮沙发到卡拉OK演唱机——探问过：原来寺庙里的那些文物，比如说毗卢殿里那举世无双的藻井，究竟到哪里去了？人们告诉我，所有能用来修筑地下防空设施的东西，“文革”期间都用于“深挖洞”了，算是“化废为宝”、“古为今用”吧。至于那架藻井，据说原也拟用于当做洞中撑柱的，但无论如何也拆解不开。后来又打算干脆用斧子劈碎烧砖窑用。但据说斧下只爆金星，锛得持斧人虎口几乎开裂，而那木料却坚不可摧。于是乎，有位老职工告诉我，听说是运到雍和宫里存放去了。我曾又去雍和宫里询问过，那十几年里雍和宫几易归属，现在被询问的人茫然无知。看来也并不在雍和宫中。那么究竟哪儿去了？“藻井知何处，剩有游人处。”藻井如此，其他人事又何堪探问。所以，我想就一概勿再打探吧。逝去的就让它逝去，湮灭的就让它湮灭。
我的朋友，忘却，你好！把你的筛眼，再豁达些吧。我拥抱你。
四牌楼 第九章
四牌楼 第九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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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记得十几年前在南郊的一幕：装载活羊的闷罐小车沿着专用铁路驶拢了那个肉联厂的专用车站，车停后很快有人拉开了一扇扇铁门。于是，一群群懵然无知的羊群便自动拥出车厢。在另外一些人的轰赶下顺着一条铁栅栏住的通道奔向一个宽大的仓库——它们在那里顶多只待上一夜，然后便被送去顺序加以宰杀。
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文笔优美的作家叫阿城，曾写过一篇传诵一时的散文，讲在城北德胜门外看到从口外一路轰赶来也是供人宰杀的羊群，当想到那些羊竟然是自己把一身肉从几百里外不劳人类耗费运输工具而迢迢地运至屠场，不禁悲从中来，怆然深思。
但他十几年前目睹到那些羊群时，却全然没有悲怆的联想。他的阿姐、姐夫屈晋勇、侄儿屈嘹和侄女蒋飒，也一定没有。他们看到那景象甚至于非常快活。
城北的那些“走羊”也许会被分散地用老式方法非常残忍地被宰杀掉，城南的这些“车羊”却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吊起来按顺序先被电击失去知觉，然后才被“科学地”、非常“羊道”地肢解……他随阿姐和勇哥参观那肉联厂的屠宰车间时很为新时代的技术进步而自豪。
他们高兴，究其实，当然还并不是为了肉羊的丰收或屠宰技术的进步，而是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中连续数年、充满奔波与不安的生活之后，阿姐一家终于又回到了北京。
在部队那个文工团里，鞠琴、常延茂两口子，还有屈晋勇，原是很本分的成员。但在令人难以把握又难以逃避的政治风浪中，他们在所谓“五·一三”事件中，都站错了队。所谓“五·一三”事件，就是1967年5月13日，军队中的一部分文工团成员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萧华将军作词的《长征组歌》大型演唱会，而另一部分文工团成员在据说是萧华将军本人的暗示或至少是默许下去冲击了演出现场，不让他们演成，双方结果酿成了武斗。那一场部队文艺团体内部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很快由当时的林彪副主席和江青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做出了裁决，他们判定演出的一方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击演出的一方为被“一小撮坏人”操纵的犯错误者。这样，不久后鞠琴一家和勇哥一家便相继被文工团下放，鞠琴一家去了江西，鞠琴和常延茂都分配在南昌一个部队机关的宣传部当干事，勇哥被一家伙下放到了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倒是给了他一个兵团文艺宣传队副队长的职务，阿姐便在兵团下属的一个技术学校里教书。阿姐不能适应海南岛的生活，心理上总不能跟离开大陆的四面环海的岛地认同，便一再要求勇哥想办法调离海南岛，回到大陆上去——哪儿都行，只要别一躺下睡觉便总感觉屋子外头四面都是茫茫海水……后来想方设法托关系，总算调到了湛江，又转到肇庆。在肇庆时，他们万没想到林彪自己构成了一个“九·一三”事件，林仓皇出逃，同老婆儿子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的那些亲信，黄永胜啦，吴法宪啦……全成了罪人。这样，当年林和其亲信所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便不香了，而萧华将军却又复出，因此当年“五·一三”事件中冲击演出的一派，其罪名也便不再成立，这样，因“五·一三”事件站错了队而被下放的文工团员们，便纷纷要求“平反”，要求返京，鞠琴一家没等“四人帮”倒台便回到了北京，“四人帮”一倒，勇哥阿姐他们努力地争取，鞠琴常延茂鼎力相助，这样，在十几年前的那个初秋，他们终于也如愿以偿。
勇哥回到北京，是用了“复员”的方式，这样当然就不是回到文工团去重操红氍毹上的旧业，而是分到了二商局下属的肉联厂，安排为工会主席。阿姐便相应安排到二商局所属的一个食品研究所。
他记得，刚回到北京，在南郊的肉联厂里，阿姐一家暂时住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平房里，运回来的许多家具箱笼都仍然用棕绳草绳捆扎着，阿姐、勇哥和刚过10岁的飒飒合睡一张临时借来的大木床，大木床一侧刚好可以竖放一个长条柜，已经14岁的嘹嘹晚上便到那上面睡觉。余下的空间因为毕竟要居家过日子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屋子外头有个临时搭就的小厨房。因为是肉联厂，又在郊外，所以蚊蝇格外多。他记得他头一回去看望落下脚的阿姐一家时，被那屋里屋外成团舞动的苍蝇吓了一跳，阿姐每在屋外炒好一盘菜，端到屋里的小桌上，勇哥都要立即盖上一张报纸，就那样揭开报纸吃饭时，菜里还是免不了要落着几个被热油烫死的苍蝇。他面对那个情境觉得难以下咽，但阿姐一家却都吃得津津有味——不管怎么说他们吃的是北京饭了！
他记得，鞠琴约他们去看部队文工团的新演出——鞠琴和常延茂也没回到部队文工团，而是到了一个地方的文工团，鞠琴参与组建合唱队，常延茂作行政工作，但鞠琴同原文工团联系很密切，所以手里常有大把原文工团演出的入场券——演出的地点不是别处，仍是那北京展览馆剧场，而演出的节目也并非什么新的创作，仍是那萧华的《长征组歌》。他注意到，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连平日最不把内心活动反映到脸上的常延茂，以及似乎泪腺里从无泪水的勇哥，脸上竟然也明白地写出了沧桑之叹，眼眶里竟然也亮起了晶莹之物，阿姐也在唏嘘，最能以乐乐呵呵化解一切的鞠琴也眯着眼睛陷入了必定是沉重的思绪……是呀，将近10年的下放，始于斯，终于斯，绕了一圈，还是这个“组歌”，人生怎么如此奇诡？
四牌楼 第九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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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刚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阿姐，即便暂时落脚在那么个地方，仍是心情大畅的。
阿姐甚至认为跑到肉联厂最南端的内部车站，看火车御羊，也是一大快乐。他记得，几乎他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