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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节

苏轼集-纯文本无空格版-第8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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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故无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岂独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时哉!所以诛群饮者,意其非独群饮而已。如今之法所谓夜聚晓散者,使后世不知其详,而徒闻其语,则凡夜相过者,皆执而杀之,可乎?夫人相与饮酒而辄杀之,虽桀纣之暴,不至于此。而谓周公行之欤?

圣策曰:“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救之之术,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后”。臣请论其本与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择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于知人。则所施之宜,当先观大臣之知人与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无知人之明,则循规矩,蹈绳墨,以求寡过。二者皆审于自知,而安于才分者也。道可以讲习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学,必出于天资。如萧何之识韩信,此岂有法而可传者哉!以诸葛孔明之贤,而知人之明,则其所短,是以失之于马谡。而孔明亦审于自知,是以终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无大小,一付之于法,人无贤不肖,一付之于公议。事已效而后行,人已试而后用,终不求非常之功者,诚以当时大臣不足以与于知人之明也。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房之称刘秩,关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为笑矣。陛下观今之大臣,为知人欤?为不知人欤?乃者擢用众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结审固而后敢用,盖以为其人可与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猬毛而起。陛下以此验之,其不知人也亦审矣。幸今天下无事,异同之论,不过渎乱圣听而已。若边隅有警,盗贼窃发,俯仰成败,呼吸变动,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临事解体,不可复知,则无乃误社稷欤?华佗不世出,天下未尝废医。萧何不世出,天下未尝废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请待知人之佐。若犹未也,则亦诏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圣策曰“生民以来,称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诗书所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臣以为此不可胜言也。其施设之方,各随其时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众,舍己从人。”又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诗书所称,大略如此。未尝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坚用王猛,而樊世、仇腾、席宝不悦。魏郑公劝太宗以仁义,而封伦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违众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谓贤明忠智者,岂非意在于此等欤?臣愿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岂尝设官而牟利,魏郑公岂尝贷钱而取息欤?且其不悦者,不过数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驾矣。《诗》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上对。





●卷四十六
◎策略五首
《策略一》

臣闻天下治乱,皆有常势。是以天下虽乱,而圣人以为无难者,其应之有术也。水旱盗贼,人民流离,是安之而已也。乱臣割据,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权臣zhuanzhi,擅作威福,是诛之而已也。四夷交侵,边鄙不宁,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数者,其于害民蠹国,为不浅矣。然其所以为害者有状,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也。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亡之祸,而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zhuanzhi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皇皇,常有外忧。此臣所以大惑也。

今夫医之治病,切脉观色,听其声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热也”,或曰“此寒热之相搏也”,及其他,无不可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乐,问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则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测者矣。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以望而惊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已疏乎!

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赞《易》,称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观之,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也。惟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纵横颠倒无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断于中,群臣虽有伊吕稷契,无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而后论所以为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无事久矣,以天子之仁圣,其欲有所立以为子孙万世之计至切也。特以为发而不中节,则天下或受其病,当宁而太息者,几年于此矣。盖自近岁,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涤虑,以听朝廷之所为,然而数年之间,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虏之大忧未去,而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

闻之师曰:“应敌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创业之君,皆有敌国相持之忧,命将出师,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为国。故其兵可败,而其国不可动,其力可屈,而其气不可夺。今天下一家,二虏且未动也,而吾君吾相终日皇皇焉应接之不暇,亦窃为执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议,不为长久之计,而用最下之策,是以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啖二虏,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议者方将深课当时之失,而不求后日之计,亦无益矣。臣虽不肖,窃论当今之弊。

盖古之为国者,不患有所费,而患费之无名。不患费之无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岁而费千万,是千万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万之足云哉!今者二虏不折一矢,不遗一镞,走一介之使,驰数乘之传,所过骚然,居人为之不宁。大抵皆有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以观吾之所答。于是朝廷汹然,大臣会议,既而去未数月,边遽且复告至矣。由此观之,二虏之使未绝,则中国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虏之大忧未去,则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

中书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与宰相论道经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无以待天下之劳,非至静无以制天下之动。是故古之圣人,虽有大兵役、大兴作,百官奔走,各执其职,而中书之务,不至于纷纭。今者曾不得岁月之暇,则夫礼乐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时而议也?

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贩夫竖子,皆得执券以诛其所负,苟一朝发愤,倾倒廪以偿之,然后更为之计,则一簪之资,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尝读《吴越世家》,观勾践困于会稽之上,而行成于吴,凡金玉女子所以为赂者,不可胜计。既反国,而吴之百役无不从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贡献,不绝于吴府。尝窃怪其以蛮夷之国,承败亡之后,救死扶伤之馀,而赂遗费耗又不可胜计如此,然卒以灭吴,则为国之患,果不在费也。彼其内外不相忧,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种二人分国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种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吴者,种不知也。四封之内,蠡不如种,使种主之。凡四封之内所以强国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专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劳而灭吴。其所以赂遗于吴者,甚厚而有节也,是以财不匮。其所以听役于吴者,甚劳而有时也,是以本不摇。然后勾践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吴国固在其指掌中矣。

今以天下之大,而中书常有蛮夷之忧,宜其内治有不办者,故臣以为治天下不若清中书之务。中书之务清,则天下之事不足办也。今夫天下之财,举归之司农,天下之狱,举归之廷尉,天下之兵,举归之枢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纲,听其治要而责成焉耳。夫此三者,岂少于蛮夷哉?诚以为不足以累中书也。

今之所以待二虏者,失在于过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宾客之政。当周之盛时,诸侯四朝,蛮夷戎狄莫不来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让之节,牲刍委积之数而已。至于周衰,诸侯争强,而行人之职为难且重。春秋时,秦聘于晋,叔向命召行人子员。子朱曰:“朱也当御。”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晋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其后楚伍员奔吴,为吴行人以谋楚,而卒以入郢。西刘之兴,有典属国。故贾谊曰:“陛下试以臣为属国,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所令。”今若依仿行人、属国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责之,使宰相于两制之中,举其可用者,而勿夺其权;使大司农以每岁所以馈于二虏者,限其常数,而豫为之备;其馀者,朝廷不与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虏,与吾所以馆其使者,皆得以自择。而其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亦得以自答。使其议不及于朝廷,而其闲暇,则收罗天下之俊才,治其战攻守御之策,兼听博采,以周知敌国之虚实,凡事之关于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则天子与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实不亦甚简欤!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泛泛焉莫任其职,今举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虏,宜无不济者。然后得以安居静虑,求天下之大计,唯所欲为,将无不可者。

《策略三》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当其处而不相乱,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后天子得优游无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国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扰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责成,使西北不过为未诛之寇,则中国固吾之中国,而安有不可为哉。于此之时,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

请言当今之势。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当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从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从而尤其法。法之变未有已也,如此,则虽至于覆败、死亡相继而不悟,岂足怪哉。

昔者汉兴,因秦以为治,刑法峻急,礼义消亡,天下荡然,恐后世无所执守,故贾谊、董仲舒咨嗟叹息,以立法更制为事。后世见二子之论,以为圣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变改,以惑乱世主。

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国家法令凡几变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议,患天下之士,其进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为之法,曰中年而举,取旧数之半,而复明经之科。患天下之吏无功而迁,取高位而不让也,故为之法,曰当迁者有司以闻,而自陈者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实非大有益也。而议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窃以为过矣。

夫法之于人,犹五声六律之于乐也。法之不能无奸,犹五声六律之不能无淫乐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于人,苟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

夫有人而不用,与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尽其心,其失一也。古之兴王,二人而已。汤以伊尹,武王以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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