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之形by渥特丝-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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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之形》作者：米涅·渥特丝
一个黑女人安妮的非正常死亡牵连出种族、人性的深刻问题。验尸官断定安妮是死于车祸。发现安妮尸体的目击证人，不满意警方因人设事草草结案，于是挺身而出，却在街坊及警方的逼迫下，举家迁往国外。 二十年后，目击证人再度出击，锲而不舍地重新调查，发现到一个惊人的事实：人人都在“安妮之死”中插了一脚。警方、验尸官、街坊小混混、鬻肉维生的妓女，甚至多年至交都成了帮凶。信件、剪报、医疗报告贯穿全书，借以还原事件真相。背叛、贪婪、无知、恐惧、自私，道出可怕又真实的人性。谁是悲剧的始作俑者？谁又是临门一脚的凶手？
《蛇之形》第一章
我始终不能确定“疯子安妮”遇害是因为她是疯子还是因为她是黑人。那时候我们住在伦敦西南，还记得我在１１月一个潮湿的晚上下班回家，发现她倒在我们房子外的水沟里时的那份震惊。那是１９７８年——那个不满的冬季——那时政府控制不住工会，每天都有罢工，医院不再照料病人，人行道上满是一堆堆没人收的垃圾。要是我没认出她那件格子布旧外套，我可能会对她置之不理，会以为水沟里的那堆东西只是被丢弃的衣服。
她的真实姓名是安·巴茨，是我们这条路上惟一的黑人。她是个身材结实的女人，个性自闭，强烈排斥社交接触，人人都知道她喜欢喝酒，尤其是加勒比海的朗姆酒，夏天常常可以看到她坐在人行道上唱福音赞美诗。她被冠上“疯子”的称呼，是因为她脸上常会出现奇怪的表情，喃喃自语，以一种怪异的零乱小碎步急匆匆地来来去去，看起来像是个小孩在玩“骑竹马，跑得快”的游戏。
她的事情鲜为人知，只晓得她母亲死后留给她一间房子和一小笔独立的收入，以及她是独自过活，与一大批流浪猫住在一起。据说她母亲比她还疯，她父亲就是因为这个才抛弃她们俩。葛兰姆路的一名长期住户信誓旦旦地说，巴茨太太神经发作时会对路人大骂脏话、猛转圈圈像个回教苦行僧，但由于巴茨太太已经死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故事无疑是愈说愈活灵活现。
我一点也不相信，就像我也不相信那些谣传，说安妮在房子里养着活鸡，然后整只连毛直接丢到滚水里去煮，当她自己和那些猫的晚餐。这是胡说八道——她吃的肉是从本地超市买来的，跟其他人没有两样——但她的近邻说她花园里有老鼠，还说她厨房里传来可怕的气味，于是活鸡的故事就这么生成了。我一向都说她家不可能既有老鼠又有猫，但没人要听讲理的话。
这些邻居让她的日子很不好过，老向地区委员会、RSPCA（英国的防止虐待动物皇家协会。——中译注）以及警方举报她。但他们的抱怨没有任何结果，因为委员会不能强迫她搬出她自己的房子，那些猫并没有受到虐待，而且她也没有疯到可以送进相关机构的程度。要是有家人和朋友支持，她或许可以把那些骚扰她的人一状告上法院，但她是个独来独往的人，非常维护自己的隐私。卫生访员（英国上门护理老弱、病患、孕妇的医护人员。——中译注）和社工曾多次白费口舌地想说服她住进照护机构，而本地的牧师每周去敲一次她家的门，以确定她还活着。他这么专程跑一趟，她却总是在楼上的窗子里大声咒骂，但他并不以为意，尽管安妮完全不肯上教堂。
我只是见过她，并非真的认识她，因为我们住在路的另一头。我始终不明白这条街上的人为什么对她怀有这么大的敌意。我先生说这跟房地产价格有关，但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们在１９７６年搬来葛兰姆路时，很清楚自己可以负担得起住在这里的原因。这里虽然有里士满区的邮递区号，但绝对是“在错误的那一边”。这里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兴建的劳工住宅，有两排楼上楼下各两房的连栋房屋坐落在里士满和牛轭湖之间的A３１６号公路旁，在这里买房子的人没有人指望可以一夜致富，尤其是公有房舍还夹杂在私人住宅之间。这些房子的门一律是黄色，很容易辨识，而我们这些自己出钱购房的人看不起它们的住户，因为其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家庭。
我个人认为，从小孩对待安妮的方式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大人的态度。他们无情地取笑她、骂她，模仿她零乱的小碎步，残忍地显示出他们自认优越的权利；然后如果把她烦得抬起头来怒目而视，他们就会吓得尖叫着跑开。这就像是纵狗斗熊的表演一样。他们去刺激她是因为看不起她，但同时也怕她。
当然，回想起来，我希望自己能为她挺身而出，但就像其他保持沉默的人一样，我认定她可以照顾自己。确实，怕她的不只是小孩。有一次我试着跟她说话，她愤怒地对我破口大骂“白鬼”，我就没有勇气再尝试了。之后，有时我走出前门会看到她抬头盯着我们家，但她一看到我就慌忙跑走。我丈夫警告我别再去惹她，我告诉他我觉得她是想说声对不起，但他大笑说我太天真。
她死的那天晚上下着冰冷的雨。我从主路上转进来，人行道两旁瑟缩的黑色树木让雨淋得湿透，使这条街看来非常阴惨。路的另一侧仅有寥寥可数的几盏路灯，有一对男女在灯下短暂停步，然后男的继续往前走，女的斜穿过街道走在我前面。我拉起外套领子遮住脸隔挡刺人的雨滴，走下人行道，跑过大片积水奔向家。
我发现安妮躺在路灯黄色灯光的边缘，就在两辆停着的汽车之间，我还记得当时我纳闷那对男女为什么没注意到她。或许他们选择忽视她，跟我一样认为她是喝醉了。我弯下身摇晃她的肩膀，这动作让她喊出声来，我马上向后退。她倒在那里，双臂抱头，膝盖紧紧抵着下巴，我以为她是要让自己少淋到一点雨。她身上有强烈的尿味，我猜想她是发生了意外，但想到要帮她清理，这让我退缩不前，于是告诉她我要进屋打电话叫救护车。
她是不是认为我不会回来了？是不是这一点让她肯放开她那可怜的头，抬起她充满痛苦的眼睛注视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就在那一刻死亡——后来他们说可能是，因为她的头骨破裂得太严重了，做任何动作都有危险——但我知道我再也不会与另一个人之间有如此强烈的亲密感。我感受到了她所感受到的一切——悲伤、苦痛、绝望、受苦——尤其凄楚的是，她完全茫然不解为什么有人要杀她。我不可以被爱吗？她似乎在这么问。我不仁慈吗？因为我不一样，所以我不太值得活下去吗？
过了许久，警方质问我前后不连贯的零乱语句。巴茨小姐实际上说这些话了吗？没有。她直接指控谁了吗？没有。她有没有说任何话？没有。你有没有看见任何人跑掉？没有。所以除了她那困惑不解的眼神，没有证据能支持你关于谋杀的断言？没有。
我不能责怪他们的怀疑态度。就像他们所指出的，我不太可能准确解读出安妮的眼神。人们很难面对猝死，因为这其中牵涉到很复杂的情绪。他们试着说服我那是在我发现她之后因震惊而引发的过度想像力，表示要提供创伤后压力问题的咨询来帮助我恢复，我拒绝了。我只对伸张正义感兴趣。在我看来，只要将杀害安妮的那个或那些凶手逮捕定罪，我任何残存的震惊都会立刻消失。
但是凶手一直没落网。
根据验尸结果以及警方两周的调查所采集到的证词，验尸官判断是意外死亡。他勾勒出的受害者是一个连清醒时都不太能掌握现实的女人，何况在事发当夜她还喝了大量的酒。她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很高，而且一些经过的司机和好几个邻居都看到她在路上摇摇晃晃。其中一人说他试着劝她回家去，但遭她恶言相向，只好放弃。她的伤势——特别是头骨破裂和左手臂骨折——与遭重型车辆擦撞的情况相符：可能是一辆卡车，驶过时把她撞到两辆停着的汽车之间，再撞上路灯柱。由于当天晚上雨很大，灯柱上找不到任何血迹、毛发或人体组织，这并不令人意外。
没有司机出来承认，这一点也没有引起非议。那时候很暗，大雨倾盆，停放的车辆阻碍了视线，而且街道照明不足。验尸官语带批评地提到，地区委员会的官员让贫穷地区照明不足的街道变成交通繁忙的危险道路。他支持警方的看法，即巴茨小姐蹒跚地走下人行道时，正好碰到驶过的卡车，司机可能根本不知道撞了人。意外发生的时间无法确定，不过巴茨小姐的伤势很严重，不太可能存活超过１５到３０分钟。
验尸官说，这是一个悲惨的案件，突显出现代社会对弱者的照护应该带有强制性。有很明显的证据——她死后翌日警方进入她家时，那房子的脏乱程度；她的酗酒习惯——都显示她无法妥善照顾自己。他认为如果社工和卫生访员能强迫巴茨小姐接受帮助，那么她今日就会还活着。发现尸体的证人指称巴茨小姐的邻居以种族歧视的态度联合起来排挤她，但这一点没有证据，因而验尸官相信这位邻居的行动只是出自对她福祉的关切。尽管同一名证人情绪化地坚持有人故意将巴茨小姐推向驶来的车辆，但验尸官的结论很明确：这是意外死亡。结案……
这件事过后不久我就病了，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我告诉来看我的代理医生说我得了流感，但他诊断的结果是抑郁，开了镇静剂给我，我拒绝服用。我开始害怕电话，路上传来的任何声响都会让我从椅子上跳起来。我丈夫萨姆一开始很体谅，但很快就意兴阑珊，因为我开始睡在客房里，并嚷嚷地说楼下的厕所里有老鼠。不久之后，我患了轻微的广场恐惧症，要去上班是愈来愈困难。我是当地一所综合中学的老师，当我说置身在挤满学生的走廊上让我感到窒息时，我那些工作负荷过重的同事比萨姆还缺乏同情心。几个星期后，我干脆辞职了。
这整件事——从安妮的死到我丢掉工作——让我和萨姆之间有了嫌隙，头几周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对我，然后开始和我母亲电话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他很谨慎地关上门，但在我偶尔还耐烦去听的时候，仍然可以透过薄得跟纸一样的墙壁听见他大部分的对话。最常重复的话是“简直无法相处……”“精神崩溃……”“关于老鼠的妄想……”“愚蠢的发神经，为了一个他妈的黑女人……”“离婚……”
２月，我父母从他们居住的汉普郡开车来。萨姆三周前就搬出去了，到朋友家去睡沙发，我们的婚姻等于已宣告结束。我父亲很明智地拒绝介入，但我母亲抗拒不了替萨姆说话。她那一代的女人相信婚姻是女人幸福的关键，她很清楚地告诉我如果我决心不要萨姆，休想向她和我父亲求援。她挑明，朋友都不再理我，因为我的举动很古怪……我正很快地走向厌食之路……我没有工作……更糟的是，我坚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完全没有寻找新工作的指望。我打算要做什么？我打算要去哪里？
她对萨姆的话照单全收，这点我只表达了轻微的不悦，并建议她这辈子至少可以质疑一回男人的诚实度。这就像是对着斗牛挥舞红布一样。我们不可能谈性——或者说性的缺乏，萨姆真正对我不满的是这一点——因为这在我们之间是个禁忌话题，于是她转而教训我自暴自弃、没有为我勤奋工作的丈夫做顿像样的饭菜、没有认真打扫家里，当然不可避免地还提到我荒谬地执迷于一个黑人的死。
“如果她是我们其中的一分子，那或许还有点道理，”最后她刻薄地说，“但她根本不是英国人……不过是又一个靠社会福利过活的无耻移民，带着外来的疾病到处散播。我们干嘛让他们进来，我实在想不通，而你竟让她危害到你的婚姻——”她突兀地中断。“难道你看不出来你的行为有多可笑吗？”
我是看不出来，但我并不准备跟她争辩。正如所料，我的沉默让她相信她吵赢了，事实上她只是成功地向我证明了，除了自己的意见之外我谁的意见都不在乎。怪的是，她完全缺乏体谅的态度并不令我难受，反而解放了我，因为这让我领悟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经过冷冰冰的盘算后，我同意跟丈夫重修旧好，就算只是为了让我自己有地方住。
三个月后，萨姆和我搬到了国外。
安·巴茨小姐之医疗报告，致验尸官布莱恩·胡珀先生，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２日由开业医生暨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希拉·阿诺德医生（原为萨里郡里士满的克伦威尔街诊所之合伙人），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豪渥司诊所提出。
（阿诺德医生�
