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两极-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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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发电站，就像六颗熠熠放光的钻石，镶嵌在　
　　猫跳河谷的一个又一个隘口上。变水患为水利，造福于河谷两岸的各族百姓。　
　　路长谷深，鸟道盘旋，在几座电站工作的职工们，常年生活于山高水远的河岸边，远离城镇，远离现代文明相对集中的都市，不免有寂寞、冷落之感，但他们“身在山沟，胸怀世界”，安心在深山老沟里把光明源源不断输送出去。　
　　令人喜悦的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电站已实行自动化管理，原来每座电站需要一百来个职工，自动化后，一百多职工悉数住回省城、近郊，每月只需要二三十名职工轮流值班，就能把整座电站管理得井然有序。更让人高兴的是，去年我重返猫跳河，职工们充满自豪地对我说，猫跳河梯级电站的遥控管理，已经实验成功。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偏远的电站完全可以实现科学的全封闭遥控操作，再不需要人呆在那山也遥远、水也遥远、道路也是十分遥远的电站上值班了。哦，猫跳河，目睹你半个世纪的巨变，远方的我愿意衷心地为你唱一支祝福的歌。　
　　（2001年3月）　　　
　　写作《蹉跎岁月》的日子（1）　　　
　　十·一将临，50周年国庆前夕，《新中国舞台影视艺术精品选》系列光盘推出，电视剧栏目中，有《蹉跎岁月》。今年春天，广东旅游出版社汇编出版了《叶辛知青作品总集》七卷本，其中第三卷，亦选入了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印了一万套。　
　　二十年来，《蹉跎岁月》几乎年年都在重印，我手头保留的版本，就有七八种之多。至于印过的次数，我都记不清了。　
　　看着新印出的版本，我情不自禁会回想起当年写作《蹉跎岁月》这本书时的情形。　
　　记得那是1979年的夏天，我栖居在山高谷深，偏远蛮荒的猫跳河畔轿子山脚下。是7月24日罢，继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之后，我又完成了另一部小说《风凛冽》。连天连天的伏案写作，实在很累了，我决定要休息几天。　
　　屈指算一算，我一共可以休息七天。也就是说休息到7月底。从8月1日开始，我要投入另一部小说的创作，这部小说就是《蹉跎岁月》。　
　　其实那些年里，我的身份还是知识青年，住在偏僻闭塞的山岭中，没有任何人来管我。没人管工资，没人管粮票，也没人管我休息不休息。我想休息，尽可以一天一天休息下去。那年的元月份，我已经结婚，妻子在猫跳河谷的水电站上班，有一份工资，日子是能应付过去的。况且她已怀上了我未来的孩子，身旁需要一个人照顾。我尽可以每天在山岭间的石头房子里煮饭、烧菜，让她营养营养，吃得好一点。　
　　可我不能那么做。我要写，多少年了，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重新开笔写一部新的书，一定得选一号那天动手。　
　　8月1日开始写《蹉跎岁月》，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余下来的五天里，我尽情地放松，尽情地做一切与写作毫不相干的事，甚至尽情地玩。我去中寨赶了一次场，买了鸡，买了很多蛋；我到猫跳河畔的六个村寨上都去走了走，看寨子里的风土人情，看山路弯弯通向白云深处的人家；我还爬上了高高的轿子山顶，在高处又喊又唱地吼了半天，我以为整个山谷里的人都听见了我的嗓门，下山来一问，人们说根本没听到我在叫些什么。　
　　8月1日，正是夏天里最热的季节。但是在贵州的猫跳河畔，气候却是极为凉爽的。　
　　吃过早饭，妻子照例到厂房去上班。我则在三屉桌上摊开稿子，写作《蹉跎岁月》的第一章。　
　　这第一章的内容早就烂熟在我的胸中了。在其他谈及创作的文章里，我写过《蹉跎岁月》第一章是怎么得来的过程。总而言之，除了午餐时休息半个小时，到了下午的三点多钟，第一章就写完了。　
　　稿子顺，人的情绪就出奇地好。我还在旁边的本子上，把第二章开头的情绪和节奏写下了几句提示自己的话。　
　　时间还早，我为晚餐做了精心的准备。那年头，肉还是定量的，不过鸡蛋和鸡，在墟场上可以随时买到，况且十分便宜。一只童子鸡，一斤半左右的，只要一块钱。　
　　晚餐后，我们照例端上两把椅子，坐到平顶的石头房子上去，一边和人聊天，一边看着暮霭逐渐低垂下来，河谷深处的雾气，渐渐地弥散开来，连绵无尽的小山峦，终于笼罩在夜幕中，高原上的夜，是寂静而又深沉的。　
　　不用说，夜间睡得很好。　
　　第二天一大早，水电站工地上的扩音喇叭，把我们唤醒了。　
　　于是，新的一天又在水电站工地和水电站上同时开始。　
　　妻子还是准时去上班，我照例在那张油漆斑驳的三屉桌上摊开稿纸，写作《蹉跎岁月》的第二章。这一天仍然写得很顺。　
　　天天如此，日子由夏入秋，三屉桌面上完成的稿子一天一天地厚起来。　
　　入秋以后，在贵州的山里，雨雾天越来越多，晴朗的日子真是难得一见了。　
　　我们居住的石头房子泛了潮，屋里屋外都是潮乎乎的，站在屋顶上，眺望看熟了的整日里被蒙纱雾笼罩着的山野，情不自禁会有一种沉闷感。　
　　电站上一位老医生，姓周，正是他的一句话，使我找准了《蹉跎岁月》的开头。他读完了我的前一部小说稿《风凛冽》，对我说：“稿子是很好看。不过，我担心，你这稿子不能出版。”　
　　一瓢冰水浇在我的头上。　
　　我拿已写完的《风凛冽》给他看，一是对他甚为信任；二是他身为长者，会给我提出中肯的意见；第三呢，我暗暗地还巴望着，他会夸我几句。那一年，虽然我已出版了《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和《岩鹰》（和别人合作）三本书，由《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火娃》业已上映，但是对于我来说，在创作上太需要突破了。哪晓得周医生看完稿子，会对我这么说。　
　　为此我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时值初秋，天天有雨，是贵州山乡里绵绵无尽的霏霏细雨。我照样一天一天往下写着，写得辛劳却也顺畅，每天要写完一章，时常都得写到夜半三更。怕影响妻子，我在台灯罩子上常常要遮两层报纸。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收到了《收获》杂志的一封短信，信上通知我，去年秋冬时节，我送到即将复刊的《收获》杂志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已定于刊发于1979年的第五、第六期。　　　
　　写作《蹉跎岁月》的日子（2）　　　
　　哦，这对于我无疑是一个喜讯。对于陷入创作困顿与迷惑中的我无疑是最大的激励。我写作《蹉跎岁月》的信心更足了，笔势也大胆地放开了许多。　
　　到了9月底，三十万字出头的《蹉跎岁月》写完了。这样，我的抽屉里已经放着两部长篇小说稿：《风凛冽》和《蹉跎岁月》。那年头还没见复印机，生怕邮寄遗失，我仍旧像乡下人一样，决定把稿子亲自送到编辑部去。　
　　1979年的国庆节要到了，妻子的预产期是11月份。国庆有假期，我们决定把国庆的假日和探亲假、产假合在一起，回上海去。　
　　出于对《收获》的信任，我把《蹉跎岁月》交给了他们。　
　　同时，《风凛冽》给了重庆的《红岩》杂志。　
　　第二年，1980年，《风凛冽》发表于《红岩》的第三、第四期；《蹉跎岁月》发表于《收获》的第五、第六期。　
　　也是在那年冬天，我的孩子叶田出生。在他逐渐逐渐长大的日子里，我时常对他讲插队落户的岁月，讲贵州多雾多雨的山乡，讲山寨上的农民，讲写作《蹉跎岁月》的默默耕耘、潜心创作的日子。　
　　值此建国50周年的喜庆日子，叶田恰好步入大学，我把这段往事写在这里，对于他和今天的文学青年们，也许不会是无益的罢。　
　　（1999年9月）　　　
　　二十年的蹉跎村（1）　　　
　　云南电视台约我去昆明，做一个“人生”节目。他们看到我的一本小书《半世人生》，觉得我的半辈子，多多少少和云南有一点关系，要我就这点关系谈一谈。　
　　节目间隙，有半天空闲时间，旁边一位小伙子建议，去蹉跎村看一看吧，我们带一只机子，顺便拍一些镜头，也好穿插在谈话节目中用一用。　
　　阿拉蹉跎村，就在昆明去石林的大路边上，不堵车的话，二十分钟就到了，很近的。二十年前的1982年春天，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在云南拍摄，插队知识青年在湖边寨的戏，主要选了两个景点，一个在澄江、江川、华宁三县交界之处的抚仙湖畔，那主要是取的湖景；另一个就是阿拉彝族乡，简称阿拉乡的。　
　　由于这里树木葱茏，一条河流绕村而过，河岸上架起一座高高的石拱桥，风光十分秀丽，和我插队的贵州山乡里的村寨十分相像。还有一个具体的原因，使得剧组下决心在这里拍了一个来月的戏：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可要在省城昆明近郊，找到一处像我插队在贵州偏僻山乡里的泥墙茅草屋，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而在阿拉乡的小村林子与河流之间，恰恰找到了独门独户的一幢泥墙茅草屋，茅草发灰发黑了，泥墙龟裂了，和当年我下乡时的知青屋相像极了。一问，这幢泥墙茅草屋早已废弃不用了。原来，它是阿拉乡的牛圈，土地联产承包以后，集体的耕牛也已分归各户喂养，牛圈用不上了。所以它连门也没有！更令人惊喜的是，与阿拉乡的村干部一联系，他们说，只要二百元，这幢牛圈就能尽剧组使用，需要用多久就用多久。于是乎，剧组当即付了二百元，然后根据我的意见，在屋顶上请农民工加盖了一些茅草，最主要的是，又花几十元请当地彝族农民编了一扇竹笆门，在门上敷满牛屎，权作知青屋的门。这么一改造，简直就同我插队时的知青屋没甚两样了。这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蹉跎岁月》中知青们在知青点上的戏，在村寨上的戏，在寨子附近树林子、小河边、拱桥上的戏，全部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成本低不说，还真正起到了情景交融、形象生动逼真的效果。饰演杜见春的肖雄当时就对我说过：不知为什么，一走在山道上，从石桥上那么大步走下来，我就会找到你们下乡时的感觉。　
　　好事多磨。磨到1982年的秋天，是十月，《蹉跎岁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遂而这部电视连续剧逐渐又在各个省台重播。二十年前，好多省台自己还没开始制作电视剧，于是他们不断地重播比较优秀的剧目。据我所知，我生活的贵州电视台和云南电视台，就不止一次地重播过《蹉跎岁月》。对于贵州来说，我是省里的作家，这个剧是我写的，他们播的次数就多一点。而对于云南来说，则完全因为这个剧是在云南拍的，云南的观众看了自有一番亲切感。　
　　从《蹉跎岁月》开始播出，昆明城里就有一些人，自发地找到拍摄地阿拉乡去玩，去实地看一看。一传十、十传百，昆明人都晓得了。阿拉彝族乡里，还有这么个漂亮的小村寨。　
　　到了1984年，阿拉乡干脆打出“蹉跎村”的牌子，吸引城里的游客来玩耍。村里的彝族老乡，准备一点茶水、饮料、瓜子、花生，搭起简陋的棚子。而城里来的游客，则把塑料布铺在桥头河边，把吃的、喝的放在塑料布上，他们在河边散步，到村寨上游逛，特别是小树林里，时常传来他们的欢声笑语。　
　　1989年，我在北京学习，同班几个云南来的学员，都告诉我，“蹉跎村”成了昆明人自发去的最为踊跃的一个小小旅游点。去得最多的，是一对对青年男女，他们时常双双骑着自行车，一呆就是一整天。　
　　1994年，一个下海经商积累了点资本的老知青肖培荣，也看中了这块地方。他投资四百万元，沿着小河边的荒坡，修建了一排二层楼的乡间别墅，别墅里的客房一律装修成宾馆式样，还有餐厅。小河上架起了桥，河畔小路铺设了石子。穿过别墅区，沿着弯弯拐拐的小路，就能走进郁郁葱葱的树林子。　
　　别墅区正式对外打出了“蹉跎岁月度假村”的牌子。　
　　千万别以为配备了现代化设施，就是蹉跎村的特色了。　
　　蹉跎度假村主要的特色，在于别墅区旁边，还建起了一座知青纪念馆。纪念馆门口书着两行红字对联。纪念馆橱窗内的陈设，全是当年的知识青年捐献的实物：有上山下乡通知书，有和通知书一起发的乘车证，有红袖章，毛主席像，还有当年知青们用的搪瓷碗、筷子、军用水壶、草帽，有插队落户时的劳动工具，锄头、镰刀、扁担、水桶、竹篾箩筐，和一盏盏知青们自制的小油灯。当然少不了很多陈旧的黑白照片，学习过的毛泽东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