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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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起身时，石头没有磕破我的皮肉，小房子的裂片却从怀中掉了出来。啊！小房子保护了我，牺牲了自己。无限惋惜，变成泪水。小房子、小房子，我的梦啊，你怎么碎了？我将小房子的裂片检起，带回家，用糨子、纸片将它们补缀起来。它虽然碎了，却是我心中理想的家，是我的梦，是我跳班考上高小，心情愉快而做的一个天真幼稚的美梦。

　　　　唉！没想到的是小房子的遭遇竟预示了我未来的命运。

　　　　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一直在追求着各种各样的美梦。然而总是梦生、梦灭，美梦、恶梦，循环往复。

　　　　从何说起？就从我生命最颠倒、最昏暗的一页开始吧！

　　　　第二章大房子坍塌

　　　　一、我的大房子塌了

　　　　“人生初开的花多甜，它结出的果子太苦”（哈代）

　　　　一只温柔洁白的小绵羊，正在广阔的草原上蹦蹦跳跳，享受生命的欢乐。哪知一个暴雷猛然在它头顶炸开，将它打倒在地，它喘着气、它挣扎着。

　　　　1958年6月1日，26岁的我和32岁的丈夫查汝强、到东单街道办事处去办理离婚的手续。亲手拆散我付出极大代价精心营造的家——“我的大房子”。美梦变成了恶梦。

　　　　这天街旁的绒树树冠的朵朵红丝花，依旧秀丽，但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我们默默无言一前一后地走着。八年前，此时节俩人是情话绵绵，现在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进了东单办事处婚姻登记处，一位30多岁的女办事员接待我们。她留着短发，中高个，兰色的干部服，显得朴实、和善。她问清了我们的来意后，用探索的眼光说道：“我看你们很般配，又都是市委宣传部的干部，为什么要离婚？”空气凝固了几秒钟，查汝强开口了：“因为她是右派！”这简单的一句话像是批斗会上一片“打倒右派分子”的声浪，向我冲击而来；又好象当头被打了一闷棍。我一阵晕眩，眼泪随即涌上眼眶，我忍住不让它掉下来，低下头，静了静心。女办事员用手轻轻地触动一下我的臂膀说：“你过来一下！”我站起身随她到办公室的另一端，她对我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为你协调。”我说：“谢谢您，不用了。”她说：“你再考虑一下，你们还有孩子。”我说：“既然他已绝情，没必要挽回了，至于孩子”我的喉头哽咽了。

　　　　孩子，我可怜的小强、小鸿，从此你们没有完整的家了，但这不是妈妈的过错，即使妈妈委曲求全，这个家也是难以维持。妈妈被打成右派，被社会抛弃，你们的爸爸为了自己的前程，他已铁了心要拆散咱们的家了。思想至此，我抬起头正视着女办事员说：“我会给孩子们更多的爱，孩子是可怜的，但夫妻间强扭的瓜也是不甜的。”来办事处之前，支部书记老甄也曾经对我说：“如果你不同意，支部就不批准老查提出的离婚要求。”仍然出于以上的思考，我向支书表示我同意离婚，我不愿意成为人家的包袱。但我万万没想到老查会在办事处提出的离婚理由是：“因为她是右派！”。虽然这是真话，他完全可以说：“性格不合”吗？何必在我的伤口上又撒下一把盐。

　　　　女办事员只能以无可奈何的表情给我们签发了离婚证书。彼时政策并没有明文规定或暗示对右派配偶必须离婚，所以女办事员和支部书记才会徵求我的意见。其实查汝强他当时思想里认为我只是世界观的问题。在婚姻上他也是犹疑的，曾问过我：“离了婚，你和孩子怎么生活？”不愿示弱的我回答：“有什么不能过的？”他心里明白我并非真正的敌人，但他改变不了风向，改变不了“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的指示。改变不了遵循指示每个单位总得打几个右派的结果，他看我是被打定了的，他禁不住社会的压力，他要考虑他个人的前途，他不愿有个“右派”妻子；何况有新的港湾在向他召唤，所以他在婚姻登记处，出语尖利、不留余地。1958年5月28日支部白天通知我定案结果，当晚他向我提出离婚，6月1日去的街道办事处。

　　　　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查汝强遭遇批判，不停的检讨和劳动也折磨了他许多年。

　　　　听宣传部老友余梓林说，他与查汝强1959年同在房山周口店南韩继村劳动时，组长王某派老查赶大车，这一下难坏了查汝强这位白面书生，他不知怎么吆喝拉车的驴骡，它们听不懂他的话，就是不走，急得他双眉拧起了疙瘩，，老余发现后，告诉他对骡马的语言：“‘走’是‘驾’，‘吁’是‘停’，再加以鞭子的方向性的动作。”

　　　　查汝强当时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兼马列主义讲师团团长。王组长是讲师团的成员，在这次运动中整人甚狠，可谓“二号借风者”因为王“革命觉悟高”，是一名飞扬跋扈的“借风者”，此刻他被派为领导下放干部的组长。他可以飞扬跋扈地呵斥和查汝强了。尽管老查每天赶车已累得筋疲力尽，到晚上班会上，王某依然要对老查找茬批判，要老查做思想检查。

　　　　文革后期老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自然辨证法研究室主任，随着改革开放的来临，他的才智又得到发挥，写文著述；出国几次访问和讲学。可惜仅仅舒坦了十个春秋，1990年他就去世，年仅64岁。

　　　　九十年代初，宣传部老同志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开始年年聚会，我与老查也像老朋友一样见面、点头、问好。1988年聚会午餐时，他还特地坐在我身边，问我：“生活得好吗？”我当然如下回答：“很好！”此时我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的活动，同时为《曹雪芹》电视剧的拍摄筹集经费。他微笑地对我说：“能不能帮我拉点赞助？”“干什么？”“我还想出国讲学。”我说：“不好办。”为剧组拉赞助名义大，才能得到支持。当时我觉得他怎么还是那么不懂世事？是书生气，还是太不了解我，我从来不为个人私利奋斗，不为自己，也不为别的个人。另外他不觉得我们的距离早已遥远了吗？难道在他心里没有这个距离？

　　　　从办事处出来，我只身回到我的办公室而没有回到和老查同住的东交民巷市委宿舍，那曾经是我营造的甜蜜的“家”；现在它只是一个空壳，这里再没有孩子们的笑声，再没有夜半的切切私语。坍塌了，坍塌了，我的大房子。

　　　　这天是星期日，办公室静悄悄，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我栽种的那盆五颜六色的“死不了”，阳光照得它生气盎然，蓬蓬勃勃，难怪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太阳花”。我抹去眼泪，凝视着心爱的小花，我应该学你，哪怕只有一点阳光，就可以呈现艳丽，虽然现在我头上笼罩着沉重的阴霾，心中却幻想着太阳早点出来，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不是一再让我早日认“罪”，早日摘帽，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吗？年轻天真的我相信这就是党的政策，美梦又悄悄在心中升起：“‘死不了’啊！我一定要像你那样，努力去追寻阳光，蓬勃、灿烂地活着，成长着，献给人们一份愉悦。”

　　　　当我站在窗前，又做梦时，哪里会知道我后来虽然熬到了摘帽，但仍然被周围的人称为“摘帽右派”，“另类”对待。当年杨述部长是出于好心劝我不要再对抗，争取早日重回人民队伍；同时怕我继续对抗而被加重处分。他当然也不可能知道后事会如何发展。

　　　　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耳机。一个娇嫩、清脆、甜美的声音跳入耳中：“妈妈！今天是红日历（星期日），你怎么还不回来？”我说：“哦！小鸿（建一小名）宝贝，妈妈今天要加班。”鸿儿说：“今天是儿童节，您加完班，和爸爸早点回来！外婆一早就到幼儿园接我和哥哥回家了。”我说：“好！乖孩子。”

　　　　中午，我想查汝强此刻不会在宿舍里，至少是吃午饭去了。于是我走到宿舍，开门拿走了我的衣服、日记本和抽屉里800元的一半。没想到的是：过了个把月，查汝强竟然打电话对我说：“抽屉里的钱，你怎么拿走了一半？”我反问道：“怎么？”他说：“我的收入比你多呀！你拿一半不合适吧！”我回答：“夫妻财产是共同的，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他底气不足地说：“哦，哦，那就算了吧！”挂上了电话。我真觉得他太小气了。为了保护孩子的利益，我给大儿子小强买了新毛衣和一床新被，并直接和部里财务处的同志说好，从老查的工资中扣除这笔钱，老查对此当然不满。管他呢？反正以后不会再和他打交道了。

　　　　当天我回到西单成方街35号母亲家，（后来此地为新建的长话大楼征用）。母亲和孩子们热情地迎接我，母亲在饭桌上已摆上了栗子红烧肉、芥末白菜墩等各种诱人的菜肴。孩子追问：“爸爸为什么没来？”我只好随便找个理由骗了他们。

　　　　入夜，看着两个宝宝甜甜地睡了，我写了简短的日记：“6月1日在这个日子里，我和汝强伤害了孩子，我们离婚了。小强由他抚育，小鸿（建一）归我抚养。可怜的小强，你要离开亲爱的妈妈和小鸿了。我可怜的孩子啊！你对妈妈是那样的依恋，惟恐失去妈妈的爱啊！”25年后，我重读此日记，在页后的空白处又补记了几句：“1983年9月5日，二十五年过去后，重看上面这段日记，虽然只是短短的几个字，也让我心酸，这是永远不能愈合的的伤痕啊！”1999年，四十一年后，偶然看到强儿给他女儿的信，更感受到他心灵创伤的深刻。他信上写了这样几句话：“慧儿：自我幼时父母离婚后，就感到哪儿都不是我的家，直到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我才有家的感觉。”

　　　　现在回想当年在孩子问题的处理上简单化了。我为什么不把两个孩子都留在我身边呢？当时我被下放劳改，孩子也只能委托母亲和姨妈照料，为减轻老人的负担，我就把强儿交给了他爸爸。事实上过了不久，在我通过组织扣了查汝强一点工资为强儿买毛衣，查不高兴后，我曾托部里同事老查清华的同学储传亨与查商量：强儿仍由我抚养，他没有同意，从此每到我休息日，我像过去一样将强儿接回外婆家与我和他弟弟叙天伦之乐。寒暑假也接强儿来外婆家住。强儿初中三年级去内蒙插队后，我也尽力照顾他，让他弟弟去看他并带去收音机和他准备在当地购房之部分用款以及外婆亲手做的剁辣椒等，但这些仍抚平不了他心灵的伤痕。

　　　　家庭破裂，对子女的伤害，其实我是深有体会的，要不是那场意外的反右风暴，何以至此。

　　　　二、初尝“黄连”的孤儿

　　　　我五岁，父母离异。两代孤儿苦，各有不幸。

　　　　1931年到1945年，中国大地上蔓延着抗日的战火，接着内战的硝烟又弥漫全国直到1949年。我是在这些战火硝烟中挣扎着、逃亡着、成长着；我的家也不断地迁徙和变化。

　　　　1936年的夏季，我五岁，妈妈在长沙教育厅工作时，请假带着我和姐姐去探望在上海铁路上做事的爸爸。上海街道两旁，高楼林立，绿树飘逸，夹竹桃与卖花姑娘手里的玫瑰争红斗艳。我沐浴着暖风，浏览着美丽的景色。叫卖水果的声音诱惑着使我放慢脚步。可妈妈牵着我的手一步不停地紧赶着走，我喊：“阿爸！”（母亲性格刚强，自认不亚于男人，不让我们喊她妈妈而是呼她为“阿爸”，因此我们喊父亲则为：“爷爷”——音yaya湖南人有如此叫法的），可妈妈仿佛没听见，没理我，我抬头看着妈妈，只见她双眼无神、脸皮蜡黄、嘴角下垂，我不敢再开口了，把视线从水果摊上移开，一面紧跟着妈妈的脚步，一面仰头看看街两旁的大树。树上传来了蝉鸣，真好听，像爸爸吹口哨。好象爸爸在叫我的小名：“小毛，来！咱们划拳，赢菱角。”不由得，我脚底下开始小跑起来。“跑什么？不是慢腾腾，就是疯跑。”妈妈一边呵斥，一边拽紧我的手。我辩解道：“我想快点见到爷爷。”妈妈没有吭声，反而放慢了脚步，一脸颓丧的表情。姐姐一言不发、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终于到了，这是上海一家小旅社，不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家。踩着嘎吱嘎吱的木楼梯，我们上了三楼，楼道里有许多房门。妈妈推开一扇房门，只见爸爸坐在一张靠椅上，右手放在一张只有一把暖壶和几个杯子的小桌上，手指轻轻地敲打桌面。我还以为爸爸一定会像以往一样跑过来抱我，可没有。爸爸的脸像妈妈一样，阴沉沉的。爸爸也没有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拉着妈妈的手，或是用臂挽着妈妈的肩。只是指了指桌旁的一张旧铜床让妈妈坐下。我也不敢凑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