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讲记-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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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段描写的颜回也是抱这种气概，这种心理，看到天下不安定，很想出来作为一番。庄子站在道家的立场，借用孔子的嘴巴就训话了，孔子教育颜回的这一段话，就是教训天下所有的人。
道不欲杂
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
这个“嘻”，应该这样念：“嘻……”孔子拉长了声音幽默颜回。“若殆往而刑耳。”你去吧，你如果去一定被杀掉，不但教化不了卫灵公，而且你这条命还会送掉。
“夫道不欲杂，”这一句话很重要呀。这个“道”不是形而上的道，而是指人生的大原则。天地间不管做哪一行，做任何一种事都一样，处于人世之间作人的道理，不能乱，要精神专一，有始有终。打坐修行想得自在，想得果位的人，要一门深入，方法不要学多了。方法学多了，你没有那个智慧，不能融会贯通，一样都无成。作人做事的道理也是一样。“杂则多，”欲望多了，一个知识分子懂得多了，而不专一，博而不专；“杂则多，多则扰，”困扰了自己，也困扰了人家； “扰则忧，忧而不救。” 思想复杂了，烦恼太多了，痛苦太大了，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能够救人家吗？还能够救天下国家吗？
我们一般人，由年青到老年，都是犯了这个毛病。这是我们大家自己的经验，等到老年人的智慧成就了，已经来不及了，不但没有勇气了，连躺下来睡觉的力气也没有了，所以不能做事，青年人是很有勇气，但那个莽撞，不懂事呀，真是毫无办法。如果说有代沟，这个代沟是没有办法的。我常常有个感想，假设能把这两种结合起来，一个人能具备了年青人的勇气，老年人的智慧，那真是天下事不足为也。结果我们做不到，每个人的人生都犯了这个毛病。千万注意啊，孔子教育颜回，“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教。”这也是对大家的一个警告。
存己而后存人
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注意呀，各位青年同学，孔子这里讲的是青年人的修养哲学。先能够自救，自己先站起来，再辅助别人站起来。等于学佛的人先求自度，然后来度人。你自己度自己，救自己都救不了，怎么能够救别人？可是人年青的时候总犯一个毛病，自己还不会爬，就想去辅助别人站起来，觉得自己很高明有很多的主意。我几十年经常跟年青的同学在一起起，很怕自己老了不懂事，因为跟不上年青人就会不懂事落伍了，所以拼命跟着年青人学习。几十年的经验觉得，年青人永远跟不上我们，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把他们的长处已经学到了，他们还没有把我们的经验学走。所以年青人能够“存诸己”而站起来的，非常难。还是有这种人，那是非常特殊的，智慧、能力都非常强的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庄子笔下写出来就是：“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这个原则，不只道家有，儒家孔孟思想主张“立己而后立人”，这个立，先求自己站起来，然后辅助别人站起来；道家是“存己而后存人”；佛家呢，“先求自度，然后度他”。所以古今中外圣贤的哲学是同一个路线，没有两样的。
“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这个“未定”要特别注意，我经常同许多老年朋友或青年朋友谈了大半天，我告诉他们，你有个大问题，尽管活了几十岁，你自己的人生观没有定下来，没有人生的方向，没有确定自己活着究竟要做一个什么人，究竟要做一个什么事。很少有人一辈子确定了方向，都是跟着环境在转，这就犯了庄子所说的“所存于己者未定”的毛病。一个人对于自己人生的方向都没有确定，那是人生最悲哀的事。人生的方向，也即是人生的哲学。譬如说我要做一个睡觉的人，只要有觉睡就好了，其它什么都不管，也总算确定了一个方向。哪怕没有饭吃，睡得饿死了，也算不错嘛，因为求仁得仁嘛。那可以死后给他一个谥号，也称为“灵公”，或者称为“神公”吧。就怕连这样神经性的人生观都没有确定，跟着环境乱转，这是很悲哀的事。
譬如选择一个职业，不管哪个职业，反正为了自求生存，当皇帝也是职业，讨饭也是职业，皇帝和讨饭相去那么远，只是职业的不同，不是事业的不同。中国文化的事业是什么呢？孔子在《易经·系辞》上讲的：“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即自度度他。“举”就是你所做的工作，“措之天下之民”，使老百姓能够得到你的福利，受到你的恩惠，从而天下社会有一定的安定，这样的成就叫做事业。所以一部《二十五史》里面，虽然有许多帝王将相状元，现在我们脑子里记不住二十个，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事业在人世间。当皇帝几十年马马虎虎就过去了，也就是个职业而已。尤其古代那些太子当皇帝，我对历史上这类皇帝有个专门的名称，我叫他们“职业皇帝”。他们天生就是要当皇帝的，那没有办法，谁叫他们“七字”不好“八字”好呢。在清朝有个笑话，一个人去做县长，却字都不认识，有一次写七这个字，七字应该向右边弯，他向左边弯，站在旁边的卫兵说：“大老爷呀，七字写错了，七字向这边弯，你怎么向那边弯？”大老爷听这当兵的说他写错了，这下受不了啦，把笔一丢：“格老子，七字不好，八字好啊，你还是当兵，我还是做官。我写错了字，没有关系。”那些职业皇帝就是“八字”好，可他们在历史上没有贡献。
为什么一个人对历史没有贡献呢？即“所存于己者未定”，他的人生观没有确定。一个人的人生观确定以后，富贵贫穷都没有关系，有地位无地位，有饭吃无饭吃，有钱无钱都一样，人生自然有自我存在的价值。所以孔子告诉颜回：“所存于己者未定，”你对于自己的人生观都还没有确定，自己的学问道德修养都还不够，自己都还没有站起来，“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你哪里有空直接去暴露别人的错误啊！
德荡乎名 知出乎争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
孔子对颜回说：“且若亦知夫”，这几个字看起来毫不相关，好象古文乱七八糟，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并且你也知不知道？“且”，并且；“若”，就是你；“亦”，也；这个“夫”就是起问号的作用了。“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并且你也知不知道，道德的过份，过份的道德，就不是道德了。等于说一个杯子装水，把水装得太满了就溢出来了。所以道德有个范围，超过了这个范围，就叫“荡”得过份了。你认为自己有学问，有智慧，你聪明过头了，聪明过头就是笨，真聪明不会太过头。凭你一点点聪明就去教训人家，那你太笨了。
在上古，道德两个字是分开的，不是合用的，比如《道德经》，上篇讲道，下篇讲德，道是体，德是用。魏晋南北朝以后，到唐宋之间，才把两个字连起来，变成一个名词叫“道德”。古人所讲的德和现代人道德两个字连用，其内涵是有差别的。后世人，尤其现代人，一提道德，就和窝囊差不多。所以讲道德的人，你打我左脸，我右脸还要送过去，好象这下才合于道德。这个道德用得不好，就变成了窝囊，用得好就是最高的道德，这很难讲。古人所讲的道与德的用法，不是后世这种观念，那是非常有分寸有范围的。这个德字和得到的得字一样，为什么呢？所以说读中国古书很困难了，假如按中国古书的说法：“德者，得也。”看了半天，不要注解还好些，越注解越糊涂，怎么“德者”就是“得也”呢？这就要思考了，德就是表示好的行为的成果和作用。譬如说，有人口口声声讲仁义道德，那就得拿点仁义道德的成果出来，不然就是空话，空话没有用。用一句古诗来讲：“事到有功方是德”，一件事情做到最高处，劳苦功高有成果了就是德，所以称为功德。所以，你说我要做好人，做好人不要讲，你做出来，“事到有功方是德”，这就是道德。那么我们现在对德字就有这么一个了解了。
“德之所荡”，“荡”就是超过了，讲道德没有错，不过不要超越道德的范围。我常讲一个故事，有一位同学，夜里开计程车，看到路上有人打架出了事情，因为他又吃素又学佛，讲道德的，看到那个被打的人躺在路上好可怜，想到这个社会好乱啊，想着想着就开过去了，忽然转念一想，这不是学佛的心肠，马上就把车倒退回去，把那个被打的人弄上车，送警察局送医院。当时他这一段事情是记在日记上的，（因为我规定同学们写日记，记录自己每天做了些什么事。）我看到这一段，就拿起红笔写上：你不懂道德的做法，有毛病了。他下一段日记里果然出毛病了，被打的人的家属找到这位同学，说人是你打伤的……后来麻烦透了。所以这位同学说好事难做啊！我说这是你不懂嘛，好事不是这样做的，好事有好事的做法，尤其是今天的社会，做好事是应该，但要有智慧地去处理。“德之所荡”就是这个意思。道德也有它的标准，也有它的做法，你超过了这个范围，道德就变成了不道德，或者是非道德。不道德太严重了，非道德认不清楚究竟是道德还是不道德。不字就太肯定了，非字还有商量余地。这是个逻辑问题。
所以孔子说，并且你知不知道“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智慧太过份，太聪明，聪明过了头就是笨了。等于刚才举的例子，那位开计程车的同学，经常做好事，结果找来麻烦，给我骂了以后，做好事小心一点了。他本来做好事很热心，结果弄得烦恼生气，气得一塌糊涂。“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
“德荡乎名，”反过来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为什么不能守本份呢？受一个心理的影响，争求虚荣的知名度。为了一个名，可以不择手段去做，超过了道德的范围，这就是“德荡乎名”。读书人想立大功成大业，心理上因为有求名的心，所以超越了道德的范围，把人生行为的标准都破坏了。这种故事在历史上是太多太多了。中国人有句话：“读史书而流泪，替古人担忧。”我们有时候读史书真的读得流眼泪，替古人着争呀，古人当时不这样做就好了，可他偏要这样做。其原因呢？“德荡乎名”，因为名心的趋使。
“知出乎争，”“争”就是好胜。智慧越高，知识越高的人呀，意见越有害。我们真懂了历史，懂了人生，读了《庄子》这一段就看得很清楚，不要看读书人教育受得多，学问越高，意见越多，有时候越难办。越是知识分子，越要争名争意见，固执得很厉害。所以古人说，普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常常为欲望而吵架，欲望满足了，就不吵了，知识分子不是为欲望，欲望满足了也要吵，意见之争！为了意见的不同，而彼此间不得了。用现代的说法就是：知识意见的战争比什么都可怕。历史上历代的“党祸”，看了令人伤心呀，统统犯了“德荡乎名，知出乎争”这几个字的毛病。这里面就牵涉到名心的问题，名心并不一定是在报上有个知名度，这个名包括了战国时期的名理之学，也就是逻辑意见和观念的差别。
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人为了求名，不择手段去做，为名所困。人类自己的知识技巧，成了斗争的工具。所以为了榜上有名，不是为了真正的学问去读书，这就是争斗心理的开始。我们看到，历史上真有学问的人，不是为了考功名出来的，他为了自己读书，为了自己求道，所以他成就了，名留千古。从唐朝以后考试制度流行了，明朝清朝的七八百年间，一般人读书人只晓得八股文章，已经不晓得真正的学问，所以到了清朝末年，有个真实的事情，有个考取功名的举人，突然有一天问朋友：“孔子当年是哪一科的举人？”还有一个人，已经考取了举人，跑到同年家去，（过去同一年考取功名的叫同年，不叫同学）同年的书桌上摆了一部《史记》，他就问：“这个《史记》，我没看过呀，是司马迁著的吗？司马迁是哪一科的进士呀？”所以这种学问知识呀：“知出乎争”。
所以庄子借孔子的嘴说：“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这是人生的名言。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数千年来每个朝代，在皇帝面前党派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