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面人生-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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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那一天恰恰是我十九岁的生日。他们说，外来人员的零星伙食费（每顿一角五
分），从来没有明帐。姜昆是炊事班长，一年来如果全贪污了，怕是笔了不起的帐。
我被送进了“监督改造队”，每天的劳动是打“条子”，备冬天的柴禾。
食堂的事不许我插手，怕我“报复投毒”。派一个排长监督我们这个队三名有
“问题的人”：一名是由于和女同志谈话过多，有“作风问题”；一名是团支部书
记“野心太大”，有要“篡夺支部领导权”问题；一名是我，有“经济”问题。这
样的日子我过了三个月。
那个时候，我觉着周围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过去幻想过的天国，早在我的头脑
中破灭了。每天清晨，我还像当炊事班长时那样比大家早起一个小时，去到野外吸
收新鲜空气，只有在这时，我才稍稍感觉到一点心灵上的宁静。
这个时候，我在炊事班养的那条狗从远处向我跑来，它把前爪搭在我的肩上，
然后用它长长的嘴巴在我的脸上磨来磨去。我想：他要是懂人事的话，大概也不会
理睬我了。因为周围的人对我全是施以“白眼”。我也不敢给家里写信，我向父母
说什么呢？但是，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提笔给团里比较了解我的副政委
写信，告诉他这儿进行着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求他上这儿来，把情况查清。
敢情“政治运动”在那时也不是神圣得不得了。副政委一个批条下来：
“调姜昆去三连”，就了事了。
三连的指导员知道我能搞文艺，他们也缺这方面的人，派一个小马车来把我接
走了。
六
1970 年探亲回家，分别两年多的伙伴们又聚在了一起。从山沟回到了北京，
什么都新鲜。尤其是伙伴们不是这个参军加入了文工团，就是那个搞了什么文艺专
业的消息，更震惊了我。我问他们：“你们说，参加部队文工团，我行吗？”他们
回答：“你比我们强多了，准行！”我又问：“什么行？”他们说：“参军！”我
说：“我出身不好！”他们说：“现在部队不那么严了，现在缺文艺人才呀！”我
心中的火又烧起来，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我要去当文艺兵。
济南军区话剧团的一个伙伴，答应在那边为我活动。我则回到北大荒，积极地
投入准备工作。
在三连我又当了班长，兵团战士委员会还选我为文艺委员，兼搞报道。
白天，我要带着全班劳动；晚上，我一个人到连队的一个小学校，点上蜡烛，
先写上两篇连队的报道，然后就搞副业——写剧本。
写什么呢？得写适合部队生活题材的呀，可是我一点部队生活都没有。
一天，报上有一条新闻“越南九号公路大捷”。我脑子一动：我不能写个越南
题材的吗？过去看过多少遍《南方来信》这本书，那里边的人物栩栩如生，印在我
的脑子里。我开始构思了：南方人民配合北方的军队，在九号公路上粉碎美国的
“天蓝”号计划，剧名就叫《在天蓝号行动计划前面》。
整整一个半月，蜡烛不知点了多少支，四万字的独幕剧写成了！我的高兴劲儿
甭提了。尽管付出了心血，但整个剧本却全是凭空杜撰，多么幼稚的“创作”！
到了1971 年，又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儿。我被评为“五好战士”，我所在的
三连宣传队，被评为全团的”优秀连队演唱组”。七连的帐目也查清了，根本没那
么回事。我的心痛快极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头脑膨胀得过分了，作出了向
“奋斗目标”最后冲刺的决定。9 月15 日，我不辞而别，来到一个小镇上，卖掉
了手表，几个要好的朋友给了我点儿全国粮票，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投考济南
军区文工团。
在济南军区文工团的排练室，我接受考试，先交了“见面礼”——剧本。
然后朗诵，独唱，吹笛子，拉手风琴，表演小品，他们考了我整整一个钟头。
从大家满意的欢笑中，我得到了安慰，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
我实在不是“幸运儿”。就在我擅自离开边疆的前两天，林彪叛国了。
这一年的征兵，军委下令全部停止。我只好回过来去啃自己种出的苦果。虽说
年轻人干的蠢事，容易得到宽恕，但今天回首往事，仍然不免脸红。这也是那个年
代的产物，是我这个有狂热追求而又鲁莽天真幼稚的青年人难免要走的弯路。我追
求艺术错了吗？不！只是我还不懂得生活，我的脚步还歪歪斜斜。
七
我回到连里，处境自然非常困难，每天默默不语，低头劳动。有的人告诉我：
“没什么了不起，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有人说：“好好干两年，你还是你。”
还有的人劝我：“姜昆，该说说，该叫唱，听不见你唱歌，我们可闷得慌。”老职
工还把我请到家里去，吃上一顿饭，劝我打起精神。可是，宣传队不让我搞了，报
道也不让我写了。我怎么办？没事就写点儿小品，记记生活的素材。一天，我把连
队一个老贫农积肥的事写了一首小诗：
屋外，黄土几筐，
屋内，烟灰迷茫；
大爷一个劲儿整炕，
大娘进门儿就嚷：
“老头子，鼓捣啥？
屋里搅成这个样！”
“炕洞铺黄土，
熏肥一筐筐。
连年夺高产，
俺要献力量！”
“嘿！俺们一起干，
家里办个化肥厂。”
大爷忙掏炕。
大娘运灰忙；
鬓角眉梢挂烟灰，
滴滴汗水地下淌。
屋内，红心精造炕洞肥，
屋外，跃进歌声嘹亮！
给大家一读，大家咂咂嘴，“有点意思”。但我当时是那样的处境，连里的黑
板报肯定不会发。灵机一动，我把它装进信封，投到《兵团战士报》社，这是我生
平的第一次投稿。没一个月，报上居然刊登了。那个时候，报纸上能登我们小山沟
里的一个作品，可不是简单的事。连里开始传开了：“嘿！
姜昆的诗，报上都登了。”“这小子还是有点‘水儿’。”我受宠若惊，一连
写了十几篇小品，全投到报社。没些日子，又陆陆续续地登了几篇。我拿着报纸，
看着自己的作品，手都颤抖了。我想，我二十刚出头，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事要我
去做，我该不懈地努力，只是要冷静地总结过去，不能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去乱撞。
大概由于我没有自暴自弃，1972 年8 月份，我被调到团宣传股的创作组，从
事创作。离开连队那天，大家摆酒席送我，烈性的“北大荒”一进肚，全身的血都
沸腾起来。但痛定思痛，对于如何做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似乎清醒了一些。
八
在连队时想上来，一上来还真怀念连队的生活。不错，几年中跌了不少的跟头，
可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磨练啊！
我在宣传股搞创作，把在连队里生活的积累一点一点地倒出来写节目，供宣传
队演出，效果还不错，于是我又写呀，写……
1973 年，我加入了共青团。
一天，我写了一个故事《小王探亲》，讲反“返城风”的事。交给宣传队，没
人演。宣传队长跟我说：“姜昆，你演吧！正好借这个机会到宣传队来，也算重操
旧业吧！”我同意了。演出引来了不少的笑声，大家特别欢迎。
一次，我随宣传队到鹤岗市去演出，我一个人竟演了一个钟头，观众还不让我
下台。演完后，一位热心的观众跟我说：“你说得真逗，跟听相声似的！”相声！
我在小的时候听过，但总是一笑就过去。那时候，电台只播马季的一段《友谊颂》，
我几次想试笔写一段，可是不得其门而入，便不敢问津了。
事也凑巧，这年的年底，有一天我正在宣传队里排练，有人告诉我：“姜昆，
兵团接来了中央广播文工团两名相声演员，今天晚上在兵团演出！”我听到这个消
息，高兴极了，马上找领导请示，要几个宣传队员一起，到兵团去看节目。因为在
山沟里，要看“中央团”的演出，多不容易啊。我们要求得迫切，领导答应得痛快，
没有一会儿，我们坐上火车，出发了。
兵团俱乐部里，观众的情绪热烈极了。台上就是两名演员，一个是郝爱民，一
个是李文华。他们两个人妙语连珠，诙谐幽默，一举手，一投足，都把观众们乐得
前仰后合。我惊呆了，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一千五百人
的座席里挤了近两千人，个个目不转睛，张大了嘴，伸着脖子洗耳恭听！我一边看
台上，一边看周围欢笑的人们。啊！我想到了，人们需要笑声，在那时的政治气氛
中，想这么笑笑哪儿容易呀，生活中也没有呀！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酣畅地笑，可
以说能忘掉一切地笑，人们能不鼓掌吗？哪儿还想得起来演员累不累呀？鼓掌，让
他们演，让我们笑！我们看完演出，离开剧场已经11 点了，可上火车要等到夜里
2 点半。伙伴们围在车站的炉子旁取暖，我则把大衣往身上一裹，偎在一个墙犄角
儿，闭上了眼。
我睡了吗？不！我在咀嚼郝爱民、李文华表演的每一句话。多有趣呀，相声！
多有魅力呀，相声！我寻找那语言排列的蹊跷，啊，……原来这么一安排，
“包袱”（相声中的笑料）就响了，人家怎么想的？！夜愈深，天愈冷，我睁开了
眼，盯住火炉里的小火苗……写相声！说相声！让人们笑！我仿佛越过那火苗，看
到我们的伙伴们在怎样开心地笑……我起身叫过了两位宣传队的伙伴：“咱们回去
就说刚才人家说的那几个小段行不行？”伙伴们惊异了：
“我们没本子！”我信心十足地说：“我回去给你们追记下来，放心，保证差
不了多少！”看他们两疑惑地点了头，我撞了他们一人一拳说：“记住，你说郝爱
民，你说李文华，李文华真逗，北京味多浓呀！……”我又在想他们的演出。那时，
我怎么也没想到李文华竟是我后来艺术生涯的合作者。
快4 点才回到团里，伙伴们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跑到我搞
创作的小草屋里，一点一点地回忆，甲怎么说，乙怎么说……没2 个小时，4 个小
段全记出来了，我把它誊在稿纸上。事后连我自己都惊奇，我那天的记忆力怎么那
么争气，居然和舞台上表演的脚本不差几句话。
就是在那几天夜里，我作了个梦，梦见我当相声演员了，而且我说话的那声音
和电台里的马季居然一模一样……
九
我为自己立下的理想，奋斗了这么久，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我总喊我
爱艺术，我爱艺术，艺术就是舞台上的蹦蹦跳跳吗？我写了不少对口词，朗诵诗，
小剧，歌曲，写这些究竟是为着什么？说句老实话，我从没细想过。
在我当了相声演员，有了一点小名气后，记者前来采访，我几乎全向他们讲了
底下的一段经历，可遗憾的是他们都没在文章中反映。
粉碎”四人帮”不久，《黑龙江日报》整版地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围绕
着〈三战校门〉的一场阶级斗争》，对《三战校门》的内容及其在省内的影响作了
深刻的批判，而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是我——姜昆。
1975 年，文化部给全国各省市下了通知，准备节目迎接全国曲艺调演。
于是从最基层调演开始，一级一级往上选拔节目，筛选的结果，我和另两位同
志合演的三人相声《大钢连长》被选到全省参加调演。我还担任了兵团代表队的副
队长。
1976 年在到省里汇演的前几天，“两报一刊”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
篡改》的社论，我们当即组织学习。在佳木斯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我一昼夜没睡，
趴在卧铺上写下了三人故事——《三战校门》，内容是根据报刊上的材料编凑的。
写一个贫农的儿子，在“文革”前被轰出了学校，“文革”中又以工农兵学员的身
份进入大学，在1975 年的整顿中，又和学校的领导展开了斗争。为了赶“时髦”，
里面还在许多处用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这个节目一演，就像石头入水激起了波浪。有的大加赞扬，有的尖锐批评，相
当一部分同志则保持沉默。有一位老作家却偷偷跟我说：“姜昆，你太年轻，你前
面的道路还长……”我惶惑了。
以往生活的遭遇，使我逐渐有了不断冷静地分析过去的习惯。我开始考虑我创
作的原始动机，我这个作品的生活根据，我开始怀疑了，怀疑我自己凭空杜撰和几
年来习惯写“标语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