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6-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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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30000精神病医生中的2．1万人，他们大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私人诊疗上；8．1万临床社会工作者，其中大部分人在机构或者医院背景下进行心理治疗工作，可同时其中的一些人也做或者只做私下里的治疗；2000国家颁发了证书的临床精神卫生顾问；2000教区工作人员；还有数目不详的其它人也把自己叫做心理治疗者——这个词在大多数州里没有法律禁用规定——这些人当中有的接受过相当程度的培训，有的完全没有。
所有这些学科里的心理治疗现在处理的病人比任何时候都还要广泛一些。（“病人”这个词是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工作者用的；许多其他的治疗者都把这些人叫做“客户”，以避免“病人”这个词所包含的医疗含义。这些词在这种情形之下都是同义词。）
以前，心理治疗主要用于一些与现实接触没有什么问题，但有神经毛病的一些人，这些人遭受焦虑、恐惧、迷恋和强迫性行为、歇斯底里症、臆想症、起源于心理毛病的身体疾病的折磨——总的来说就是，所有这些人都有神经症。（DSM－Ill，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诊断标准1980年版和DSM－Ill－R，1987年版，里面都省去了作为诊断范畴的“神经症”，以前归入该名下的精神毛病现在都以单独的精神疾病范畴来定名。可是，“神经症”、“神经病”等用词现在在一般的行医者和普通人中间仍然在流行，因此，本书中时不时还沿用该说法。）今天，许多人寻找心理治疗的帮助，为婚姻冲突、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问题、与工作相关的麻烦、孤独、害羞、无法成功和任何可以列在“生存的麻烦”名下的东西——按照1991年有关纽约都市生活问题的一些新闻的说法，甚至包括垒球守卫、扔直线球和击球中无法解释的困难。
另外，一些严重的精神病人，以前都是用长期的温水浸泡、胰岛素或者电击痉挛休克法和甚至脑叶切除术治疗的，很少用心理治疗，因为心理治疗一般也找不到这样的病人。可现在，通过一些精神镇定药物，他们都被带回到了现实之中，并能够得到心理治疗的益处了。在本世纪50年代，足有五十多万人被锁在全国的精神病院里，自从氯丙晴和其它一些精神镇定剂在50年代中期出现以后，这个数字减少了三分之二，只有16万多人。大部分以前被关起来的病人，现在都住在生活区里，他们的精神疾病就在生活区的精神卫生中心里通过药物进行控制和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因此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有过心理治疗体验的人在过去的3O年里增长了近3倍——不过，长期以来，心理治疗一直受人责难，一些人认为心理学是一种假科学，另一些人认为心理治疗只是一种欺骗性的疗法。
有一些人攻击心理治疗的理由是，临床心理工作者和其他一些心理治疗师本人也承认，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更多的是出于直觉，而理性的成分较少，它更多的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许多做学术和研究工作的心理学家长期以来也有这样的观点，即心理疗法不值得称作他们从事的这门科学的一部分。1956年，一位心理学家大卫·贝肯在美国心理学会的出版物《美国心理学家》上撰文说：
在许多心理学者中，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是，临床心理学（即心理疗法）在科学上难以撑持。临床心理学经常被看作是一门艺术，或者，如果评论者态度严苛一些的话，它可能被认为是企图通过神秘方法获取知识，又企图以魔术办法带来疗效。
几年之后，心理学家马文·卡恩和塞巴斯蒂安·桑托斯戴芬诺又在同一个刊物上写文章说，临床心理学“处于一种焦虑、矛盾、不安和自疑中。临床心理学说它是一门科学，然后又说它是一门艺术”。1972年，然后又在1986年，伊·富勒托里用了一整本书的篇幅来说明，心理疗法与巫医和方士差不多，他们是想通过可比较的非科学办法在病人身上获取疗效，而富勒托里本人就是一位精神病医生。
另有一种攻击是1961年由托马斯·沙茨发动的，此人是精神病医生和心理疗法同行中长期令人讨厌的人物。他说，精神疾病是由临床医生纺织出来的一个“神话”，这些人是社会秩序的跟屁虫，他们把一些社会不允许的、有偏差或者独特个性的行为全部定性为精神疾病。
更有另外一些人攻击说，心理疗法工作者们错误地宣称，一些疗法可以治疗很多种的精神疾病，而实际上，这些评论者强调说，它只对有限的几种病症有效。1983年，奥克兰的一位心理学者和心理疗法工作者伯尼·西尔伯杰尔德在他的《美国的退缩》中说，心理治疗法只对少数几个问题有效，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几乎无效或者只有很少的疗效，而且比药物效果差，不如简单地跟朋友谈一谈的效果好。
最近几年，另有一种支持性的评论说，心理治疗法工作者说他们可以处理的若干情形，实际上其根源在生理学方面，不是靠心理疗法可以治好的。
比如，临床（严重的）抑郁症，在许多情况下这都被认为是生物学方面的起因。特别是在老年人的情况下，它经常是与岁数相关的、某些神经发送器平衡失调的问题。抗抑郁药如三环抗抑郁剂、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等可以从化学上恢复这种平衡，消除抑郁症状。
杜勒症状——无法控制的面肌麻痹、咕噜声、咳嗽声、经常不由自主地重复使用粗俗语言——在一些心理治疗者看来是由于深层的心理干扰引起的，而且被解释成具有敌意和肛门意义，可对此，心理治疗者又束手无策。而能够起作用的倒是多巴明（DOPAMINE）抑制剂，这说明，该疾病是由于机体里面多巴明过多引起的。
强迫性赌博和追求其它形式的感官刺激在心理治疗者们看来，一直就是心理治疗治起来比较合适的一些疾病，可是，最近以尿样检查和骨髓活检以基础的研究显示，强迫性赌博者和追求感官刺激的人长期缺乏神经传递物质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据推测，这种缺乏会导致警觉性的下降和无聊感觉，而病人就希望通过危险来驱除——在这种情况之下，大脑会产生额外的去甲肾上腺素，虽然这会使很多人感到极不舒服，可却会使这样一些人感到舒服。
迷恋——强迫性疾病是指一些使人着迷的想法引发的一些毫无意义的行为，如一天洗十几次手，最近，通过PET扫瞄（正电子放射层析X片）技术，人们发现它与基底神经节中的葡萄糖代谢极不正常的过盛有关，基底神经节是大脑沟回与脑叶系统之间的一个地区。克罗米普拉明（clomipramine）原来是作为一种抗抑郁药配制出来的，它可以在几周的时间内很快地消除该症状，很明显，它可以影响大脑轴突处某些神经传递物质的增补。
心理治疗法长期受到人们的质疑，许多人还肯定，它不是科学，最多不过是一种形式的魔术，说得严重一些，它就是一种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解释它快速的成长和广为人们接受的事实呢？有些人提出可以用社会观点来解释：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分隔和异化的时代，我们寻找安慰和稳定感觉的源泉，因此就投向那些为钱而提供它们的人。在一个世俗的时代，心理分析治疗法代替了宗教信仰，它是俗世的僻护所等等。
可是，如果我们见到几位这样的行医人，偷偷听一下他们的临床诊疗，并看看积累下来的疗效证据，我们可能会对心理分析疗法和心理疗法专家的成功得出一个更有实证主义精神而少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解释。
弗洛伊德的继承者：动力学心理治疗者
今天，关于心理治疗法可以总结的几个概括之一是，它几乎没有什么总结工作可以做。到目前为止，有五六种或者更多的方法处于应用之中，其中还有好几百种变化方式。在一个极端是病人躺在躺椅上随口乱语，而心理分析者在旁边不时发几声呓语。在另一个极端，一位嗜酒者身上绑着电线，一当看到图片上的酒巴里有人往加了冰的酒杯里倒酒的时候，他就会挨一次电击。
然而，有关现代心理治疗法，有一个准确的概括是，半数或者更多的心理治疗专家都使用各种形式的动力疗法（也叫做“心理分析方向的心理疗法”），至少有一部分时间是这样的。这些都是以动力心理学为基础的，它认为心理问题是精神内部冲突、无意识的动机和外部要求与性格结构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个概念尽管是属于心理学的，但它的根源，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不是在心理学本身，而是在一位神经学家弗洛伊德碰巧的发现中，即他在用“谈话治疗”处理歇斯底里症时取得的成功大于他在生理治疗或者催眠法中的成就。心理学采纳他的发现和理论时是很缓慢的。在本世纪早期，当心理分析学说在欧洲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中站稳立场的时候，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家都还主要地在进行心理学试验和测量。有些大学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开设了心理学诊所，可这都只限于对有学习困难的儿童进行的测验和培训。心理疗法只是一种异国的、外来的治疗方法，主要在欧洲范围内。
美国医学界在本世纪初采纳心理分析方法时也是很慢的，美国精神病专家们主要处理住院的精神病人，而且几乎全部靠生理方法：捆绑、温水浸泡、练习和体力工作。可是，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大批有战争创伤的退伍军人，一大批精神病专家也应运而生，他们知道，心理分析疗法据说对严重的精神病有非常好的疗效，因此就对它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一些人去欧洲接受训练，当好几位心理分析学院在美国城市开设后，一些精神病专家和其它人开始了分析培训。一些较好些的精神病院，比如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医院研究院，就邀请了欧洲的一些心理分析学家来培训他们的员工。最终，组织起来的精神病医学把心理分析学说变成它们的专业之一，而且，通过其心理分析学会使培训限制在医生之内，不过，只有少数精神病专家去接受过培训，真正用它治病的人也是少而又少。心理学家和其他一些不是医生但希望得到培训的人只得到欧洲去。后来，一些研究院在美国建立起来了，目的是要培训“一般分析师”（非医学专业的分析师）。
在20年代，心理分析成为先锋派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心理动力概念也被心理学权威机构所接受。如我们所见，它们对主题统觉测试的发明人亨利·莫雷及其在哈佛的研究小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30年代，当一些欧洲心理分析学家来到这里逃避纳粹，培训学校也增多起来的时候，心理分析学说就取得了学术运动的地位。
不过，跟欧洲早期的运动一样，它经历了不断的裂变。在30年代，美国的一些心理分析学家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进行了一些改变，而且增加了很多内容，他们使自己与主流的心理分析体距离越来越远。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弗洛伊德学者”，他们编制了自己的系统，设立了一些机构传授自己的学说。尽管他们并没有排斥弗洛伊德动力学理论，可他们在性格发展和精神疾病的解释中，给社会因素和文化的因素以平等甚或更为重要的意义。温文尔雅，具有哲学家风度的埃里克·埃里克森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发展学说我们已经在前面谈到过。极端独立的女权主义带头人卡伦·霍尼是另外一个，还有具有诗人气息的社会改革家艾里奇·弗罗姆，他是逃避纳粹而到美国来的难民。
另一位值得注意的新弗洛伊德学者是精神病学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他是家里惟一的孩子，也是他在上纽约农场区惟一信天主教的儿童。也许因为他的孤独，他对成长期的儿童与照顾别人的成人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性格和行为产生了兴趣。他所创立的动力处理法，即“人际关系疗法”，一部分是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的，可这种方法不是依靠自由联想，它号召治疗者和病人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前者作为一个现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影子人物，病人只向他投射传递图象。
因此，在30年代，由弗洛伊德学者和新弗洛伊德学者们进行的治疗过程，通常是每周三到四次会面——弗洛伊德喜欢6次——至少要进行几年，这样一来，接受治疗的病人就只限于少数一些既有钱也有时间的人。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人数多得多的受过创伤的退伍士兵——1946年，光是退伍军人管理医院就有4．4万住院病人——而且产生了对更大数量的心理治疗专家和简单治疗方法的紧急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