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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立身篇-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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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干部薛志良坐在王书记对面的椅子上,眼睛瞅着写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手册,汇报完县上关于招工工作的详尽安排后,抬起头来,看见坐在床铺与办公桌成直角交叉地方的王书记,右手手掌托着腮帮,胳膊肘撑在桌子角上,睡着了。
  唔!他大概没听进去几句。老薛轻轻叹口气,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此走掉呢,不好;不走吧,又不好意思叫醒他的领导者。为难的当儿,他却无聊地观察起全社一万多人口的最高领导者来:头上的带耳扇的旧棉布帽歪了,身上的衣服皱折里,藏着灰尘,两只脚上,黄泥巴糊住了手工制作的棉鞋的多半个鞋面。他睡得挺香,嘴唇噘着,失修的稀稀落落的胡须又乱又长,挨近五十的中年人的长脸上,显示着疲劳和困顿。老薛忽然同情起自己的领导人来,他整天奔跑在公社所属的二十几个大队里,十多个新老社办企业里,帮助他的下属们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夜里总是熬眼吧!老薛原谅领导者不礼貌的行为了,无可奈何地又叹一口气。
  这时候,王书记醒来了。
  “嘿呀!”王书记抱歉地笑笑,眼白里罩着一层粉红色丝膜。
  老薛也笑笑,表示谅解。
  王书记站起身,扯下毛巾,在洗脸盆里蘸上水,狠劲擦拭着脸,一边问:“主要精神是啥?用三、五句话说。”
  薛志良沉吟一下,企图把本本上记了六七页的记录,高度概括出来,他说:“县上要求,这次招工,所分配的名额,全部下到队里,公社不许半路拦截扣留一个名额,就是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走后门。粉碎‘四人帮’了……”
  “嗯!”王书记点一下头,又问,“给咱分了多少名额?”
  “四十。”薛志良回答,“知青二十五,农青十五。”
  “县上具体怎样安排?”王书记问。
  “先用一周时间宣传,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第二周把名额下到大队,定下人选报回公社;第三周政审、体检;第四周报县待批。前后一月,不准拖延。”薛志良说。
  “好!”王书记说,“你给咱提一个具体方案,周一晚上开革委会例会时讨论,通过了就办。”
  薛志良点点头。
  “多年没招工了,问题肯定多!”王书记说,“工作做扎实,争取甭出问题。”
  “县上领导再三叮嘱的,也就是这意思!”薛志良说,“就怕各种‘关系’干扰……”
  “甭怕!干扰是肯定的。”王书记说,“关键是咱俩,我是这儿的一把手,你是具体办事人,矛盾肯定会集中到咱俩头上。咱俩撑硬,把杆杆儿撑端立直,事好办!”
  “我保险!”薛志良笑着保证说,满有信心地走出了王书记的房子。
   


  薛志良用一块红纸写了“招工办公室”几个字,贴在门外的砖墙上,以免来访者乱敲冒推别人的门板,影响其他同志工作。然后坐在办公桌前,摊开纸,起草方案。
  一阵汽车轮轧轧地响进院子,接着听见车门开关的嘭啪声;再接着,他的门被推开了。
  “玉生在不在?”来人穿着呢大衣,站在门口问。
  在薛志良的记忆里,人们对王玉生的习惯称呼是“王书记”。他在公社当民政干部五六年里,几乎没有听过直呼其名而连姓也不带的声音,这是大人对小孩那种既藐视又亲切的口气。
  “在!”薛志良立即站起,走出门,把来客引到王书记房门口,推开门:“王书记,有人找!”
  王书记正和办公室的秘书谈什么,转过头,辨认着来人。
  “玉生!你在这儿独霸一方!好难找哇!”来人嘻嘻哈哈说。
  王书记醒悟似地慌忙站起,迎到门口,惊喜地笑着:“啊呀!老关!想不到是你,到俺这山沟野洼里来……”
  “山里有神舍药,求者不远千里……”
  薛志良走回自己的房子来,看着小院里蛋青色的小轿车,那玩艺儿停在泥土地上,显得特别耀眼。县委和地委领导来公社检查生产和工作时,总是坐吉普。看派势,听口气,来人非同一般。
  大约一小时光景,王书记走进门来,坐在老薛对面的椅子上,皱着眉头,一脸难色,抱怨说:“难弄!事情真个难弄!”
  薛志良大约能猜摸出几成,问:“怎咧?”
  “嗨呀!你猜那是谁?咱的老上级,现在在市里当什么部长。”王书记说,“来干啥?开后门来了!”
  “噢!”薛志良证实自己猜得不错。
  老领导一来先翻老账:“我在县上那阵儿,到你们村见你头一面,你小伙儿下雪天穿着单裤,光脚片穿着烂鞋,我当时叫人给你先解决了一身棉衣,记着没?我把你提拔到县团委,头一天,你一顿吃了七个蒸馍……”他这么说话,我开不开口喀……
  “他要给谁办啥事?”薛志良问。
  “他们部里一把手的外孙女,在咱东王插队……”
  “你应承了没?”
  “老领导甩出了老面子,我……”
  “算咧!那就留下一个名额吧。”薛志良替领导解围说,“就是不好推。”
  “下不为例!”王书记下决心说,口气有点气哄哄。
  薛志良笑着,点点头。
  “看来,这件工作比所能设想到的麻烦更多!”王书记走出门后,薛志良这样想。其实,在县上昨天召开关于招工工作会议之前两个多月,早就风传着招工的消息。他是民政干部,经常被关心这件事的人们询问着,打探着。他用一句话回答任何人:“没见上级正式通知。”许多穿着各色衣服的人,做出谄媚的、讨好的、巴结的脸色,提出将来一定要帮帮忙。他也用一句话应酬:“等上级传达咧,到时候看,不违犯政策,尽量帮忙……”有什么办法?在文明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的当今中国,谁有本事和力量能扭转这股强大的进城的洪水?特别是党的传统思想被污染以后,问题更加难以正常处置了。现在看吧,上午刚把招牌一贴出门,他的房子里就涌来许多人。他索性把要起草的文件纸收拾起来,锁上门,躲到搞计划生育的女干部的房间里写,这儿是人人闻之却步的冷清衙门。
  大约还没写两页,老薛就听见有人在院子里呼喊他的名字,那声音又粗又响,叫得又紧,简直跟叫驴的嗓子一般无二。
  薛志良只好合起纸笔,走出门去,见社办砖厂厂长杨谋儿站在院子里,东张西望。此人四十多岁,墩墩个儿,光头发亮,肥眼泡下一双又大又诡的眼珠一瞅见他,就急不可待的喊说:“老薛,快快快!王书记叫你!”
  杨厂长跨步过来,一只胳膊搂住薛志良的肩膀了。看去象是亲热的举动,而实际感觉那粗壮的胳膊是在推着他快走。
  王书记旁边,坐着一位中年陌生人,从脸上的颜色看,他的营养是很好的,胖乎乎的圆头上,扣着一顶栽绒帽儿,带毛领的列宁式棉袄,脖颈衬着红蓝各半的两色围巾。
  “这是一○二信箱供销科科长老孙!”杨谋儿给老薛介绍对方。孙科长坐在椅子上未动,胖脸上略略显出一丝有限的微笑,而不象一般申求帮忙者那样过分地殷勤。杨谋儿又向对方介绍说:“这是俺公社民政科科长,老薛。”
  薛志良握着客人的手,心里挺别扭:公社分工搞民政工作的,仅仅就他一个人,从来也没有什么“科”!他今日倒被社办砖厂厂长加封为科长了!他以为杨谋儿和他开玩笑,回头瞧瞧,杨谋儿脸挺得平平儿,说谎话比说真话的神气还严肃认真。
  王书记笑着瞧一眼薛志良,侧过头擦火柴点烟抽,似乎故意把事情留给别人说。
  杨谋儿把灵活的眼睛对住老薛,说话象打机关枪:“是这么一回事。孙科长是咱公社孙家湾人,一家人住省城,老常不回来,显起人生,说近了是咱乡党。乡党见了乡党亲,孙科长经常关心咱公社,前年咱砖厂筹办时,大马达到处弄不来,孙科长给咱解决咧!这回给咱支援两部汽车,新出厂的‘延河’。要是等上级分配,一年也靠不准能拨来一部……”
  老薛听杨谋儿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过了这个村,决没第二家店了。汽车虽然是奇缺货,与民政干部的工作业务却相差甚远,把他叫来,意思是十分明白的。
  “孙科长的侄女在队里,想借这次招工的机会……王书记叫和你一块商量商量……”
  薛志良温和地笑着,看着王书记。他用随和的笑脸告诉屋子所有的人:书记看着办吧!你只要点头,我就再留下一个名额。我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五十岁的公社民政干部,难道还想靠讨好谁去求得一官半职吗?无聊!
  “咱砖厂没汽车不行喀!成天拉煤,光运费就花得挨不起!清除窑渣,把场地都堆占满咧!要是有汽车,一下送到临近村里去铺路,一举两得。老孙为解决咱的困难,把想不到的办法都想咧!用他们科上的名义先买下了。凭咱,嗨!给人家磕头叫爷也甭想……”
  老薛听着杨谋儿的话,心里厌烦!这些话,在他参加革命队伍的多少年里,是作为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排弃的。现在可好,文化革命以后,这些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杨谋儿一类人当作蜂蜜一样追逐着,而且敢于在公社党委书记面前,大言不惭地高声宣扬……
  再看看孙科长吧!稳稳儿靠在椅背上,悠悠然喷出一口口烟雾,轻轻掸掉烟头上的烟灰,一句话也不说。有人替他说话、替他着急、替他办事、替他卖脸!他有两部汽车——物质真正是基础啊!能教孙科长腰硬气壮!
  杨谋儿啰啰嗦嗦说完了,乞求的眼光瞅着王书记。薛志良也等待着书记的裁决。
  王书记磕掉旱烟灰,从桌子上拿起三张票卷儿,在空中显示似地晃了晃(那是专叫他薛志良看的),又啪地一声压在桌子上,似乎带着某种嘲讽的口气说:
  “怎样?老薛!两部汽车,换你一张招工表,这个生意,你划得来呀?”
  薛志良对于这样赤裸裸的问话,确实没有精神准备,咄咄呐呐:“你……你看……看吧!”
  “我看是划得来的!”王书记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杨谋儿释然笑着,向书记点头……
  孙科长也显出矜持的笑意……
  王书记把桌子上的票卷儿交给杨谋儿,吩咐说:“一部给你,一部给拖拉机站,不要误了起货期限!”
  “那你放心!”杨谋儿小心翼翼把票卷夹进票夹,装进提兜。
  “那个表?”孙科长说了第一句话。
  “表?”王书记瞅着薛志良。
  薛志良说:“表在县上,还没发下来。”
  “放心放心!”杨谋儿拍着孙科长的肩膀,“俺王书记说话,是公社的最高指示,你放心!”
  杨谋儿和孙科长欢欢喜喜出了门,先后钻进黑壳轿车,走了。王书记把民政干部留在自己房子,苦笑着说:
  “下不为例!”
  薛志良依然笑着点点头。
  “下不为例!坚决!”王书记重申他的决心,“我现在就走,住到山岭上的东沟大队去,任谁问,甭透露!除非上级有紧急会议,你给我打电话!你按你的计划办!”
   


  王书记下乡逃走以后,郑副书记,肖、何两位主任,也都招架不住没完没了的纠缠,相继逃走,住到某一个大队里去了。
  老薛被围困在兼着寝室的办公室里,床铺上坐着来访者,房子的空档处站着没有凳子坐的人,火炉边围着人。水喝完了,有人自动打回来,放在炉子上烧……
  从公社每个村子来的社员,年轻人、老汉、老婆和一些大小队干部,还有城里来的知识青年的家长,工农商学兵,不论职位多大,知识多高,贫富如何,都一齐向这位瘦瘦的人民公社的民政干部倾诉心里话,恭恭敬敬……
  薛志良不时点点头,表示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理由都听进去了。的确,有的家长申述的艰难,听了简直令人伤心,我们有许多人生活得并不美好!面对着一张张苦楚抽动的脸,一串一串甩出清鼻眼泪的述说者,他咬住嘴唇,不漏一丝缝儿,不承诺任何要求。他心里明白,上级分给全公社仅仅四十个名额,农业户口的男女青年全社不下两千,知青也有二三百,照顾也照顾不过来喀!
  他不能满足任何人,也不厌烦任何人啰啰嗦嗦的申述。他的脾气在公社二十多位干部中是头一个称得“待人和气”的。正是这一点,公社领导才量才使用,分配他做麻烦而又琐碎的民政工作,每年冬季,向最困难户发放有限的救济物资和钱款,检查各村对鳏寡孤独的五保户的生活安排,军人烈士家属的抚恤金,每季度一次的民用木材的批发……他的工作虽有许多可指责的尚不周密的纰漏,可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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